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古城遗址

2018年3月间，我收到由边疆所转来寄自乌鲁木齐马克章先生信函，信中告知著有《西域汉语通行史》，希望能听到愚见。与克章先生素未平生，是书也首次听说，只是直感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好论题。不久在京地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偶遇友人中华书局柴剑虹君。承相告马克章先生其人其书种种，深为克章先生著书不易所折服。我于是3月中旬复函表达敬意之余，斗胆索书。4月10日收到赠书两册。

印装精致的《西域汉语通行史》（2016年12月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置我案头，断续阅读，历时三月有余，虽是览阅，不深不透，但洋洋50余万字，传递的知识，让我获益匪浅，大有一吐为快的激动，于是有了如下五端所感所思，向作者汇告，与读者共享。

0１

立题寓深意

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是中原各族和文化同周边诸族和文化连续不断交往交融的历史过程。先秦时期的华夏族群，经过长期与周围族群的多元融合，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大动荡的交汇与融合，到了秦汉之际，进一步与周围族群融合为一体，形成为中原人口居多的汉族，并从此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主体民族。

新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整个新疆的历史，是新疆各族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

秦汉以降，汉人大量定居新疆地区，成为新疆多民族家园的重要成员，对汉人在新疆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繁衍生息，交往交流交融，不同社会生活侧面的研究，研究者多有涉猎，但尚有诸多研究空白有待关注。

其中有关不同历史时期汉人进出、定居新疆的历史，汉语在古代西域通行情况，以及历史上各族语言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至今仍处于若明若暗的状况，亟待研究者穷其智慧，进行开创性研究。

本书勇于承此重任，对古代西域汉语通行的历史进行了认真梳理，发前人之未发，论前人之未论。本论题学术上具有创新的价值，在面对当代新疆治理现代化上更有以史为鉴意义。

《西域汉语通行史》马克章著/甘肃教育出版社

02

谋篇布局合理

研究古代西域汉语通行历史，基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大局，以中央王朝兴亡的传统分段方法，又必须顾及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一部分西域在各个朝代的史实。全书将中华有记载的两千年漫长历史，以汉朝、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蒙元、明朝、清朝为序，每一史段自成一章，每章之内，大致包含如下内容：

一是，各朝各代中央王朝的社会政治形势，安排这一内容旨在将西域放到全国的大政治背景中，以便认识二者之间内在的各种有机联系，明确新疆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这一基本实际。

二是，各朝各代内地说汉语人口的西向流动，在了解各朝各代的特定政治背景之后，罗列、梳理中原地区说汉语人口（汉民和其他民族居民），以各种方式向西域流动的重要线索以及历程，借以掌握汉语在西域通行的社会基础。

三是，各朝各代西域说汉语人口的分布与数量。通过综合、分析、推断各朝各代西域说汉语人口的有关情况，推测、把握西域说汉语人口分布和数量，借以对西域汉语通行情况做出尽可能具体的描述与研判。

四是，将汉语在西域的通行和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作为每章的核心，以期突出全书的主题与中心，通过评议各朝各代汉语在西域通行的态势，进而透析当时西域汉文化的传播深刻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通过上述的谋篇布局，达到了如作者在绪论中所示：

“汉语确实自古以来就在西域通行，各朝各代连绵不断，而且今天新疆的汉语方言和内地其他各省的汉语方言一样，是从古汉语、近代汉语直至现代汉语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最终，希冀通过对西域汉语历史地通览，窥见历朝历代汉语在西域的通行概况，透过汉语在西域社会的通行，分析认识汉语通行给西域带来的汉文化影响，认识这些文化现象因为汉语在此通行所产生的深刻社会意义、文化意义。”（该书第8页）。

西域风貌

03

立论平实公允

试从以下四个方面略呈愚见。

一是，对各朝各代西域通行历史的定位，作者如是说：汉朝时期（前206—220），汉语从此在西域成为官方通用语；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汉语在西域的官方通用语地位进一步巩固；隋唐时期（581—907），汉语在西域的通行出现首次巅峰；辽宋时期（907—1279），汉语在西域特殊社会环境中通行不衰；元朝时期（1206—1368），汉语的通行处于无可替代的地位；明朝时期（1368—1644），汉语在西域的通行落入低谷；清朝时期（1644—1911），汉语在新疆的通行迈上新的巅峰。上述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为本论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参考。

二是，对涉西域汉语通行几个基本概念的学术分析清晰、明确，符合新疆历史发展的实际。

作者在综合众多学者已有研究共识的基础，结合本论题的实际对西域、汉族、汉语、汉文化几个基本概念进行阐论：

1. 西域。西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的西域而言，主要是指清朝划定版图之前，河北走廊以西，今天新疆天山南北及其以西的部分地区。本书要研究的西域同内地的关系，是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内地封建王朝汉朝政权对西域主权领有开始的。（第4页）

塔克拉玛干沙漠

2. 汉族。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它的由来有一个漫长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它的所指对象，同其他民族的名称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变化着的概念，并不恒指某一个固定的人口群体，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汉族人口不断增多，族群便越来越大，这是基本历史事实。所以，在本书中，自汉朝开始，尽量用“汉人”“汉民”这样的名词称说之，而不用“汉族”称呼，之后偶有“汉族”一词者，那大凡是在为了与其他民族的族别并称的特殊语境中偶尔用之，不至于造成概念的混乱。（第4—5页）

3. 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今天我们称其为汉民族共同语，简单说就是汉族话，但严格说，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服务对象也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着变化。魏晋南北朝以降，匈奴、鲜卑等进入中原开始与汉人杂居，出于交际的需要，在本民族语言仍旧继续使用、本民族的自我意识还非常清晰之时，就逐渐开始学习、运用起汉语。所以，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本书对操汉语的人，不再称说是“汉人”、“汉民”，而改称“说汉语人口”，以示说这种语言的人口中，不止汉民一种，还有其他民族中已经改说汉语，或者民汉语言兼通的人。（第5页）

4. 汉文化。汉文化同汉族的发展一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概念，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其外延和内涵都在不断变化着的一个复杂的概念。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全局看，汉文化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成为以汉人传统儒学思想、佛教道教信仰、汉语言文字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文化的集大成，基于此，自元朝开始，本书将“汉文化”改称“中华文化”，以符合中华民族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真实。（第6—7页）

显然，上述概念的正确定位也成为全书立论的重要基础。

三是，余论中补论了通览汉语在西域通行两千多年历史的如下基本认识，即：两千年来汉族一直在西域参与开发建设，汉语是西域发展史上唯一不曾断绝的语种，汉语两千年来一直是西域社会的通用语，现代新疆汉语方言是汉语在两千年通行中逐渐形成的，汉语在西域通行的意义等，不仅有画龙点睛之义，也为深化本论题研究从宏观上提出了四大问题，极富启迪价值。

四是，一些具体的分析立论也多有亮点。

例之一，各族群间，语言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推进器的论述，作者如是说：

“通过语言文字的联结、交流、互鉴，感情上的相互认同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依存，促进各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促使着大民族感情的凝聚，这正是中华民族统一整体必然形成的核心力量。”（第202页）

例之二，对元代畏吾儿人对中华文化作出贡献，以及畏吾儿人参与全社会活动意义的分析（第244—246页）极具史鉴的价值。

例之三，对有清一代汉语在新疆通行迈上新的巅峰论述中，诸如清代行政区划营造了新疆汉语三个次方言的形成空间和各其基础方言的分析（第344—348页），以及对清代新疆建省后教育发展变化在促进汉语通行所起的促进作用（第374—379页）等探讨，均具有启迪之价值。

04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柴剑虹君在本书序言中言：“本书使用的方法，除了借助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外，多学科交叉综述，二重、多重证据，数字统计，等等方法，都得到了较好运用。”（第3页）作者在绪论中也自言：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新观点、新方法，“使我们在研究西域汉语的通行，观察新疆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时，毅然突破旧有学科研究方法的局限，同时也启发了我们从多学科多角度着眼的创新思维，并给我们尝试探索新方法鼓舞了勇气。”（第3页）

柴剑虹先生，浙江杭州人，曾为中华书局编审、汉学编辑室主任。

我还想补叙二点：

一是，正如书名《西域汉语通行史》照示：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依然是本书依据和利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二是，中国边疆研究中有诸多研究课题的特殊性。单凭单一的学科理论和方法，难以完成研究深化之重任，而“必须要有一个多学科专家的通力协作，充分吸收诸学科的研究精华”（第3页），多学科、多角度进行探索分析既符合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大势，也符合西域汉语言文化的发展历史研究的实际。

诚如我在论及“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依托与学科交叉”时所指出：

“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专门学科”。“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边疆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但由于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多维性、复杂性，中国边疆研究体系中包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二元结构，仅仅历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边疆研究的全部，因此，中国边疆学研究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诸学科间互通、交融和集约成为必要，中国边疆跨学科研究的大量实践，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提供了有益经验。”

作者的著述实践，从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实际上证实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方法特色的论述，于我也是一种鼓舞和支持。

05

厚积薄发与清醒自评

作者自述，本论题研究源自30年前有幸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李荣、傅懋勣两位前辈语言学家主持的国家6·5计划重点社科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国际合作项目）之子项目——新疆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自此之后，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汉语在西域两千多年的通行这一命题成了作者萦绕不息、挥之不去的关注与渴望研究的心结。2010年夏天正式立项研究，于2013年7月完成定稿。厚德薄发是一部学术著作所以能成功的重要先决条件。

作者在结论中在“关于方法运用方面的几点说明”（第9页）题中对本书有几点清醒的说明，作者坦率承认多用第二手材料的实际与无奈，以及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诸方法运用的尝试和可能的不足。所有这一切都为此论题的研究深入指出新的切入点、着力点！

初读《西域汉语通行史》形成上述所感所悟五端，归之于一，我以为作为此论题迄今唯一一部学术专著，值得一读、值得作以史为鉴的深思，也希冀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此命题、研究此命题。

至于，作为一部50万字之巨的学术专著，全书仅有些许夹注，而无一则引文注释，此项明显不符合国际通行学术规范的不足，我不知责是在作者还是在出版方，真是莫大遗憾！面对此状，若我再言本书尚缺主旨索引，以及必要的插图和图例，就有苛求之嫌啦！

2018年7月22日

北京自乐斋

马大正先生1938年9月生于上海，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64年任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7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历任副主任、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2002年始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唐代、清代边疆史研究。当前主要从事中国边疆治理、中国边疆研究史以及中国边疆学理论框架构筑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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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2月13日16版“通览汉语在西域通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