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愚 岭南学府

王船山语录序

黄守愚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南岳卖姜翁。晚年隐居湘水之西石船山下，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其为船山先生，世称王船山。他是证成世界的湖湘文化代表人物、中国文化代表人物。

一、王船山在近现代

谭嗣同称颂王船山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中国近现代史也果真如此！

在清末民初，电闪雷鸣，各省走在时代前列的先知先觉们以王船山名义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尊黄大潮，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书写了中国近现代史，而将王船山谓之“近现代的精神领袖”，并非过誉之辞。宣统三年（1911），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以史可法、黄道周、倪元璐、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志士仁人作为民族复兴的精神领袖。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认为，王船山夷夏大义是辛亥革命成功的理论之本，“当今之世，卓然而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人而已。”

当时的湖南人以王船山的名义“主持”书写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杨度《湖南少年歌》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因此，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美国学者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对此也有揭示。

王船山是由近现代湖南人推举出来的精神领袖。陶澍、邓显鹤、魏源、唐鉴、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龙璋、禹之谟、刘人熙、杨昌济等世代相继地推崇王船山，创造了一种新传统。邓显鹤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先后刊刻《船山遗书》，郭嵩焘创办城南书院船山祠、禁烟公社、思贤讲舍，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船山学报》等，为传播王船山思想提供了“田土”。唐才常与谭嗣同被誉为“浏阳双雄”，二人同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言必王船山。谭嗣同遥尊王船山为道统真儒、救国救民的天雷，并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不仅自己遥继王船山，而且还进谏乃师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遥继王船山。杨毓麟《新湖南》说，“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受湖南人的影响，王船山思想迅速在海内外发酵，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文人学子追求通博，无不手读《船山遗书》。如儒商领袖张謇最迟在同治十三年（1874）已成为王船山的粉丝，时年21岁。浙江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9岁开始跟从外祖父朱有虔读书，自幼熏蒸王船山的夷夏大义。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知府林启开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王船山《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是指定必读书。浙东三杰之一的宋恕在这一年写给《经世报》“权主笔”胡童的信中认为，王船山《黄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可同时出版。梁启超受谭嗣同影响，认为王船山、黄宗羲推尊民权，难分轩轾。庚子（1900）之变后，湖南人在上海出版《黄书》与《黄帝魂》，从此海内外兴起一场尊黄大潮，王船山的夷夏大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在清末民初，读王船山的书是一大时尚，而一个有志之士没读过王船山的书，那是莫大的耻辱。

与此同时，在海内外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的洪门，至少在清朝末年推崇殷洪盛、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为五大始祖。黄兴、孙中山、秋瑾、谭人凤等人都加入了洪门，那么应当祭拜过王船山。据朱琳于1940年写成《洪门志》，1947年正式出版，被司徒美堂称作“洪门圭臬”。该书《香堂总令》中说：“始祖只留五个人，一个一个说分清。一名本是殷洪盛，傅青主是第二名，三名本是顾炎武，黄梨洲是第四名。五名本是王夫之，反清复明大举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署名为“勇立”的作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王船山学说多与斯密暗合说》 的“社说”, 将王船山的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王船山的经济思想“与斯密生计自由之说，真若无毫发之差者”， 并推崇王船山是“我国最大之计学家”，与亚当·斯密东西辉映。英文economy，即今日所谓“经济学”，严复认为应当翻译为“计学”，而梁启超则翻译为“生计学”。“我国最大之计学家”，即我国最大之经济学家。苏商领袖张謇与湘商领袖朱昌琳、禹之谟、龙璋、范旭东等都尊奉王船山为精神领袖，一生实践王船山的思想，尤其是张謇可谓近现代商界第一圣人。

检索清末、民国时期的史料，受王船山影响的人估计有几千万，目前可知有诗文传世的各界名流上千人。王船山是一部百科全书，对后人的影响力远在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之上。

二、王船山的天下成均

胡适熟读《船山遗书》之后说，王船山的圣贤豪杰思想，与尼采的超人学说相似。也不可否认，胡适的《不朽――我的宗教观》一文胎息王船山的生死学。

1936年秋，张岱年发表《中国哲学之活的与死的》，认为王船山、颜元、戴震等人的“事学”是最接近现代思想；其宇宙论与人生论，比较上最为正确；足为将来新哲学之先驱。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侯外庐认为王船山是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思想家，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王船山既引导了熊十力走向革命，又命令他创建现代新儒学，并开枝散叶到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熊十力认为，王船山崇尚宪法民主的理学家。此两论都引发了萧箑父、许苏民等人的共鸣。

嵇文甫认为，王船山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扶持正统。而陈来将王船山定位为“儒学正统的重建”，端正中华文化的生命方向。

大致可以说，王船山是宗师张周，修正程朱，反佛老，反陆王，重建道统，在反、修、建的过程之中建构出了一套具有现代性的新儒学体系。王船山之历史地位，不在朱熹之下，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者。对于未来文化而言，王船山是各种理论的先驱（先知、先导）、道乳。

王船山自题联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乞活埋”，典出《五灯会元》，是以一大事因缘出世，作圣人，当开山祖师。此联的意思是：儒家的六经责令我创新，开辟世界未来文化；“吾生有事”，我七尺男儿从天上来到人间是负有使命的，乾健坤顺以洽合天道，作圣人，当开山祖师。可见，虽然王船山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失败，但是有高等自信，并且也实现了其理想！可谓在现实的失败之中实现了人生的成功！这是大智慧！

概括王船山的思想，让大众一眼明了，可用两个字，曰：成均。王船山认为，天人合一之时，阴阳平等自由，是太和；天人相分之后，天地之数五十五，阴数三十，阳数二十五，阴阳之数不均，因不均而不测，变化无常，使人恐惧不安。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均，追求成均；不测，追求可测。成均，即均势制衡。可测，即明诚同一。成均是创造仁义，制器立法，重立乾坤，均势制衡，各安其分，各正性命，证实天道正义。因此，王船山说：“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阴阳变动不居，日新日日新，成均应当基于实情。成均也是辩证的，会因时反转。成均基于不均，反之又反，不均即成均，成均即不均。

如果全面、深入阐述王船山的思想，需要几百个字，但如此则难以让大众记得住。从几十个字到几百个字，再到几十个字，我是反复拈提，最终确定二十四个字：天下为公，黄中立极；乾坤日新，成均仁义；存神作圣，全生全归。

天下为公，是指宇宙为实有，万类一气，平等自由，同有一个地球、宇宙，群龙无首，自负其责，各正性命，这是“公”，可谓之天下主义。此说为世界主义、全球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王船山不仅继承了孔子“天下为公”、张载“民胞物与”、程颢“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还提出了“人物一体”思想，即公有、公治、公享的天道正义论。在达成此目的之前，民有、民治、民享，公羊学之“中国”对天下负责，相协万类。王船山认为，民，为公民；物，为公物。一个“中国”人，既是“中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更是天道（天下）公民，对天下负责。当然，一本万殊，一本是为公，万殊是自治。不同而同之，天下大同，既尊重分殊（差异），又建构理一，“王者无外，无远近，大小若一”。

黄中立极，是指担当天下责任，以仁义立法，确保天道正义。“黄中”，语出《易经》。王船山《黄书》以“黄中”为黄帝之德，为仁爱之德，也即圣人精神。圣人精神是科学精神和仁义精神的统一体，其表现为知识上升为良心，仁义统帅理性。立极，即建中，即道学开山祖师周敦颐之立人极、康德之“立法”，建立具有普遍性的法则。人人都有立极的可能，也应当为自己立极，这是上天的使命。黄中立极，即建黄中，以圣人精神立仁义之法，澄明天道正义。惟有公羊学之“中国”，具备圣人精神；黄中，即公羊学之“中国”。可知，王船山是一个立法者。

乾坤日新，是指阴阳并建，无内无外，无始无终，日新日日新，而人应当合天，效法乾坤日新之德。乾坤即阴阳，是气的两种属性，分阴气、阳气，是构成宇宙的两种质料，又合为一气来呈现。阴之性，收、生、杀、降等；阳之性，开、伸、长、升等。阴为虎，阳为龙。阴阳自由平等，相峙并立，相反相仇，相倚相涵，互藏其宅，无畛有均，相背相通。可用矛、盾或女、男来形容阴、阳，具有普遍性。但是，阴阳之数不均，造成了不平衡，必须制器立法以成均。乾，为健、知、德、虚，坤为顺、能、福、实。乾健坤顺，知能并进，德福互成，虚实相证。知，知识、理性。能，良能，即践行之能力。事业之可久可大，在于乾健坤顺，倝倝于明，生生不息，知、能日新。效法乾坤，盛德日新，大段辛苦！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所成就应当具备“坚苦”精神！

成均仁义，是指虽然世界不均而不测，但要运用圣人精神，因时创造仁义，制器立法，重立乾坤，成均天下，即证实天道正义。仁为生为爱，义为宜为得。仁与义，立人之道，名不变而实质变动不居。时、位是阴阳变化的呈现，而一切事物都在时、位之中变动不居，器变则道变，道变则天变，没有永恒的真谛，正如波普尔的科学具有可证伪性，一切都应当不断及时修正，不能刻舟求剑。因此，成均仁义也是无止息的，日新日日新，也会反转，可谓之中庸、天均（天钧）。

存神作圣，是指存储更多的内外之“神”（动力、法则、理性、德性），因时创造仁义，以此争作圣人，证成天道正义。存神，在于知、能日新。君子高于公民，圣人高于君子，天下第一责任人是圣人。中国自古有圣人创造发明传统，曰圣人传统。圣人存神研几，制器立法以成均。古人相信人人“是”圣人，即有成圣的先天条件，但是要存神。王船山以诗教兴起为豪杰、圣贤，“乞活埋”。曾国藩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在古代，训诫晚辈，大都会说：“开基作祖！”开基作祖，为未来文化开天辟地，造福世界，当开山祖师。人人皆有作圣作祖的可能，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全靠个人努力。此即康德之“自律”。

全生全归，是指通过存神而全备完美地生发生命的良能，可谓践形而成身成性，达成道德目的，证实天道正义；只有如此，人的清明纯善之气全归于上天，实现义命合一而不朽。阳气清明，清明则善；阴气浑浊，浑浊则恶。王船山认为，宇宙无生无死，生是气之聚，死是气之散，气散之后，又转化为阴阳二气继续参与宇宙的创造；人死之后，清明善气返回太虚，浑浊恶气留滞人间，祸害子孙和社会。浑浊恶气，即恶榜样，确实会对人产生不良影响。圣人不愿看到更多的浑浊恶气留滞两间而祸害社会，以“神”燮理阴阳。为此，人人要升清降浊，存神顺化，尽性合天，清明纯善，实现全生全归之目的。这是人应有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王船山的生死学贞生安死，为人类建构了一套完备的价值体系，是安身立命之学，可谓之安心之学。

未来是不均而不测的，即不明（不确定）的，惟有日新日日新，运用“神”应对变化无常。王船山揭示了无限可能之道、必然成功之道、可久可大之道，而其研几之学是预测未来之学，并且建构出了一种预测模型，成功预测其著作在身后两百年大显。

“天地有正气”，王船山是一部百科全书，他为宇宙万类立法，其著作启发无穷，是现代性的道德正义、宪法正义、经济正义、政治正义、环境正义、生态正义、代继正义、世界正义、天道正义、全球伦理的先驱，可以为现代人、未来人建构此类理论提供思想源泉。可以预见，王船山作为一个世界立法者、天下主义者，将会在未来产生深远的世界性影响，而船山学在未来将更是一门世界性显学。

三、王船山春风动雷雨

黄历己亥九月初一，2019年9月29日，王船山圣诞四百周年。为此，我在这两年重新翻读《船山全书》，思考“雷神”“圣人”王船山在21世纪的意义，初步编出《王船山语录》十六卷。每卷均有编者按，实为一种解读，方便读者粗略理解晦涩难懂的王船山的原文。本人愚鲁，或有不足之处，有待于未来补苴调胹。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己亥年，邓显鹤启刻《船山遗书》，我主编《王船山语录》，前后相差180年，也都在长沙。似乎，在我之后，还有一个“曾国藩”似的人在未来担当道命。

王船山认为天命经商，“大贾富民，国之司命”，这是仁义之道，可以证实天道正义，因此其思想为近现代湘商所推崇与实践。可以说，王船山是近现代湘商文化的理论奠基人、湘商精神领袖。如范旭东以王船山思想建立“永久黄”事业，立下四大信条。如禹之谟平生最喜读《船山遗书》。如龙璋、朱昌琳崇祀王船山不遗余力。如伍继延在2007年发表《湘商宣言》，将王船山的思想书写入新湘商文化，被誉为新湘商文化开山宗长。黄历戊戌，我连续写了几篇介绍王船山及其儒商粉丝张謇、范旭东、禹之谟、龙璋、朱昌琳等人的商道思想的文章发表在网上，海内外几十家媒体转发，有一千多万的阅读量。

中国第一任驻欧大使郭嵩焘是公祭王船山第一人，也是奏请王船山从祀文庙的第一人。戊戌九月初一，2018年10月9日，郭嵩焘创办禁烟公社140年纪念日，我与伍继延秉承传统，主持祭祀王船山，并按照古代遥继、追尊传统而王船山为近现代湘商文化始祖，被各界公认为是世代相继的正义。

古代中国长期是世界第一大国，在1000多年时间内领先世界，而儒学启发欧洲启蒙运动、美国独立建国也是事实，但如今也有一些夷狄化之处，而公羊学之“中国”要求盛德日新，倝倝庚升,“学有缉熙于光明”。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光绪二十五年（1899），恰逢黄历己亥，王船山的粉丝张謇的大生纱厂开工，距今120周年。

“春风动雷雨”，我深信，重光祖德，复兴中华，一个新时代就在脚下！《诗·大雅·皇矣》云：“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 《诗·大雅·文王》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黄守愚于湘水之畔光明堂

黄历二月初十初稿

2019年3月16日

黄历二月廿四日修订

2019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