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地区考古发现记略

刘伟

沈阳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解放以后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简略记述于下。

沈阳新乐遗址（沈阳新乐遗址简介）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沈阳市区北部，北陵公园以西，新开河北岸发现五处。1974年10月以来先后几次对新乐电工厂宿舍区进行试掘，认定是一处上下两层堆积的古代遗址(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我们将下层堆积定名为新乐一期文化。C14测定距今6800年，是目前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个文化遗址。

新乐一期文化以细石器、篦纹陶为代表，房址为半地穴式圆角方形和长方形。较大的一座近100平方米。陶器是以压印的篦纹深腹罐、弦纹罐、篦纹斜口形器为特征，陶质绝大多数为夹砂红褐陶。石器，包括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石质多采用燧石，玉髓、碧玉、沉积岩和辉绿岩。

新乐一期文化还出土了以抚顺特有的煤精制成的耳形、圆泡形、球形艺术品，这批煤精艺术品的出土，将我国煤精工艺史提前了几千年。

1978年，新乐遗址的第三次发掘时在一期文化的房址中，出土了一件木质鸟形雕刻品。它刻工十分精细，刀法流畅，可见早在7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有很高的雕刻艺术水平了。

另外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炭化的谷物，结合石器中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可以证明这时农业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新乐一期文化，有别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这一文化不见红山类型的彩陶和石犁，可以说明新乐文化当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较之新乐一期文化稍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新民县偏堡子发现了附加堆纹深腹罐与细石器共存(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新民偏堡沙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

新乐(上层)二期文化与新乐一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别，是以磨制石器和素面陶三足器为特征，并且在这一期文化同类型的两个地点发现了青铜斧和青铜环首刀。陶器有鼎、鬲、，说明沈阳地区的古代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年代大体上在商周之际。

新民县高台山墓地的发掘，是近年来的重要收获之一。墓地在腰高台山脚下，分布较为密集，墓葬是单人土坑竖穴墓，墓地西部的墓葬排列不一，东部则井然有序，葬式均为侧身屈肢葬，在人骨的脚下随葬陶壶和高足钵，C14测定为距今3370年，年代也应在商周时期。

郑家洼子在沈阳市区的西南部，自1958年春至1965年先后在这里发现了三组青铜器(包括青铜短剑)。6512号墓(沈阳故宫博物馆等：《沈阳郑家洼子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1期。)是青铜短剑墓中较大的一座土坑竖穴墓。墓中葬着一老年男尸，随葬有铜器、陶器和骨器，分为兵器和生活用具。

这类墓葬分布在我国的河北、辽宁、吉林等地。以前由于资料不足，缺乏共出的陶器，研究难以深入。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的发掘为这类墓葬的分期、族属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资料。

战国秦汉时期沈阳属辽东郡，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有1958年在南市热闹路清理出的一座战国墓，出土了陶鼎、壶、盘等；并且在沈阳的东郊、苏家屯区、辽中县出土了刀币和布币，其中有燕国的明刀钱、襄平布，赵国的安阳布，韩国的长平布，这些发现为研究沈阳地区战国时期的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资料。

汉代的城址和墓葬，在沈阳有大量的发现。1960年10月在沈阳与抚顺之间的上、下伯官屯和市内大南、小南发掘了一批汉魏墓葬，全部砖室墓，其中有单室墓、双室墓和多室墓(《沈阳伯官屯汉魏墓葬》，《考古》1964年第11期。)，全为楔形砖拱券，成船棚形。随葬品中有铜镜、铜钱(五铢、大泉五十)、铜镞、银指环、银簪、铁镞、陶釜、陶井、陶勺、陶水斗、陶罐、陶钵、陶奁、陶耳环、陶瓶、陶案、陶豆、陶灯、漆奁、漆盆等。

1973年先后在沈阳故宫、沈河区公安分局院内发现了战国至汉代的居住遗址，出土了一批建筑材料、生活用具。陶井、砖井的发现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已有相当的技术建造深水井，是否就与候城县有关(中华地图学社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汉代的候城县划到了沈阳东郊，我们认为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待于今后的调查和发掘来确定)，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讨论。

还在东陵区的伯官屯发现了汉代的铁叉、铁锄、铁铧等。

辽代沈阳是东京道的沈州。沈阳故宫院内辽代遗址中，出土了陶扑满、陶壶、陶灯座、陶俑、陶笛、棋子等，建筑材料有螭吻、板瓦、门枕石，还有石臼、石杵等。

1956年拆除沈阳市内大北门与小北门之间的白塔。该塔建于辽乾统七年至八年(1107～1108年)，在地宫中出土了铜佛像、铜炉、铜镜、铜钱、小银塔、木塔、香泥小葫芦瓶、瓷罐、石函、铁盒、铜盒、银盒、鎏金盒。石函是一种葬具，在石函盖侧面刻有“沈州”二字，进一步印证了历史上辽代沈州的位置。

新民辽滨塔村的辽代城址，出土了三件极其珍贵的石雕，采用砂岩，雕工精致，造型优美，体态逼真；其中两件为石狮茵镇，一件为龟形砚。茵镇狮子卷曲身躯，回首伏卧在圆形盘座之上。龟砚中的龟首高昂，转向一侧，背负三曲簸箕形砚，砚底部与龟背相连。

辽代辽阳地区的砖室墓、石棺墓(多为骨灰葬)，与当时佛教的盛行有一定关系。石棺上常刻有死者的姓名、官职及葬期。沈阳市第十七中学院内的辽代圆形砖室墓，棺床上放有一石棺，棺盖上刻有“辽州观察判官儒林郎试大理直云骑尉胡化墓”铭文一行，盖下侧有“重熙七年戊寅岁十月甲子朔丙子日葬”四行铭文。重熙七年为1038年。

金元时期的遗物，沈阳地区以窖藏居多，除有铜器(包括法器)、生产工具、陶瓷生活用具外，还窖藏有铜钱，如新民红花岗子出土了1缸铜钱，其中自汉唐至宋金的铜钱计100多种，十数万枚，重量达1000多斤。

1963年在沈阳市内的钟楼附近，发掘出土了元代城隍庙石碑一甬，为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年)立，碑文中有“沈阳路”三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记录了沈阳这个名称。

元代在东北开辟了驿路，新民县张家屯出土了一颗“沈州蘸(站)印”的铜印，并錾有“尚书礼部造，至元七年二月”(1270年)等字。沈州是东北与关内的交通枢纽，设有驿站，这颗铜印的发现，对我们了解元代交通状况是极好的材料。

元代在历代烧瓷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工艺——青花、釉里红，开后代青花瓷器的先河，青花瓷器在明清时期畅销国内外。沈阳市皇姑区光明街出土的一件青花大盖罐，颜色略显灰暗，有的地方衬托以黑色的斑点，器形较大，胎骨浑厚，可以说是元代瓷器中的一件优秀作品。

1967年，我们发掘沈阳明代旧城九门址的时候，发现有石刻门额一块，上面刻“镇边门”三字，门额上款“钦定备御督委官李新芳……”下款“万历二十四年七月……重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沈阳地区的大量考古发现表明，在这块土地上，文化传统不仅渊远流长，而且丰富多彩。出土文物中不仅有大量生产、生活用的器具，而且有许多艺术品，表现了历代沈阳人民高超的技艺和智慧。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讲述这座古城的过去，鼓励我们建设好沈阳的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