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地，但是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

这是在1956年2月,团中央少年儿童部部长陈琏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发言中的一句话。

陈布雷个人资料（陈布雷是那里人）

当时，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苦恼和悲观。陈琏利用这次机会，她以亲身的经历，帮助这些青年卸掉思想包袱，她说“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在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干努力，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是具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程的。”

她的发言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赞誉，周恩来总理在主席台上带头鼓掌，毛泽东主席也高兴地夸赞:“这话说得很好嘛!”后来，她的这篇讲话被《人民日报》刊登。

我们知道，陈布雷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笔杆子”，蒋介石许多重要讲话都出自陈布雷之手。那么，许多人不禁要问，他的女儿陈琏怎么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在陈琏身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1909年，陈琏的父亲陈布雷20岁时，与陈琏的生母杨品仙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虽然他们也是包办婚姻，但杨品仙出生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温柔贤淑，婚后夫妻感情很好。然而，在结婚10年之后，随着杨品仙的去世，这一切的美好戛然而止，……

原来，1914年杨品仙生下长子陈迟之后，1915年生次子陈过，1916年生三子陈适，1918年又生长女陈琇，5年之中连续生了4个子女，生育太过频繁，身体本来就损害严重。再加上1914年陈父去世，还要相夫教子，这些都严重透支了她的身体。

1919年，她又怀上了次女陈琏，身体更是一天比一天差，生完孩子后高烧不退，虽然经过医生极力抢救，最终还是不治而亡。

极度悲痛之下，人的情绪往往会支配行动，作出出格的事情。一天，他又想起妻子在世时的种种美好来，便将爱妻之死迁怒于这个出生没几天的幼女。当听到哇哇的啼哭声时，感觉是那么刺耳，他就象疯了似的，提起婴儿就要塞进痰孟里要把她溺死。

家里人听到婴儿哭声异常，急忙冲进房内拦住他。谁知一不留神，失去理智的陈布雷竟然又把孩子掷出窗外,也是这孩子命不该绝，被窗外一个篾棚架子架住了，才没有坠落到地面上。家里人急忙跑了出去，把她从棚上抱下来。外婆着急地哭叫道:“快把小女抱下来，我可怜的囡囡啊!”

刚出生就没了妈妈，又被父亲嫌弃，家人都感到这孩子确实可怜，就唤作“怜儿”。由于怕把小怜儿留在家里，陈布雷还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经过两家商量，就由外婆带回去抚养。

在外婆的疼爱中，怜儿在一天天地慢慢长大。到6岁时，外婆年纪也大了，怜儿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就由姑姑接到陈家接受教育。离别那天，怜儿闪着泪光，与亲她疼她的外祖母告别。

上学后，父亲以怜字的谐音，起名为“琏”，一来表明他回心转意，感觉孩子可怜；二来和姐姐细儿的单名“琇”相对应。

母亲去世两年后，父亲从悲伤中走出，于1921年续弦王允默，在大伯陈屺怀办的《商报》做编辑主任。这一时期，我国南北军阀混战，在孙中山在举兵讨伐陈炯明，曹锟贿选，军阀孙传芳入浙,段祺瑞把持军阀政府……，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陈布雷的文章坚持爱国、反帝立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新闻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岁月冲淡了忧伤。此时，陈布雷对妻子之死早已释怀，不再迁怒于陈琏，反而觉得女儿从小就没有妈妈，自己又没有尽到父亲之责，而感到惭愧。每次返乡省亲时，他也会翻看女儿的笔记本，只是来去匆匆，又不苟言笑，陈琏对父亲也没多少印象。

真正了解父亲，还是在1932之后。这时，陈布雷已经从政，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住在西湖的小莲庄,陈琏和姐姐陈琇也被接到杭州团聚。

在读书这一点上，小陈琏可以说完全遗传了父亲的基因。

回到杭州不久，父亲便让陈琏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幼师班。考完试几天，站在杭师录取新生的榜文前,陈琏半响说不出话来。原来幼师班录取的23名新生中，她列名榜尾，心想，“真丢人，肯定是学校知道阿爸是教育厅长，因为阿爸的面子照顾我进去的。”

倔强的陈琏又懊恼又惭愧，回到家里，她蒙着被子哭了一场。第二天，她对姐姐说，宁肯再考一次，也不愿意仗着父亲的关系入学。后来才弄清楚,学校这次发榜是以姓氏笔划为序，23名新生中,“陳”字笔划最多，她才排在了最后。

一年后,听说父亲当年毕业的浙江省立高级中学,以注重数理著名，但录取比例只有考生的十分之一。这次，陈琏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她觉得以自己的水平，一定能考上浙高。最终，陈琏终于戴上了浙高的校徽,成为了父亲陈布雷的校友。

来到杭州时，陈琏已经13岁了。

此时，“九一八”、“一二八”相继发生。20万日本海军陆战队猛烈进攻上海，英勇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和日寇相持33天，蒋介石对抗日军民不但不予接济，反而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抗日救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这一时期，对陈琏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五婶洪克平、七叔陈训惠及表哥翁泽永。

五婶和七叔思想进步，常常向他们讲述抗战故事，介绍进步书刊,还教他们唱催人奋进的《毕业歌》“……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唱慷慨激昂的《热血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牛马？”

在陈琏的心目中，他们既是可敬可亲的长辈，也是她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灯。

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陈琏进一步认清历史的方向和青年一代的历史责任。共产党人邹荃麟、王闻识等创办了《战时生活》杂志，表哥翁泽永担任杂志的编委。陈琏不但是《战时生活》的忠实读者，而且经常和编辑部来往，看到这些共产党人为抗日救亡，奔忙于前线和后方，陈琏也跃跃欲试，想着有一天能够和他们一起战斗。

随着南京陷落，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后，陈琏随家庭入川，住在离重庆三十多公里的北碚。1938年，她考入四川第二中女子高中部，这里的学生大多来自沦陷区，国难当头，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很高。

在学校里，陈琏除了担任夜校的语文教员，阅读进步书刊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时，她跋山涉水，即使手脚磨破了，也不觉得苦；重庆遭大轰炸时，她参加慰问难民和输送伤员的工作，几天几夜也不合眼。当时许多人根本想不到，这位身穿蓝布旗袍青布鞋的青年学生，会是国民党高官的女儿。

一天，她收到表哥翁泽永从金华寄来的一本《论持久战》，心情激动地回信说：“这是一本好书，虽然我从朋友处借来读过一遍，得到你从前线寄来的这本书，更觉得珍贵。这本书本来值得一读再读”。她还告诉表哥，“我这里也有一些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时事，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39年7月，陈琏高中刚毕业，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与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高中毕业后，她没有报考近在咫尺的中央大学，而是报考了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陈琏一直向往的学校。由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联合组成，1938年初迁到昆明，汇集了国内一批著名专家教授，吴有训、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都曾在这里任教，素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

在西南联大，陈琏遇到了她的爱人袁永熙。

袁永熙是贵州修文人，出身名门望族，其祖父是清朝显宦，并与徐世昌是儿女亲家，此外，他还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内弟。

第一次见面时，陈琏就给袁永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着齐耳的短发,身着蓝布旗袍,脚穿青布鞋,非常朴素、文静、乖巧……

接上组织关系后，陈琏就在袁永熙领导下工作。

1940年，西南联大内已经有秘密党员83人，占当时云南省全省247名党员的1/3。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在西南联大成立党总支,袁永熙为总支书记,陈琏为宣传委员。在西南联大校园内，他们成立进步社团，举办读书会、歌咏会和朗诵会,开展出墙报以及上街宣传、募捐等活动。

1939年9月，联大剧艺社演出《阿Q正传》。陈琏和十几个同学担任前台招待，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她还是群声歌咏队队员，和同学们一起唱进步歌曲。

回忆当时的场景，西南联大老同学王民嘉说:“1939年冬天，我离家只身来到昆明遇到她，我是多么高兴啊!她是我杭州中学的同学……她很关心我，介绍我参加校内进步组织--群社举办的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以及出墙报，上街宣传抗日，募捐等活动。由于对她的信赖，我兴奋地投入了这火热的生活。”

抗战时期学生的生活很艰苦。西南联大的教室、宿舍，都是借昆明当地几个学校的校舍或会馆，设施陈旧简陋。同学中也有人是富家子女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但陈琏却从不打扮，衣着朴素，一点也没有“大小姐的样子”。

在工作过程中，得知袁永熙常常带病坚持工作后，她关心和照顾袁永熙，经常帮忙做做家务，收拾屋子等。在共同的斗争中,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爱情的种子在陈琏和袁永熙心中悄然发芽了。

实事求是地讲，像普通家庭的父亲一样，陈布雷对陈琏是疼爱的。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也会给女儿辅导中文、英文，女儿学业上取得的进步，是他快乐的源泉。他经常翻阅陈琏的作业本，喜形于色，却不当面夸奖。到重庆后，有一次发现陈琏英文作文写得很好，就写信告诉他的四弟:“这次这次回碚，发现怜儿的英文比我年轻时还好,甚是快慰。”

姐姐陈琇回忆说：“在重庆,父亲因工作繁忙，身体很不好,我们很少看到他笑的时候，但是有一次，他和陈芷町先生讨论公文之后，谈到怜妹的文采，我们在走廊上都能听到他得意的笑声。”对女儿的疼爱之情跃然纸上。

他对女儿的关爱，还表现在对女儿人生道路规划选择上，虽然他的选择也未必就是正确的。

当初，让女儿报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他的出发点是：女孩子家最好是学师范。将来不能在社会上做事。当获知女儿考的是西南联大地质系后，他心中也有些许安慰：

“这就对了。琏儿,我希望你好好地学技术……”，“我历来反对自己的子女搞政治，青年人何必卷入政治呢！”

也许在动乱年代，让孩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从中我们何尝体会不到一股浓浓的父爱呢？

女儿在西南联大“失踪”后，他焦急地托人向周恩来询问，亲自登报发寻人启事，更表现出对女儿的关切之情。

那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联大党组织冒着危险，将登有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和周写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新华日报》张贴在校园里，还抄贴了中共南方局散发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顿时,激起了师生们的强烈义愤。特务分子如临大敌,紧急动员追查。为此，特务头子康泽专门从重庆赶到昆明,准备实施大逮捕。

在这种危险境地，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让部分党员和进步骨干撤离学校,分散到昆明以外的县城和农村隐蔽。

出发之前，陈琏踌躇了许久,提笔给琇姐写了她称谓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已选择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陈琏“失踪”的消息,使陈布雷家里惶惶不安。陈布雷反复阅读琏儿的信，似乎有些意会，猜测她一定是到延安去了!于是，委托他的外甥翁泽永设法从中共方面寻找。

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时期，翁泽永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秘书。对于外甥的政治倾向，陈布雷是清楚的，他知道翁泽永一定有办法联系到中共。

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到重庆天官府郭沫若的寓所,翁泽永趁机把陈布雷寻女的请求,当面向周恩来夫妇进行汇报。这时，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被击退，形势开始缓和，周恩来立即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延安方面发了电报，回电一致答复说陈琏没有去抗日根据地。

陈布雷得到周恩来的答复后，连声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过了几天，昆明和重庆的报纸上同时登载了一则启事:“怜儿见字盼即回家。父示。”

不久，党组织派人把陈琏接回重庆，“失踪”一年的女儿回到了父亲身边,陈布雷喜出望外,干姜瘪枣般的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

对女儿的婚事，陈布雷也是操碎了心。1947年，当女儿从北平来信说要与袁永熙结婚，陈布雷接信后又喜又忧。喜的是女儿的终身大事终于有了着落，毕竟怜儿已经28岁了；忧的是，这个未来的女婿出身怎样？依女儿的思想状况，会不会是一个共产党员呢?

于是，便托当时的北平市长张伯瑾，查一查袁永熙的底细。不久，他便收到了张伯瑾的回复：小袁今年28岁,毕业于北平大学，其父作过满清时的辽宁某县县官老爷，是个正派有教养的青年，只是思想有点左倾。

得到张伯瑾的“调查取证”函，陈布雷十分欣喜，既然自己的女儿激进。有个激进的女婿相配，也在情理之中。

1947年8月，陈琏与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了婚礼。整个婚礼均由陈布雷委托六弟陈训念一手操办，虽然陈布雷因为公务缠身不能来北平出席，但是由于他的声望，婚礼还是风风光光，非常体面。

本来以为这下怜儿成了家，也许会离政治远一些，生活从此也可以安定了。可没想到的是，不久传来陈琏夫妇在北平被捕并被解押到南京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陈琏大婚时，陈琏的朋友田某祝贺，作为陈琏丈夫的，出于礼节，袁永熙与田某交换了名片，事情坏在这次交换名片上。后来，军统破坏中共北平电台时，发现李政宣是台长，而田某与李政宣有联系。酷刑之下李叛变了，交代出田某，又从田某家搜到袁永熙的这张名片，结果夫妻双双被捕入狱。

得知陈琏夫妇被解押到南京后，陈布雷心急如焚，他连忙赶到蒋介石处求情。

蒋介石大吃一惊，忙令特务进一步追查，终因查不到什么把柄，便让陈布雷将陈琏从看守所领出严加管教。后经陈布雷活动，并由袁永熙的姐夫、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作保，袁永熙也于1948年5月被释放。

自从长大成人，有了独立的判断力后，陈琏与父亲的思想认识就渐行渐远。

第一次表明政治态度，则是去联大上学之前，与父亲的一次谈话之中。

父亲希望她做一个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青年时，父女之间谈话的词锋便尖锐起来。

陈琏说，“阿爸，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爱国总是应该的。”

提到爱国，陈布雷侃侃地向女儿叙述当年他发起过反清组织,反对过封建军阀,以及在“五卅”运动中的光荣史，狡辩道，“爱国当然应该，但我希望你无论如何不要参加反政府的活动。”

陈琏回怼说，前方将士在浴血抗战，后方的官僚却在大发国难财，汪精卫又当了汉奸，青年人关心国事，怎么能算反政府？

陈布雷半天哑口无言，最后只能说，让女儿考虑他的处境。

再一次是陈琏“失踪”后返回家中。刚开始，她不想回家，想到延安去，后来在周恩来要她以国共合作抗战大局为重，留在父亲陈布雷身边。

这一时期，是他们父女俩接触最多的日子。

1942年10月,正在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爆出了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巨款的丑闻，许多爱国的参政员联名提案要求政府严办，连监察院长于右任也提出要弹劾孔祥熙。会议主席不知所措,只得报告侍从室。

一个周末的晚上，陈布雷愁眉深锁，不知该如何向“委座”提出处理孔案的建议。他想听听社会上反映。陈琏指出孔祥熙大发国难财，却以小恩小惠欺世盗名的做法。对于这些，陈布雷是清楚的，但是他也知道作为蒋介石的连襟，最后又能怎样，还不是照样不了了之？！

最后，陈布雷老调重弹，劝女儿“静心读书，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

陈琏顺势劝父亲离开官场，不再为这个腐败的政府服务。

陈布雷仍以“国府虽然腐败，但总是正统”之类的词语争辩。

陈琏正锋相对，“你维护的正统，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为何要迁求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呢?”

父女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

最后一次是陈琏从监狱释放之后。看到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的女儿，又得知她在妊娠期间，陈布雷怜爱地责备道“琏儿,为父多次忠告你不要卷入政治，你为什么不听劝啊？”

“阿爸,你不问政治,政治可要来问你啊！不就是为永熙一张名片才引起来的事吗!”陈琏回应道。

陈布雷无力反驳女儿，只好规劝道：“琏儿，你现在不要再惹是非了，先到慈溪乡下去休养一段,恢复一下健康，永熙还在看守所，我要去请叶公超把他保出来哩!”

不久，陈布雷为他们在南京找到了“差事”，陈琏在国立编译馆西洋史组编写世界史从书，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他们的小家庭安在中山东路。虽然没有和陈布雷在一起,但行动是被监视的。

虽然父女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父亲总是心疼女儿的，女儿也是敬重父亲的。陈琏不仅感激父亲的养育之恩,还敬重父亲的私德。陈布雷不同于其他的国民党高官，一生比较正派、清廉。即使在物价飞涨的日子,他也只靠薪金生活,绝不徇私舞弊,以致家庭生活相当拮据。在某些人眼里，完全是迂腐的书呆子做法。

连宋美龄都觉得过意不去,曾暗地派人量了陈布雷衣衫的尺寸,叫上好的裁缝做成衣服赠送给他。逢年过节也会给陈布雷送些别的礼物。

1948年11月月，淮海大战开始，人民解放军以磅礴气势直捣国民党的中枢南京。陈布雷万分沮丧，他没有想到美式武装的800万国民党军，如此不堪一击!

11月12日晚上，看到自己服务多年的国民政府，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陈布雷在失望之中，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陈布雷之死，奏响了蒋家王朝灭亡的哀乐。

陈琏表妹郁文（翁泽永妹妹，乔石夫人）抓住吊唁舅父的机会,从上海赶到南京,她避开别人的耳目,把上海方面可以护送陈琏夫妇去“那边”的好消息告诉陈琏，要他们夫妇赴沪等候。1949年1月，在上海地下党的护送下，陈琏夫妇来到了解放区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但是在特殊时期，由于家庭出身等原因，陈琏夫妇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1957年被迫离婚，1967年11月，陈琏跳楼自杀身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琏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昭雪。

1979年3月21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为陈琏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悼词说:“1947年9月，由于北平我党地下电台被敌人破坏受牵连被捕。陈琏同志在被捕时机智地掩护了同志，在狱中坚定不移,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机密。”

致敬！为了革命理想，不惜背叛家庭的陈琏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