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湘西草堂。

■编者按

重新发现、解读、传播王船山

这是一场卓绝孤苦的生命书写，磨血式的精神殉道。一介山野书生，数十年深藏于衡山脚下的草堂，奋笔疾书，朝夕不倦，以至虚弱到手不能提笔，腕不胜研磨。没有纸了，就写在账簿上、香火纸上。没有墨了，随手注上一些药汁又接着写下去……他写下的1000多万字，一字一句蘸满血泪。其迸发的精神与思想，如惊电雷霆涤荡民族灵魂，续接中华文化慧命。

一位湖南人的名字，因此铭刻于史册。

船山先生王夫之，毛泽东眼里的“东方黑格尔”。今年，是他诞辰400周年。

他生前曾预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身后一百多年间，他籍籍无名。但船山之学，正成为中华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大业过程中的显学。重新发现、解读、传播王船山的文化接力，已绵延300余年。

船山先生是中国文化中特立独行的思想重镇。他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更是湖南的骄傲！

船山先生的价值与作用，并不在他活着的时代，而在他被“发现”的时代。

身为湖南人，不可不知湖湘先贤船山先生的人生故事、思想精华、精神特质。本期湘江周刊，我们用两个专版的超常篇幅来纪念湖南的这位伟大先贤，探寻王船山的历史与当代意义，讲述船山著作的出版历史，推荐面向大众解读船山的图书，以期致敬先贤、温故知新，助推新时代湖南文化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船山精神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龚旭东

今年，是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船山先生是中国传统思想史、哲学史集大成者，近代启蒙思想先驱，湖湘文化继往开来的优秀代表，反思船山对明清以来湖湘及中国历史的重要价值，对当代湖南、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应该是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的题中应有之义。

曾经陪同一位北方朋友参观岳麓书院，特地带他去书院内的五所祠庙拜谒濂溪等理学先贤，特别向他介绍了船山祠及王船山的自撰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朋友一见此联即大为叹服，敬佩不已，此后一路上不断念叨。

船山的自撰联，将他一生行为与精神的特点——原道、践道、殉道——表述得淋漓尽致。船山人格魅力于此联即可见一斑。

原道：“六经责我开生面”

明代湘人以尚气为一特征，但缺乏宋代湘人之原道精神。尚气易于走向极端，流于任性使气，于是常常浮躁而虚谈，缺乏宋代湘人潜沉而充实的原道精神底气，这也造成了后世湘人性格中容易冲动、任性霸蛮之弊。故在思想文化创见和原道精神方面，明代湘人远不及宋代湘人来得有气魄、有魅力。这种状况在明末清初有了一个巨大的改观，使得湖南文化有了异军突起和惊世骇俗的大突破、大建树，继承并超越了宋代湖湘学派传统，更给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带来了震古烁今的大整合、大创获。

造成这一思想文化奇观的，就是王夫之船山先生。

王船山身处“天崩地坼”的明末清初之际，以一介书生而投入反清复明斗争，失败而归于失望。迸溅的鲜血，困厄的危局，萎靡的士林，疲惫的民心，使他创巨痛深，遂长期隐居，发愤著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数千年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作溯流穷源、追根究底式的研究。他的原道，绝非单纯的学术文化之思，而是在民族文化危亡的紧要关头而作的发愤之思，他探寻民族文化衰弱萎靡的原由，力挽民族文化之颓败与消亡，重振民族文化之血脉，这从根本上使他的思考与探寻具有了经世致用的本质底色、空前的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

王船山年青时代肄业于岳麓书院，传承了“求仁履实”“经世致用”的湖湘学统，并创新发扬。他特别批判明代陆王心学的浮夸虚谈、不务实际，认为其狂妄流害是大明汉民族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奋然自异，浩然独往，上承周敦颐、胡氏父子（胡安国、胡宏）和宋代湖湘学派，下启陶澍、曾国藩、谭嗣同和近代湘学，在邪说四起、正学不张的社会氛围中，审察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兴亡、政治得失及儒释道诸种文化的内在利弊，以空前充沛的理论勇气和辩证创造精神，否定之否定地推求、阐释、超越、刷新了中国儒学文化传统，力求从根本上为民族及民族文化的自立、自为、自新、自强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根基。他的思想博大而精微，明道而致用，体用两洽，由哲学辐射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可谓“尽告民之所知而知无不至，乃以集大成而为大成”（船山评价孔子语）。梁启超在论述湖南学风沿革时，说他“以孤介拔俗之资，沉博多闻之学，注经论史，评骘百家，著作等身，巍然为一代大师”。

王船山的忧患意识、明道致用、批判创新、兼容并蓄、博大精深……使他在众多方面达到并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思想文化的最高水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哲学集大成的、百科全书式的批判继承者、总结者、终结者、发扬光大者。同时，也成为了湘学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

践道与殉道：“七尺从天乞活埋”

船山之原道精神，即“六经责我开生面”；船山精神的另一大要点，乃是践道、殉道，即“七尺从天乞活埋”。

王船山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与古典哲学史上的贡献与意义，不仅在于集大成，更在于“开生面”，以当今的话语言之，即整合之后的创新、开拓：他全面批判并刷新宋儒以来的原道思维理路，上溯直入先秦儒学的内核，旁及释道，将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烩于一锅，猛火爆烹，慢火细熬，创制出自己视通古今、胸罗万象的新菜式。因而，“六经责我开生面”之语实非虚妄狂言，而是真正以身践道、殉道，真可谓千古一人而已。

船山的殉道精神，感人至深，亦非常人可及。在清初政治高压、避祸乡间、饥寒交迫、体弱多病的境遇之中，在长夜孤灯、友朋隔绝、情志悲愤的长期孤独寂苦的心境里，船山以艰苦卓绝的心力，燃烧自己的生命，接续民族文化的命脉于存亡断续之间、未死方生之际，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代理学大师张载语）的慈悲苦修大愿心，殉其文化理想之道。这样的殉道，其艰难苦楚绝非语言所能尽述，唯船山自己所下的绝誓“活埋”二字可以略表。张载之语，宋以来儒者（包括现代新儒家们）多以此自励或自任，而真能当之者实在罕见，船山先生庶几于近之矣。

船山74年的生命中，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以自我“活埋”方式殉中国文化之道。他遍批古经，审视历史，著述不已，著作近百种，上千万字。自古仁人志士殉道的方式甚多，并非只有杀身成仁之一途。知耻近乎勇，力行近乎仁，船山知民族之大耻而力行文化复兴之伟业，确具仁勇之美德。他的殉道，同时即是原道与践道，他不是在流自己血，而是在磨自己的血作墨来书写复兴中国文化之书。他以“磨血”的方式，蘸着自己的血肉生命，咀嚼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积存，在切肤揪心的痛感中，荡涤其中的沉渣与浮沫，激活民族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与再生之见力；他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潜沉下去，深入到民族灵魂与民族文化的最基层，从整体上实行庖丁解牛式的审视与发现，在更高的层面上激活与创新民族文化，张扬民族灵魂。

船山先生的这种精神血拼式的殉道，涤荡了民族灵魂，振作涵养、激扬了民族复兴的士心、士气，凸现了精神层面和文化建设上的经世致用特质。“六经责我开生面”这种精神上扎硬寨、打死仗的心气、意志与威势，“七尺从天乞活埋”这种甘于寂寞孤苦的沉潜执拗心态与决绝精神，正是湘学气质与湘人精神最集中、最特异、最生动传神的体现。

船山去世后著作散佚，极少刊刻，一百多年间少有人知其姓名，可说是“活埋”之后更遭“雪藏”，但其精神不死，浩气长存，一遇春机即萌生气，时间愈久而流光愈显，成为在整体上终结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开启湘学新时代和中国思想文化新气象的转折点。

继往而开来：“吾书二百年后始显”

船山对新时代新气象的开启，首先在于他对后世湘学学风的启蒙影响，他将原道精神与经世致用的践履笃行结合起来，确立了明道济世、求仁履实、体用合一、不囿成见、兼容并包、与时偕行、通变求新的湘学传统，后世层出不穷的湘籍人杰无论宗党倾向，皆同声称颂，无不对王船山倾心仰慕，对其思想学说争相学习以为己用，对他代表的湘学学风无不崇奉笃行。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正可见出船山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船山生前曾预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从康熙六年（1667）船山穷居深山专事著述开始，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正好二百年。船山的影响遍及乾嘉之后的湖南士林，并在陶澍之后各湘籍人才群体的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陶澍、魏源、邓显鹤、欧阳兆熊、贺长龄兄弟、汤鹏、唐鉴、刘人熙、欧阳中鹄、王先谦、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谭人凤、禹之谟……以至于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等新一代湖南人杰群体，无不受到船山的影响，并将船山学风发扬光大。

船山对近现代学风的滋养、激励、普及开来，进而影响到近现代的湖南民风。自古蛮荆之地湖南的民风，因船山精神与学风真正得到了理论的滋润，使湖南人在近现代以来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都有淋漓尽致、壮烈如歌的历史作为与贡献。

真正的文化思想者常常孤独。如何让他们不再孤独……

秋日，来船山故居湘西草堂拜谒，心中有难以言说的感动与感慨。

堂屋里，船山像两旁那副“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自撰联是赖少其先生书写的，赖公特有的金农“漆书体”古拗朴拙、奇崛遒劲，极好地表现了船山特有的遗世独立、孤介超拔、傲视苍穹、不同流俗的性格，这使我十分佩服和感谢当初请赖公书写此联的那位不知名的先生。草堂的守护者对我说，许多参观者不喜欢这副对联的字体，认为“不好看”，我有些苦涩地笑了——他们并不懂得船山——真正的文化思想者常常是孤独的，这是他们的命。草堂门前有两棵古柏，在风水上说颇不吉利，草堂守护者告诉我：船山最不信邪，偏要在自家门前种上两棵柏树，以证其非。这就是船山。有这样的精神、胆识与勇气，方能成为旧时代、旧文化的终结者与新时代、新文化的拓荒者。

我的眼前，是从草堂带回的一块当年老砖，灰青如铁。它让我想起那位数十年如一日“活埋”自己而孜孜于原道、践道、殉道的老人。其实，四百年来，中国受惠于他的很多、很多。我们都受惠于他，但我们对他的了解和理解还很少、很少。

“道莫盛于趋变。”然而，道之变里，亦必须有不变的坚守不移在。思之审之，这不变即应是船山式的原道、践道、殉道精神。发展与创新当代湖南文化、复兴与振兴当代中国民族文化，必须要以这种原道、践道、殉道的精神为基底。这，正是王船山精神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船山之学，应该成为振兴湖南文化和民族复兴大业过程中的显学。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日报湘江周刊主编）

呈现和发掘王船山在21世纪的生命力

黄守愚

如何理解和概括王船山的思想

王夫之，世称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是中国近现代精神领袖、湖湘文化精神领袖。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说：“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侯外庐说：“他在湖南山洞里著作有那样大的成就，我们不能不钦服他可以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孤处乡村著书立说并辉千秋。”

不同的学者可以从船山著作里读出不同的思想。我反复琢磨，最终确定可用24个字概括王船山的思想：天下为公，黄中立法，乾坤日新，成均仁义，存神作圣，全生全归。

天下为公可谓之天下主义，为世界主义、全球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黄中立法，是指担当天下责任，以仁义立法，呈现良心，确保天道正义。王船山推扬圣人精神。圣人精神是科学精神和仁义精神的统一体，其表现为知识上升为良心，仁义统帅理性。乾坤日新，是指人应当效法乾坤日新之德。成均仁义，指虽然世界不均而不测，但要运用圣人精神，因时创造仁义，制器立法，重立乾坤，成均天下。存神作圣，指存储更多的内外之“神”（动力、法则、理性、德性），争作圣人，证成天道正义。人人皆有作圣作祖的可能，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全靠个人努力。此即康德之“自律”。全生全归，是指通过存神而全备完美地生发生命的良能，达成道德目的，实现义命合一而不朽。王船山学说贞生安死，为人类建构了一套完备的价值体系，是安身立命之学，亦可谓安心之学。

对于船山精神，要先“照着讲”，并在21世纪“接着讲”

我主编《王船山语要》，历时两年，力求呈现王船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原王船山的逻辑思路，解释王船山为何如此思考问题。

王船山在批判、重建中国文化的时候，认识到了“发生学”问题。他虽然处于“古典科学”时代，却有“现代科学”的思维能力，认识到了“思想”基于知识、技术的“底盘”。因此王船山重视圣人传统、圣人精神，要求扩充知识，建构专科知识系统，知、能日新，再由事实判断上升到价值判断。我们要顺着王船山的逻辑思考现代新问题，如公民精神、全球伦理等，整理对现代有启发意义的船山语录，呈现和发掘“新王船山”在21世纪的生命力。对于船山精神，先要“照着讲”，并在21世纪“接着讲”，造前人未造之境，呈现今人的创造能力。

王船山在湖湘文化、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学术界认为王船山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高峰，与西方古典哲学最高峰黑格尔是双子座，我倒觉得王船山与康德在普遍主义方面有相似性，康德讲“世界公民”，王船山讲“天下公民”，不过，王船山更讲“人物一体”，为万类立法，比康德更有超越性。就思想的广博而言，朱熹、王船山并驾齐驱，但就思想的深邃性、前瞻性与逻辑的严密性而言，王船山后出转精，在朱熹之上。因此，在中国文化史上，王船山是一座最高峰。

在当代学习船山思想要有一个科学态度

王船山是近现代中国文化、湖湘文化合法性的依据和渊源。其思想在他生前没有广为传播，身后长期被冷落。1839年邓显鹤刊刻《船山遗书》后，王船山的思想逐步走红海内外，成为辛亥革命的理论依据，对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王船山被尊为中国近现代精神启蒙的先驱，也被洪门尊为五大始祖之一。

在当今时代，学习王船山的思想要有一个科学态度，因时制宜，不能刻舟求剑。王船山的思想内容博大，如何学习也要因人而异。学习王船山，在于学习王船山的真精神，也即圣人传统和圣人精神。圣人精神，即呈现良心，是天道正义。譬如人工智能、转基因问题至今争论不休，都有待于圣人精神的澄明。在王船山看来，人实负有关照万类的责任与使命，“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在于对天下负责，证实天下的良心。因此，对于当今中国人而言，有两个问题迫在眉睫，一个是重建中国文化，一个是天下一体化。这是王船山思考了一辈子的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重建中国文化，要解决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天下一体化，要解决世界大一统的和平秩序问题。读王船山的书，了解王船山在当时解决重建中国文化、天下一体化两个问题的逻辑思路，再回到现实，思考如何在当今因时制宜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作者系文化学者，《王船山语要》主编）

学者论船山思想的当代意义

船山哲学在今天可以作创造性转化，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如在知行关系上，船山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合一观。他批评当时一些学者“离行以为知”，或者沉溺在训诂、辞章之中，或者逃避现实，身心如槁木死灰。他十分强调“行”，强调实践及其功效。今天，我们也面对着知行脱节的弊端，重新诠释船山重实行的主张，具有现实意义。

又如，在伦理学方面，“理欲关系”涉及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伦理规范与人的感性欲求的关系问题。对此，船山强调的是“欲中见理”，突出了欲与理的统一性。“天理寓于人欲”的思想在今天也具有积极意义。

—— 郭齐勇（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王船山是伟大的爱国者。坚持民族主义，坚持民族气节，是贯穿船山一生的红线。他对近现代中国最大的影响也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以一些学者称船山是“中国近现代的精神领袖”。杨昌济在1914年湖南船山学社成立时，把船山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转换成了现代爱国主义思想，使之继续发挥其应有作用。这种认识，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船山在理论上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强调华夏与夷狄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如将夷夏之辨提高到古今之通义高度。船山有“三义”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所谓“一人之正义”，即对某个地方割据势力效忠；所谓“一时之大义”，指对一朝一代的君主效忠；所谓“古今之通义”指对整个中华民族效忠。只要人类社会还是按地域划分为国家，人们在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时，总会遇到“三义”的问题。因此，船山的“三义”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

—— 王兴国(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

船山整个历史哲学的中心思想，即在指明天道的公正不爽。船山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二书，透出了他个人忠于民族文化和道统之苦心孤诣的志事，指示了做人和修养的规范。可以说他书中每字每句都是在为有志做圣贤、做大政治家的人说法。

——贺麟（著名哲学家、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