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王船山诞辰四百周年。12月17日下午，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同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院和上海师范大学《东方哲学》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沪上纪念王船山诞辰四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云通楼举办。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院校以及上海社科院的三十名专家学者，就船山的哲学思想及相关研究问题展开探讨。

与会学者合影

本次座谈会分为主旨发言和自由评议及讨论两部分，会议由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朱承主持。同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柯小刚教授首先致辞，代表学院欢迎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欢迎。柯教授表示，在船山诞辰四百年之际讨论船山的学问，更重要的是思考船山学问对时代、对今天中国经典的解读有什么启发意义。他认为船山治学的生命状态是将自己置身于“斯文之命”的大生命中，这在“今之学者为人”的今天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柯教授分享了自己研究船山的心得，认为船山学问至少在两个方面要对今之学问有所启发。一是船山融治经史，能够以原创性思考将文献学、训诂考据以及义理、工夫论等融贯到一起。再则船山思想中对佛老的批判乃至阳明学等的批判从来都不是门户之见，他的批判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和一种创造性的对话方式。这些都对今人应当如何做学问所有启发。柯教授最后强调船山文气之充沛，读来令人震撼和感动。

柯小刚教授致辞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陈赟教授，他主要结合古典与现代之争来讨论船山思想的定位问题。对船山思想的定位，主要涉及船山究竟隶属宋明理学脉络，还是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的争论。这也关涉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谈古典和现代。陈赟教授回顾了有关现代性的两种观点：古典主义者沃林认为现代性是生长自西方文明内部的现象，但不是西方文明的全部。今天的现代也不仅具有现代性，它还有西方古典的希腊传统、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另一种看法则是认为现代性是整个人类文明共同面临的问题。现代与古典之争最明显地表现为对宇宙看法的不同：古典意义的至善不能仅仅从人类社会内部来理解，至善更是某种与上帝、宇宙或者天道相关联的品质。天人关系在现代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不再谈论至善，宇宙无法为人提供价值意义。第谷的天文学、太阳黑子的发现，以及显微镜对微观世界的发现，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宇宙观。王船山面临的宇宙论传统来自朱熹和王阳明，其核心乃是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完美地联结在一起，甚至具有同质关系。宇宙是道德的宇宙和精神的宇宙，在天为元亨利贞，在人为仁义礼智。船山时期利玛窦入华，第谷天文学也传入中国。船山思想中的天已经与程朱传统以及阳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天只有一个，但对人的意义则有多种：与坤元之地相对的天，包含日月五星，能成化，也被称作乾元之天，也是人类价值的来源，且大地具有优先性；与地殊绝之天，称为“清虚一大之天”，存于六合之外而不可论不可知，无所谓善恶，并非人类意义与价值的根源。船山对天的独特理解放在17世纪来看，有更深刻的意义。

陈赟教授发言

接下来发言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邓辉教授。邓辉教授回顾学术界现有思想成果，认为船山研究至少还需要回应十个问题。首先是“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船山思想定位问题，这是因为船山研究的缘起带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诉求，这与纯粹的船山学术研究存在张力。第二是船山思想研究之方法论与诠释学的探讨，就诠释学而言，邓教授认为不能生搬硬套西方哲学ontology或认识论意义来诠释中国思想，并需要反思中国既有的解释学如何在当代话语中重新建构的问题。就方法论而言，船山对异端的批判与其从文化大义方面产生的学术思想不能一分为二。第三是关于船山思想文献的整理，希望能够把船山所有的作品做一个学术版的注疏，同时做一个普及版的译著。第四是船山思想的分歧问题，涉及船山思想早年和晚年的区分，以及船山不同时期之间思想的矛盾与跨度。第五个问题是船山思想中的汉宋之争，第六个问题是儒家学术思想内部的关系问题，涉及船山思想与程朱陆王以及湖湘学派、官学等诸多思想流派的关系。第七个问题是儒学思想外部问题，主要涉及佛道批判。此外还有关于船山哲理诗的再阐释问题、船山哲学与历史学的共同研究的问题，以及关明清之际与中西激荡之会的船山研究问题，被在场学者称为“邓辉十问”。

邓辉教授发言

第三位发言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刘梁剑教授，他具体细致地解释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意涵，联系“责”来解读哲学运思中最基本的问题。“责”鲜明地体现了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思想家的感受，也意味着六经对我们进行问责，我们需要将经典的阅读思想与自己的运思感受结合起来，这就是哲学。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需要一种基本的感受，在于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面向时代和外在世界的感受。船山之“责”也意味着面对经典来开出新的面向，要与经学有所区分，因为经学的态度可能意味着在时间性上的缺失和一种幽隐限度的失落。船山的乾坤并建、显隐并作及其对道器、理事的理解都包含着对世界幽隐限度的尊重。对六经“开生面”即意味着通过参与对经典的诠释来完成经典自身的更新，并以世界文明的视角来对六经进行拓展。刘教授还指出，我们可以就时间性、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宗教等问题来继续思考船山哲学。

刘梁剑教授发言

最后发言的是同济大学哲学系的张文江教授。张教授结合船山思想所处的独特历史节点，将中国历史放入世界历史之整体来看，来理解船山对华夏传统文明作为整体的保存。明末清初，西学始入中国，一个大致的参考节点即明万历十年。文明的根基是历史，历史离不开纪年。万历十年格里高利历出现，成为现在公历纪年的源头。格里高利历取代的是儒略历，而与儒略历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现的是司马迁的太初历，是中国农历纪年的起源。此外这个时间点还发生了张居正去世、东林党兴起等重大事件。从文明发展历史的重大节点来看，才能更好地理解船山对华夏文明传统的保存。明末三大家中，顾炎武开清乾嘉学术之源，黄宗羲保留宋学传统，但都缺乏船山这样“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担当，船山正是抓住华夏文明最要紧处不动摇。“开生面”即日新，意为对华夏文明要有所保存和发扬。船山自提像赞中有一句为“我自从天乞活埋”，“活埋”本是禅宗的象，但这不意味着船山就接受了禅宗。“乞活埋”是对应“开生面”，完全是在讲生。这句话里的思想意趣，与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有相似之处。

张文江教授发言

接下来的自由评议和讨论环节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张志宏教授主持，各位专家学者纷纷以上发言提出疑问，或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余治平教授强调船山思想中历史哲学的重要意义，认为船山历史哲学中“势-理-天”的架构，已经超越了秦汉时期盛行的宇宙观，走出了五行虚幻的历史观。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张锦枝研究员分享了自己关于船山学术是否为启蒙的思考，提出或许可以考虑将现代启蒙话语安放到理学学脉当中。刘梁剑老师则继而回应称，我们或许可以探讨在理学内部脉络和明清启蒙之外的第三条路。同济大学哲学系的谷继明教授认为船山思想既代表了古典学问的一个类型，也代表中国传统向现代的转折，即时间上的现代性转折以及空间上东西方交锋带来的转折。复旦大学哲学院的徐波教授主要就儒学发展的三期说中明清之际学术的安放，以及牟宗三对船山的评价等问题分享自己的看法，认为牟宗三将船山看作是一位“古今无两”的历史哲学家，正是要破除较为机械的唯物史论。同济大学哲学系的陈畅教授将船山放在了清末明初三大儒的整体的这个框架当中，分析船山思想的现代性倾向。同为转型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与黄宗羲有同又异。二者都隶属气学脉络，但王夫之将心体之学或者说修己之学与治人之学分开，而黄宗羲则认为性命与经史、修己与之人是合在一起的。陈教授认为通过类似的对比，可以极大地拓展对清初三大儒的研究。樊志辉教授回应徐波提出的问题，认为无论讨论船山的启蒙意义，还是从新儒家的话语传统来讨论船山的地位，都会忽略船山作为一个传统儒者，作为古代哲学集大成者的意义。他更关注船山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意义。沈云波教授、曾海龙教授等学者也就船山思想的诠释方法、牟宗三等近现代学者关于船山研究的得失等问题展开讨论，四位发言人也就相关提问作出回应。本次座谈会也吸引了诸多哲学系学子和校外人士前来旁听，大家济济一堂，与专家学者进行深入交流，取得了良好反响。

座谈会现场照片

主办者按：上海的船山学研究，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有鲜明的海派特色。比如陈赟、刘梁剑、陈焱等老师虽然都以船山哲学作为博士论文，但船山学是其思考的一个基点或者入路，他们藉由船山，进而深入探讨哲学问题；柯小刚教授这几年走向船山，也是将之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即便是为船山“尽心焉而已”的邓辉教授，也从船山学走向了中国哲学话语建构的问题思索。这不是对于船山的偏离，而恰恰是对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精神的继承。

王船山生活在明清之际，从时间点来说，传统逐渐进入总结和转折的时期；从空间来说，中西交流和争论逐渐豁显。这一纵一横的十字路口，是船山思考的基本处境。这个处境，仍然延续到现在，尽管具体的问题已经不同。今年是船山诞辰四百周年，我们如果回想一下，他诞辰三百年的时候，恰恰是“五四”时期。那时的船山学，已经成为人们思考中西古今之争的资源；如今我们在四百年的节点上纪念船山，我们的时代问题为何？又如何来继承和发扬船山的遗产呢？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