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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真子|“西域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段真子|“西域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国学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题主要依托“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的整理与研究”项目而展开,作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大家庭的一员,旅博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西域出土文献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2016年8月25~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国学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无锡市惠山区冯其庸学术馆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百余名学者共襄盛会。此次会议下设“西域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蒙古历史文化研究”、“多语种佛教文献与汉藏佛学比较研究”、“满文文献研究”等四个分会。作者受邀参加“西域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讨会”,本分会参加学者30余名,提交论文20余篇,论题主要依托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的整理与研究”项目而展开,属于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旅顺博物馆所藏西域文书,与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文书”有一致背景。大谷光瑞所搜集的西域古代文物,通常称作“大谷搜集品”,是20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组织的“中亚探险队”活动的产物,主要文物都来自我国甘肃、新疆等地。“大谷搜集品”中的古代文献部分,通常被称作“大谷文书”,时间从魏晋南北朝至元代,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资料。大谷文书主体来自吐鲁番地区,也有部分出自库车、和田,由于在收藏环节出现了人为散佚,最终分藏于日本的龙谷大学和中国的旅顺博物馆等地,为了与现存在日本的“大谷文书”相区别,现藏于旅顺博物馆的这批文书如今称作“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文书”,简称“旅博文书”。前者所藏以社会文书为主,且有部分流散于其他公私机构和个人手中,旅博文书则以汉文佛教写经居多,因为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虽然有《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等出版,由于初版发行量较小,在学界影响不大。“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希望在彻底完成旅博文书比定整理的基础上,深入文书残卷学术价值的认定和研究。此次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可以看作是“旅顺文书”整理研究的初次呈现。

1.汉文佛教文书研究

汉文佛教文书在旅博文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学术价值亦最高。旅顺博物馆所藏汉文佛教文书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即新出写本众多,为佛教文献学研究提供丰富资源。

史睿所作《〈俱舍论颂疏论本序〉考》,通过缀合龙谷大学所藏残片与旅博文书中新发现的残片,得到某种佚失的圆晖《俱舍论颂疏论本》的序文单注本,此本以章草书写,采用直诂式注释,与传世的法盈《俱舍论颂疏序记》、遁麟《俱舍论颂疏记》均有较大区别,具有重大文献学价值。包晓悦所作《旅顺博物馆所藏吐鲁番出土〈治禅病秘要法〉残片研究》,对现阶段发现的七片《治禅病秘要法》残片进行缀合,最终得出两件写本,其年代判定为高昌国时期,推其内容当为刘宋流入的重译本。这为继续讨论南北方佛教交流,以及北凉译经在北方佛教史的重要地位等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李昀所作《旅顺博物馆藏〈金刚经〉注疏小考——兼论李善注〈文选·七命〉》一文,将现阶段所检《金刚经》注疏分为13类,其中包括三种历代大藏经所未收录的《金刚经》注释,尤为引人注目。本文另一关注点为9件文书组成的两面书写文书——《金刚经疏》与《文选·七命》,通过深入研究,作者推断该《金刚经疏》与唐玄宗御注《金刚经》、道氤《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密切相关,而成书时代甚至早于道氤本。

由于旅顺博物馆所藏汉文佛教文书数量庞大,其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为西域历史文化研究打开了多扇大门。荣新江所作《“康家一切经”考》,将旅顺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仅存“康家一切经”五字的“外题”残片,与《西域考古图谱》所收吐峪沟出土“康家一切经”写经题签进行比对,并与《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进行关联,复原出康居士写经的基本构成,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重新认识了唐朝高昌私家写经奉佛之情况。蒲宣伊所作《唐前佛教具足戒律之流传及其原因——以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汉文佛教戒律文书为例》一文,在对吐鲁番地区出土戒律残片统计过程中,发现小乘戒律的数量远超大乘戒律的数量,其中尤以《四分律》流传最盛,并认为此现象当与佛教在吐鲁番地区倾向于世俗化发展有关。李淑所作《吐鲁番出土之唐译陀罗尼经述要》,通过对吐鲁番地区出土唐代陀罗尼经典的整理分析,重新认识了“开元三大士”对密宗的贡献,在教派上的理论成就之外,更体现于其所翻译之陀罗尼经的流布和社会影响。

旅博文书的研究,对了解中古时期的吐鲁番佛教,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不仅丰富了研究素材,更重要的是大大推进了此前的认识。

2.儒家典籍研究

虽然旅顺博物馆所藏吐鲁番文书以佛典居多,但其中依然发现了规模可观的儒家典籍文书,这些残片因混入佛教文书残片,未得到清理和系统研究。就整理小组目前研究成果看,旅顺博物馆所藏典籍类文书所涉种类众多,有一些甚至为吐鲁番地区首次发现,为研究儒家典籍在吐鲁番或西域其他地区的传播问题提供了巨大动力。

作为中国经学普及的重要地区,吐鲁番地区所出经部典籍残片,始终受到学界关注。徐媛媛所作《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诗经〉残片研究》一文,对新近整理的四件旅顺博物馆藏《诗经》残片进行介绍,认定其中三件属于《诗经·小雅》,一件属于《诗经·周颂》。吕媛媛所作《旅顺博物馆藏两片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残片》,从字体、俗字、避讳字、古今字、脱文、正讹、版本等角度,重点考察了两片《古文尚书》残片,为研究唐代《古文尚书》提供了可信的资料。而通过史籍记载论证《古文尚书》早在麴氏高昌时期即已于吐鲁番地区流传,则是本文写作之另一重点。

段真子所作《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易〉类典籍残片考释》,对一件敦煌吐鲁番地区首次出现的写有“应钟”字样的文书残片进行了着力考释,文章通过对地支、律吕、卦爻等不同系统之间的对应、关联,对文书内容进行推补,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推测文书名类,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易》在吐鲁番地区流传的空白。朱月仁所作《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浅述》,公布了整理小组新发现的两件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五年》残片。

在经部典籍之外,现阶段所整理的旅博文书中还出现了不少史部典籍残片,课题组成员已经对其展开了深入研究。刘子凡所作《旅顺博物馆藏〈春秋后语〉研究》,将新发现的一件文书与德藏、辽宁省博物馆藏《春秋后语》相关文书进行关联,并判断为《春秋后语·秦语》断片,能够补《秦语》第三之缺,且该片文书为精抄本,或为卢藏用注本,为唐代流行之《春秋后语》的抄本。此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列女传》在吐鲁番地区的首次发现。王卫平所作《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列女传〉残片小考》一文,对这件藏于旅顺博物馆的《列女传·汉孝平王后传》文书残片进行了版本、俗字等方面的考证,并由此考察了中古时期西北地区语音变化问题。而从《列女传》在吐鲁番地区的流传,所能够发掘的西州妇女教育等妇女史研究,则自然成为此文书的重要学术价值。

3.道教、其他典籍研究

道教在西域的传播及影响,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后本土宗教命运问题的重要表象,始终倍受学界关注,因而旅顺博物馆所藏道教典籍的种类及数量,势必为该领域之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宏观层面的研究,以赵洋所作《吐鲁番出土道经研究》为代表,文章依照三洞四辅七部书的分类标准,对现阶段发现的吐鲁番地区出土道经文书进行了地毯式检索,得到20部道经典籍以及16件疑似道教典籍文书,从而归纳出吐鲁番道经的大体情况,即多为唐贞观末年至天宝年间官方写经遗存,并与中央、敦煌道经的流布状况基本一致。与此同时,课题组在专经研究方面亦有所推进。游自勇所作《吐鲁番出土〈道德经〉研究》,以旅博文书中新发现的11件与《老子道德经》相关的写本为契机,全面搜集吐鲁番所出《老子道德经》及相关注疏写本,并对其展开文献比定,这一系统整理,相当程度上扭转了长期以来吐鲁番本作为敦煌写本附属品的局面。

此外,其他典籍的研究同样值得学界关注。徐维焱所作《旅顺博物馆藏〈刘子〉残片的新发现及〈刘子〉在西域的流传》,展示了吐鲁番地区首次发现的《刘子》残片,由于该文书残缺过甚,作者将其与敦煌本、通行本《刘子》进行了详细的对照,并提出《刘子》一书很可能作为资料汇编存在于西域地区,其中的部分内容也凭借“杂抄”的形式得以流传。沈琛所作《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本〈天下诸郡姓氏谱〉考释》,考察了旅顺博物馆所藏吐鲁番地区首次发现的姓氏谱,修改、补充了前人录文,通过探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本《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的性质,证明姓氏谱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流行,描绘了吐鲁番地区士族面貌,对于认识唐朝选官制度在边地的执行状况不无益处。

4.唐代法律社会文书研究

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社会文书数量最多,相比之下,旅顺博物馆所藏社会文书不仅数量少,而且尚未得到全面整理和研究。然而,仅就课题组现阶段成果可知,旅顺博物馆所藏社会文书涉及领域极为庞杂,信息量极为丰富。

首先是法制史方面,陈烨轩所作《关于唐律在西州执行情况的历史文献学分析》,刊布了新发现的旅顺博物馆所藏武周时期唐律及律疏写本,前者推断为《垂拱律》条文,后者可与《名例律》“工乐杂户及妇人犯流决杖条”相对应。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唐律适用的人群、州县诉讼和断狱的规定及实际运作等方面,探讨了唐代的诉讼和断狱制度。而田卫卫所作《旅顺博物馆藏唐户令残片考——以令文复原与年代比定为中心》一文,则刊布了旅顺博物馆所藏唐开元二十五年户令写本,对照《通典》、日本令等文本复原补全文书内容,探讨文书年代,并考察法令写本文化在边疆传播的形态。制度史方面,王振芬所作《休胤文书研究》,于龙谷大学所藏10件休胤文书外,补充6件旅顺博物馆所藏休胤文书。

经济史方面,何亦凡、朱月仁合作的《新发现唐武周大足元年西州高昌县户籍初探》,涉及唐代籍帐编造和户籍管理问题。文章通过比定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书道博物馆、旅顺博物馆以及龙谷大学所藏数件文书,判定此组文书为唐西州高昌县大足元年户籍。医疗史方面,刘敏所作《旅顺博物馆馆藏文书所见唐代西州地区医疗与社会——以新发现的LM20_1455_31_15为例》,将旅顺博物馆所藏《针灸甲乙经》残片与俄藏相关文书关联研究,认为该典籍为唐朝政府所列医学生学习、考核的官方参考书目之一,因而于吐鲁番地区通行,为医疗史、社会史研究领域提供了又一有力例证。

5.丝绸之路相关研究

作为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题之一,“丝绸之路”相关历史文化研究必定成为本分会的焦点。历史研究方面,孟宪实所作《胡广〈记高昌碑〉透露的高昌史新史料》一文,发现了数条有关高昌王室成员的新材料,并由此考证其身份关系,厘清高昌王位序列,是高昌国研究的重要成果。语言研究方面,段晴所作《唐初于阗语大案牍》,通过记录于数方木板上的于阗文字,展示了唐朝进入于阗之后,于阗社会发生的诸多变化,最为显著的一点便是“少王领地”等词语渐渐消失,汉族体制被大量吸收和利用。民族文化方面,李肖所作《古代西域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变迁》一文,按照自青铜时代以前至清朝以来不同历史分期,论述古代西域地区各民族构成及变化,为各位学者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

作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大家庭的一员,旅博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必将推动相关学术研究进一步开展。以数万件的文书而言,旅博文书的整理工作虽然相对艰苦,但同时也展现了巨大的希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编校:杨春红

审校:李文博

审核: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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