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五年制小学五年级的历史课本上开篇就是一首《朝代歌》：“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自此完。”其实，中国所谓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的大框架，就是这些内容再加上1911年以来的历史，也就基本上可以搭建完毕。剩下来要做的，就是不断细化、填充，直至于更细化。历史无非如此。但观察、记录历史的方法却是有很多种，譬如中国古代的历史，有通史与断代史之分，亦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国别体之分。大体而言，断代史即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始创于中国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均属此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中以朝代为断限的，也属断代史。后者，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的属纪传体，二十四史均为纪传体；按年代顺序记录历史的属编年体，《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是其代表；以事件为中心的属纪事本末体，兼有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点，《通鉴纪事本末》是其代表；按国家分类记载历史的为国别体，《国语》《战国策》是其代表。

近代以来，以整个中国历史为对象的通史类著作较多，其中知名的有吕思勉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费正清等的《剑桥中国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等。台海出版社推出的《姚著中国史》也是其中的一部。《姚著中国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毕生精力创作的著作。本书打破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以全新的架构叙述了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一般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是将中原作为一个核心，一层一层向外看；而《姚著中国史》则是从外——匈奴、月氏、日本、朝鲜——等向内看，较为新颖。

和别的中国通史略有不同的是，《姚著中国史》号称是“超越汉族中心主义的中国史”。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史与汉族史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传统的二十四史是，大概除了《元史》以外（《清史稿》不在“二十四史”之列》，很容易就显出了汉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如春秋时期所谓的“北狄”“西戎”“东夷”“南蛮”之说（《礼记王制》：“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就有此苗头。但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所谓“夷夏”之分，只是一种地理概念上的区分。直到孔子时代，他不强调以种族为标准，而是以文化礼义作量度。譬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之国，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被视为夷狄。战国时代的赵国，学习“胡服骑射”，被晋齐等国视为讥笑；而秦自西戎之地崛起，后来却成为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开创者，完成了所谓由“夷”变“夏”的过程。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即使是当时所谓正统的周王朝，其姜姓就容易就可以看出，周部落是来自于古羌族的一支。而所谓“华夏族”或是后来的汉族，其远古先民实包括来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之人，其成分也是在不断地融合之中，如今更多的则是一种文化、观念上的认同。所以，写中国史，断不能以汉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来写中国史。在这一点上，姚大中先生这一点做得较为合情合理。

《姚著中国史》一共五卷，分别为《黄河文明之光》《古代北西中国》《南方的奋起》《中国世界的全盛》和《近代中国的成立》五部分。其中，第1卷《黄河文明之光》主要剖析了中国大地上原始人类的兴起直至秦汉时代的历史，即传统史学研究范畴中的夏商周直至秦汉两代历史。第2卷《古代西北中国》全景透视了“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竞争、共生与融合，重在于讲述中国周边特别是北边和西边各民族的历史。其实，这既是一个民族碰撞的过程了，也是一个民族整合的过程。第3卷《南方的奋起》讲述的则是所谓正统朝代南移（西晋短期统一，东晋建都建康）与北方民族大融合、熔炼的过程，即所谓北方的“五胡乱华”、南北朝并立时期的历史，时间段上大概是公元189年即东汉末期至581年隋灭陈这400年间的历史。第4卷《中国世界的全盛》主要讲述了隋唐两代的历史，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确立在东亚大陆的中心地位和我的记录的一个过程。第5卷《近代中国的成立》讲述的则是公元960年即北宋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这近1000年的历史，展示了宋及以后中华民族融合、整合的一个过程。5卷之间的关系，按姚大中先生自己的观点，他的这套中国史，“每册分则各自独立 ，合则成套”。确实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中国历史的框架其实每个做中国史的都清楚，其中的不同则在于，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角度来审视和看待每一段的历史以及之间的关系。苏轼在《题西林壁》一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要想把中国史写清楚写透，就必须跳出固有的圈子，不使自己的思绪受一时之限制，姚大中先生的这部《姚著中国史》，即遵循的是一种“超越王朝循环”、以“世界史视野展示大中华文明”的方式方法。他认为，“中国今日的人与地，须包含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应该突破传统‘东部十八省’的汉族中国范畴”，“从叙述空间适度再扩大”，这是从地理学的观点上来认为；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讲述来看，传统中国史偏重的朝代更替，即偏重于政治、军事史，而姚大中则认为，既然“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所以中国史的编著“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充分利用各种考古学资料，并更多地结合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问。如此，才能把历史看得更加明白。

另外一点，姚大中先生认为，虽然是写中国史，但眼界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人自身”，否则就有可能无法摆脱“观察自有局限”的研究困境——很容易陷入“坐井观天”式的境地。他认为，要“适切今日时代的历史观点之下，调和中外双方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即研究的是中国史，但这个中国史是需要放在更高一个层次，以一种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史。虽然姚大中先生是一个台湾学者，但这一点亦很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本部中国史的撰写过程中，有一点较为突出的是，姚大中先生极其重视利用各种考古学资料及其成果来作为历史研究与事实分析的佐证，特别是在讲述夏商周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历史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大概主要是因为当时各种记录相对更为缺乏，所以必须更多地依靠可靠的考古学成果。比如，讲述商的历史，除了依靠包括《史记》在内的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资料，考古学中出土的各种青铜铭文的记载和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就是最直接和最可靠的证据。至今，对夏的历史是否确实，存在疑问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很久以来缺乏考古学成果的支撑。当然，根据最新的考古学成果，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认为，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从1959年夏开始，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也已经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至今，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如果能够发现更多的像商代青铜器和甲骨文一样确实的证据，夏的历史就不再只是一种传说而是能够成为信史了。

四大文明古国中，从截至今天的历史研究成果来看，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的历史上限时间都早于古代中国。事实上，四大文明古国主要是对应着世界文明的四大发源地，即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中国这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四大文明都是建立在容易生存的河川台地附近。如以地域大小来看，古代中国的区域最大。而从延续时间来看，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都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湮灭，唯独中国的历史基本上一以贯之，文字和历史都延续了下来。甚至今天的印度要想研究古代印度的历史，还在很大程度上要参考当年中国僧人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如印度那烂陀寺的废墟、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古刹、阿旃陀石窟等，其得以展露和再现其光辉，《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这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姚著中国史》第一卷名为《黄河文明之光》，但作者姚大中先生也指出，古代中国不仅有黄河文明，还有长江文明，也即，中国文明的起源，其实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尺度上的“两河文明”。长江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历史，如河姆渡遗址、良渚文化的考古学成果就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我们当然也知道，位于四川成都的三星堆遗址，作为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也是中国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自20世纪20年代起至今，中外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专题研究，发现了城墙遗址和大量精美文物。三星堆遗址及文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三四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姚著中国史》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很严谨的，也即姚大中先生在《后记》中所说的，历史是一面镜子，而且应该是一面镜面不模糊或者破碎的镜子，也不能“任令厚积尘埃不加拭抹”，当然更不能是“变形的哈哈镜”。所以，有两点立场“须得站稳”：其一，“历史的立脚点是今日，须以今日立场说明历史与解释历史”；其二，历史又是相对的，即“不能以今日基准批判历史，或以今日教条规范历史，否则将全无是处”。即使历史看起来不那么完美，也必须做到尊重历史——按照姚大中先生的观点就是，“同一事件的‘是’与‘非’，必须分别辨明与衡量，混淆与偏颇都是不公平的，犹如镜面的被污损或扭曲，不论有意或无意”。所以，读《姚著中国史》，学到的不仅是从姚大中的研究角度是如何看待所谓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的，更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即既要认真、严谨，又必须与时俱进，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时刻关注最新的考古学成果与别人——无论中国或者中国之外的哪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

从根本上来说，《姚著中国史》的价值就在于，这部5卷巨著，虽然讲述的是一段漫长而纷繁复杂的中国历史，但由于作者所特意挑选了一个他认为较为恰当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从而较为合乎情理地理清了历史的脉络；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又必须时时都有思考，既要研究透彻当时的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又需要考虑当时的那段历史对今日中国的可借鉴之处。这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对待自己的工作所应持有的一种负责任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