走进新乐文化遗址博物馆，跟初国卿馆长一起探寻“火簸箕”的“前世”“今生”！-米儿火

每次路过新乐文化遗址博物馆，我都要看一眼博物馆正门墙壁上那一幅褐色浮雕画，画中间上部两个新乐人正在制陶，一个在拉坯，悠然自得；一个在划花，神情专注。图的下方是制成的陶器，有斜口器、双耳壶、罐和碗。这幅新乐人的制陶图，让我想起了新乐考古出土的大量陶器个体，那是新乐遗址的震撼发现。

初国卿著《沈阳陶瓷文化史》

世人多知新乐遗址出土了一件世上独有的木雕鸟，但却鲜有人知道，这里还出土了近800件个体陶器。同时考古还证明他们制陶的地点就在其居住的部落中，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具体的窑址。如此数量的陶器，在同时期的部落遗址考古发现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据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介绍：“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陶器大部分集中出土于房址内东北角，少数在四周柱洞附近，又是大小不同的倒置套在一起。这些陶器印纹清晰，像是储备之物。在集中出土骨器的附近，地面上堆放着细沙，这些细沙除研磨穿孔之外，就可能是制作陶器所用的掺合料。一些骨器作为制陶工具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这说明，新乐遗址既是当年新乐人的居住地，也是他们的制陶作坊。曾任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的周阳生先生在《新乐遗址考古发现与发掘始末》一文中说：“二号房址出土陶器的完整程度出乎人们意料，二号房址出土的陶器除个别器物被现代沟打破遗失而外，绝大部分陶器都可以完整地复原，竟有40件之多，这与一号房址出土的近200件个体中仅可修复几件完整陶器的情况，形成明显的反差。二号房址的陶器大部分集中出土在东壁下的北端，其中还发现有大中小三个陶器套在一起的现象，还有些陶器的底部甚至没有使用或磨损痕，很像一个陶器储藏室，其完整程度是遗址发掘中极其少见的现象。”陶器制作出来，一时使用不了，还能储存，这说明当时新乐人的陶器生产已有相当的规模和剩余部分。不仅如此，从这些出土陶器中，更可见出7200多年前的新乐人在陶器制作上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且器型多样、纹饰简约，表现了沈阳祖先高超的制陶技术与生存智慧。

7000多年前沈阳新乐人用火煮食之情形

新乐出土的陶器主要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约占陶器的90%以上，少数为夹砂灰陶和夹砂黑陶，还有极少数的泥质红褐陶、泥质灰褐陶和夹滑石陶等。工艺皆为手制，以泥片接筑法制成，如主要器型深腹罐都是先制底后加壁，可能已使用慢轮。器型规整，陶壁薄厚均匀，内壁压光，外壁通体施纹。大型陶器如深腹罐通高可在50厘米以上，而且器壁仅厚一厘米左右，堪称奇迹。小型陶器如小碗只有残高0.5厘米。这些陶器火候较低，胎质较疏松。

新乐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型多样，有深腹罐、敛口罐、高足钵、陶瓮、陶碗、陶塑、疑似纺锤等。这些陶器大部分都有纹饰，其中主要是压印之字纹和弦纹，也有器型多种纹饰互见，交替使用。在新乐这800件陶器中，最为珍贵的则是俗称为“火簸箕”的火种器，即新乐人贮存火种的器具。

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 ——火簸箕

人类所用的火种最早来自天然火。根据考古发现，在元谋人时期，原始人就会利用大自然的火来烧烤食物，在北京人时期，原始人已经可以引来天然火种，生起篝火，他们对维护火堆有了创新的做法，学会在不用火的时候，用灰土将火堆掩盖起来，让火在里边慢慢燃烧而不熄灭，在使用的时候，就扒开火堆，添加柴草，将火堆引燃。在这种“持续燃烧法”保留火的过程中，古人类从烧烤地附近的土变质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陶器，从而制作了第一个陶制火种器，这样就可以移动火种了。

如今，新石器时代以前的陶制火种器已极为难见。2007年，河南洛阳市文物队在对孟津寨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时，在一座56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基中出土了一件手制的夹砂红陶厚胎器。此陶器呈亚腰桶形，口径4.5厘米，底径9厘米，高12厘米。经考古工作者研究发现，这件貌不惊人的陶器竟是一件用于贮存火种的容器。其实，早在洛阳出土这件火种器20多年前，沈阳的新乐遗址的“火簸箕”就出土了，只是缺乏充分的宣传罢了。

新乐出土的“火簸箕”有6件之多，大体都是敞口、斜壁、小平底，有的斜口呈“凹”形，有的斜口呈“U”形，总体为簸箕状。也有人称其为“斜口缸”，还有学者称其为“簸箕形器”或“异形器”等。这种器形在辽海其他地区如富河沟门遗址、兴隆洼遗址、左家山遗址、敖汉旗四棱山、赤峰西水泉等红山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说明此类器物是7000到5000年前这一地区原始居民的常用器物。

“中国博物馆日”，沈阳的大学生到

新乐遗址博物馆体验考古发掘（资料图片）

新乐遗址出土的“火簸箕”大都是1973年第一次试掘和1980年第三次抢救性发掘时发现的。典型的高31厘米，一侧斜口如簸箕，口沿外侧作两条之字纹带。“火簸箕”大多发现在“边灶”旁，这为“火簸箕”的用途研究提供了新线索。考古学界在“火簸箕”的用途上常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盛水的，有的认为是采果的，还有人认为是当簸箕或撮子用的。由于“火簸箕”发现在火塘边，可进一步证明这类器物是用来移置火种或撮灰之用的，所以学界通俗地称它为“火簸箕”。关于“火簸箕”的用途与意义，姜念思先生在《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概述》有过精确的论述：“新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是一种器型很独特的器物，其功能推测是用来保存火种的。与此相似的器物还发现于辽西的红山、富河和小河沿文化，在吉林左家山遗址中也有出土。但上述文化的年代都晚于新乐文化，说明它们的斜口器可能源自新乐文化，由此可见新乐文化的广泛影响。”

类似“火簸箕”这种火种器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人类贮存火种的容器，它具有便捷、实用的功能，不仅降低了火灾发生率，并有助于火种的到处挪动。而新乐遗址出土的“火簸箕”，其簸箕形设计更有利于火种的贮存、移置与播撒，同时这种红夹砂陶还有耐高温等特点，因此在人类用火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当年，保温隔热形似簸箕或是撮子的陶制火种器，每当要生火做饭时，新乐人都会从部落的火种堆或者是火塘中取火，然后分散到每一人的家里。取火的过程精细而神圣，人们将斜口器对准火塘底部放下，当然，人们取火的地方，也可能是正在燃烧的火堆，也有可能是燃后未灭的柴灰堆，或者是公共保存的火种堆，取火者左手推掌住斜口器，右手用火棍从火塘中将火种拨进斜口器。宽大的器口正好利于火种的拨进和撮取。不管是燃烧的火炭还是柴灰，都可以一股脑地撮进或拨进斜口器，不管是面对正在燃烧的火堆还是已经是炭灰的火塘，都可以轻易填满斜口器。或许，为了保证火种能够点燃家里面的火塘，还可以利用“火簸箕”的造型，来对火种进行一下筛选。

新乐遗址博物馆景观

我们可以想象，傍晚时分的新乐，天边的云霞漫天，部落里的每一家，都由最重要的人手持斜口器取回对于每个家庭都十分重要的火种。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火种带回家中。家里的火塘里，已经堆满了干草和树枝。很快，古浑河北岸，飘起了袅袅炊烟，这宁静而安详的画面，是我们这座城市祖先们的日常，从7200年前开始，延续了不知几百上千年。这古老的传递火种的“火簸箕”，传递的不仅仅是温暖，还有人类的繁衍与生息，更有这座城市的文明与光明。以至于今天奥运会上神圣的火炬传递，开幕式上的主火炬点燃，也是对火种的敬畏与崇拜。这些，都可以从新乐的“火簸箕”里找到最古老的传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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