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秦帮兴
乾嘉后期，面对帝国内外的形势剧变，清政府捉襟见肘的执政力量背后，思想界的源头活水，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迅速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乾嘉之际的思想变革和学术转型既成为震动当世的变革，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反复讨论。
作为嘉道年间成就最为卓著的学者，学界对徐松的研究却始终较为沉寂。徐松以编《全唐文》，辑《宋会要辑稿》，著《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西域水道记》等成就广为世人所知。但关于徐松及其交游、著作、学术的研究，长期以来仍存在许多未知，甚至不少误解。原因就在于“集中于乾隆和嘉庆前期的研究倾向，使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延伸被放到了近代史的范围中而不加深究。而在近代史研究中，侧重于探讨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研究关注点，又使得相对远离于这种学术倾向的学术史研究不无沉寂”[1]。上述问题都为我们研究嘉道时期的学术史设下了诸多障碍。
最近，北京大学朱玉麒先生的新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以下简称《研究》）问世。该书主要包含“徐松生平考论”“徐松著作叙录”和“《西域水道记》研究”三个方面，解决了许多遗留已久的问题。书后另附有“徐松年谱简编”和“人名索引”，颇便读者使用。可以说，该书以扎实的考据和严谨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学术史研究的精深境界，是一份让人惊喜的范式之作。清代的桐城派以“考据、义理、辞章”为文章学之不二法门，笔者以为，借由这三个视角去认识朱玉麒先生此书的优点，亦不为扞格凿枘，以下请试释之。
先言“考据”，《研究》一书的考据以深广见长，其深在对历史细节的穷追本末，其广在对历史背景的爬罗剔抉。
其考证之深，如徐松由湖南学政任上被劾革职的问题，历来误解频仍，直到陈垣《记徐松遣戍事》一文利用清军机处档案进行考证，才揭示了徐松遣戍的真实原因。但《研究》一书并未停步于此，而是利用嘉庆上谕档、仁宗实录、军机处档案等文献，对这件影响徐松一生的大案作了全面的勾勒。该案的各个环节——弹劾与初审、再审与拟罪、三审与定谳——由此如锥画沙、历历在目，其中的历史细节也更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徐松的形象。如广厚继初彭龄之后，继续奉旨严查徐松。在他的奏折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徐松家）衣服、朝珠、首饰，多系蔫旧，并无值钱之物”，“据称家主徐松家道贫苦，素无产业。前年秋间蒙恩简放湖南学政，所得养廉，除日逐用度及幕友束脩，折差盘费并还旧欠外，所余无几。”[2]但即使是这样，徐松最后仍以“发卖书籍”的贪污行为被遣戍新疆。这些来自“现场”的细节，一则让我们看见徐松的寒俭生活，对其书生本色有所了解；二则让我们知道时人对徐松的遭遇抱以同情并不完全是出于私谊的安慰，而是嘉庆皇帝在此案上确实对徐松有些严苛。
再如，对《西域水道记》稿本写定年代的判断，作者旁征博采，先是细读稿本，判定徐松在写定稿本时已读过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再从《星伯先生小集》中《长春真人西游记跋》一文考证出徐松从龚自珍处借得该书的时间，最终考证出稿本写定的上限在道光二年（1822）以后。作者又用同样的方法求证其年代下限，先以《星伯先生小集》中的《〈华严音义〉跋》证明徐松得到《华严经音义》的时间最晚是在道光六年（1826）十一月，再将《西域水道记》的刻本与稿本对照，根据异文最终判断稿本写定的时间最晚应在道光六年之前。
言考证之广，是谓《研究》虽属专人专书之研究，但可贵之处在于眼光绝不促狭，相反，作者将徐松置于极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显示出学术史研究的宏大气象。
例如，徐松的交游状况既是我们全面认识徐松的必要背景，也是研究嘉道学术史所需要的重要参考，但过去一直缺乏系统的梳理。朱玉麒先生利用道光时期的史书、实录、档案，结合众多的笔记、别集、信札、学术著作等文献，较为全面地勾勒了徐松的交游情况。如考察龚自珍与徐松的交游，龚自珍《己亥杂诗》第42首是赠别徐松的名作，诗云：“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寂寂覃谿死，此席今时定属公。”历来学者多谓此诗是龚氏在赞颂徐松作为“词臣”的崇高地位，但这与事实不合，徐松并不以文学名世。朱玉麒先生对此详加论证，认为“作为赏识与搜罗人才的宗匠地位，才是徐松被龚自珍这样一位为天下人才不得其所而焦虑者所推许”[3]。这修正了过去的共识，准确描述了徐松的学术宗匠地位，同时对理解龚自珍的思想也不无助益。再如考察张穆与徐松的交谊，既细致到张穆卜选墓地时与徐松为邻，以见其对徐松的心折之意，又通过《唐两京城坊考》注文中的记载，阐发徐松去世前后，徐、张二人表现出的敬业精神。这些细节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徐松的治学和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书中“西域梵经石在清代的发现与研究”一节也是朱玉麒先生考据之广的精彩例证。朱先生由近二百年前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的相关记载，联系到当代尼勒克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可谓博古通今；再由徐松将梵经石琢砚赠予友人陈善的故实，联系到陈善南下杭州后，东轩吟社对梵经石的反复题咏，可谓出入文史；又由在网络上追索梵经石之砚的拓片图像，到最终东渡日本目验真宝，可谓文献与调研并重。上述努力齐头并进，终将西域梵经石的过去和现在明白地剖析呈现给了读者。在这一节文章的脚注中，作者向多方致谢的识语既使读者得见搜罗文献之不易，也成了黄梨洲所言“学之盛衰，关乎师友”的最佳注脚。[4]
从上述几例可看出，该书精深的考据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徐松其人其书，也推进了对徐松的思想、交游、著述情况的认知。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评价此书对徐松著作的整理已经“追溯到他存世手稿的任何一张碎片”[5]，观此书考据之扎实详尽，可知所言不虚。而从考据之广，则可见作者力图展现嘉道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徐松的学术格局之追求。有了对与徐松相关的众多人物与事件的详细考证，我们才能从嘉道间学术发展的总体情况去考量徐松的学术活动及其地位、影响和贡献。另外，该书的考证全部严密统摄在作者的研究体系之中，显示出清晰的逻辑性，有的放矢、不蔓不枝，丝毫没有琐屑无聊之弊。总之，《研究》一书的考据，或对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揭橥发覆，或对已往研究中的错误驳正求真，真正做到了“致广大，尽精微”[6]，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贡献。
次言“义理”，桐城派所谓“义理”既是对文以载道、体现理学的强调，又是对文章理路的要求。虽然作者自言该书是“纯粹考据研究”[7]，但由探求“义理”的角度出发，似也可窥见作者的一些研究思路。
其一，笔者以为该书展现了对学术史的还原与新思考。如前所述，嘉道年间，尤其是道光朝的动荡时局和士子群体的思想巨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而远离中心热点的诸多问题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不平衡的研究现状与历史真实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偏差，也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研究观念的某种不足。朱玉麒先生则不畏冷落，力求通过详尽的考证还原历史与学术史的真实面貌。因此，《研究》一书不仅论述了嘉道学人对乾嘉朴学的呈递和变革，也体现了对以往学术观念的拨正。从中不仅可看出作者的“才”与“力”，更有敢于学术创新之“胆”和洞察思考之“识”。
其二，《研究》一书展现出了清晰的研究脉络，示人以治学之道。在《研究》出版前，朱玉麒先生已整理出版过《西域水道记（外二种）》，[8]这部书的整理无疑是系统研究徐松的重要起点。其后，朱玉麒先生又与张廷银先生合作主编整理了《缪荃孙全集》。[9]而缪荃孙“在晚年编定了类似于年谱的《徐星伯先生事辑》和类似于文集的《星伯先生小集》，同时也促成刊印了徐松的重要著作如《登科记考》《元河南志》等，成为徐松研究的功臣”[10]。朱玉麒先生“避轻就重”，以《缪荃孙全集》嘉惠学林的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徐松夯实了牢固的基础。与《研究》同时，朱玉麒先生主持整理的《新疆图志》也已出版，并于2016年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这无疑是推进西北史地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另外，《研究》一书中透露，未来还将陆续有《徐松师友渊源记》和《徐松文集》问世。[11]笔者以为，《研究》一书所展现的学术脉络背后，是作者上下求索而止于至善的学术精神。
末言“辞章”，这是《研究》一书的又一优长。我国史学在发源伊始即带有浓郁的美学气质。无论是《尚书》《左传》《战国策》，还是稍后的《史记》《汉书》，除了作为历史的文字载体，它们又都是垂范后世的文学经典。而到了当代，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文史研究论著正在日益丧失其审美特征，逐渐变成了专业人士直白平实的论述，更有甚者连文从字顺的要求也达不到了。近年来，文史学界的有识之士都在呼唤号召，意在强调研究论著的可读性和审美作用。他们认为，好的研究论著除了材料丰富、逻辑严密、观点正确之外，当然还应该能被读者轻松理解、乐于接受。
笔者以为，《研究》一书在这点上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且看书中的一段论述：“枯守着邓廷桢为他刻印的《西域水道记》，晚年的徐松仍然继续补正着这一名著，将一张张笺条夹注其中，但似乎再也没有这样的挚友在其生前肯来关心《西域水道记校补》的印行。两年之后，他也相随邓廷桢遽归道山。由邓廷桢在两广总督任上镂刻的《西域水道记》木版，辗转流落到京师书肆本立堂；徐松自藏的一套《西域水道记》初印本及其亲笔修订的《西域水道记校补》残卷，在半个世纪之后漂泊东瀛。”[12]此段是在记叙文献流散的历史，但文字既准确地传达了客观事实，又情景毕现地刻画了人物的思想和感情，使人读来既能切身体会到徐松晚年的冷淡心境，又能感受到作者对文献流散海外的惋惜心情。如此，尘封已久的故实在作者笔下又透散出人文关怀的温情，个中妙处，读者开卷可感，则无需赘言了。
再者，除却文字，该书包含了极丰富的图表，或能使版本源流一目了然，或将众多的书影与人物肖像直观呈现，皆能给读者舒心畅快的阅读体验。而这，也契合徐松“古之为学者，左图右史，图必与史相因也”的著述理想。[13]
最后，让人不禁感慨的是徐松与朱玉麒先生隔代的翰墨因缘。徐松于嘉庆九年（1804）校武英殿聚珍版《张说之文集》；[14]而朱玉麒先生在启功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正是专攻张说集版本研究。徐松因故远戍新疆，结果病蚌成珠，反以《西域水道记》开启了学问之途的新篇章；朱玉麒先生则是在大学毕业后志愿支边，在新疆工作生活十余年，以整理出版《西域水道记》等成就获得广泛赞誉。徐松所著《唐两京城坊考》是长安学史上的划时代巨著，《登科记考》也是极为重要的唐五代科举史料编年；朱玉麒先生出入文史，对这些领域均有涉猎，间有《唐代长安的建筑园林及其文学表现》《长安都市空间与唐人小说的场景还原》《〈登科记考〉补遗、订正》等文章问世。徐松自新疆归京后，以“宗工”地位执掌京师学坛，西北史地学亦由此成为道光朝学术转型中的最大亮点；朱玉麒先生则于2010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身负西北史地学的深厚学养，坐拥京城丰富的学术资源，又乘国家制定“一带一路”战略、重视西域史地研究之东风，这样的巧合际遇，也让我们有理由对朱玉麒先生今后的成果更报以无限期待。
注释滑动查阅
[1]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2]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63页。
[3]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104页。
[4]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92页。
[5]《徐松案真相还原》，《文汇学人》2016年3月18日7版。
[6]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出版弁言。
[7]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342页。
[8]〔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
[9]〔清〕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
[10]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25页。
[11]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108、197页。
[12]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226页。
[13]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151页。
[14] 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308页。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编排：王常兴
审校：宋俐
审核：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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