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按:民进中央原主席叶圣陶先生与当年文坛新秀的故事经常为人称道。然而,叶圣陶本人对此并不居功。其实,巴金、丁玲、胡也频、戴望舒、施蛰存等作家都是在叶圣陶先生的关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曾任《文艺报》副总编的吴泰昌由于工作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起同叶圣陶多有交往。后吴泰昌根据这段交往经历以及书信、题赠、签名书籍、合影等实物资料写成《我了解的叶圣陶》一书。以下是转载自民进中央网站的,摘发该书《记叶圣陶与巴金二三事》一章中部分内容:
巴金初出茅庐,踏入文坛之时,还是一位不曾引人注目的青年。文学期刊的编辑适时地向他伸出了热情之手,使他顺利地充满信心地迈开了第一步。
1927年至1928年巴金旅居巴黎求学期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8月,巴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祖国,给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门市部工作的友人索非,征求他的意见。索非将这部稿子介绍到影响广泛的《小说月报》。其时,《小说月报》的编者郑振铎赴欧洲游学,临时由同是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叶圣陶、徐调孚接替。叶圣陶和郑振铎同是文学研究会的主干,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当叶圣陶接读《灭亡》原稿时,很为这位陌生的作者高兴,决定尽快刊发,连载四期。该刊1929年4月号(第20卷4月号)叶圣陶以记者的名义所写的《最后的一页》中说:“巴金君的长篇创作《灭亡》已于本月号刊毕了,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君是谁,这使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同年12月号(第20卷12月号)编者又以记者名义写了《最后一页》,再次推荐这部小说,说本卷刊了两部长篇:巴金的《灭亡》和老舍的《二马》,“这两部长著在今年的文坛上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他们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
叶圣陶的资料简介10字(叶圣陶的资料简介20字)
《灭亡》在1929年1月号至4月号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同年9月,小说单行本由开明书店出版,二十四岁的巴金开始在文坛上大受瞩目。对此,巴金称“《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巴金选集·代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此时,据《随想录》中文本记载,巴金“并不认识叶圣老,也不曾跟他通过信”。后来,巴金和叶圣陶虽然见过面,也有过简短的交谈,但叶老说,因长期住在两个城市,见面的机会不多,话叙的机会更不多。叶圣陶现存有一封巴金给他的信,从信的内容推算,写信的时间大约是1959年,在信中巴金对叶老扶持之情表达了感激:
圣陶先生:
读您的信感到特别亲切,我的旧作现在读起来,实在太不像样,我把它寄给您,不过表示一点感激之情,三十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说意外地转到您的手里,您过分宽容地看待它,使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虽然我始终未写出较好的作品来报答您的鼓励,但是我每次翻阅旧作,就想起我从您那里得到的那点温暖,我高兴今天能够向您表示我的感情。
敬祝健康
巴金五月十三
1981年巴金《致〈十月〉》一文发表,文中又表达了他对叶圣陶知遇之恩的感激: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在这里,我只想表达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
上文所提“不少新作者”,除巴金外,还包括丁玲、胡也频、戴望舒、施蛰存等人,由此,叶圣陶与当年文坛新秀的故事经常为人称道。然而,叶圣陶本人对此并不居功,他在《记我编〈小说月报〉》一文中做了如下回应:
现在经常有人说那两年的《小说月报》影印出来了,大家翻一下目录就会发现,在那二十四期中,新出现的作者并不是很多,就只是人们经常提起的那几位,他们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又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而已。如果稿子可取,又感到有些可以弥补的不足之处,就坦率地提出来跟作者商量,这些是所有的编辑员都能做到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两年的编辑工作是徐调孚兄跟我一同做的。
1928年回国后,巴金在上海定居下来,和索非住在一处,起初是写短篇或翻译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们就主动向他索要文章了。1931年,叶圣陶向索非要巴金的稿子,为主编的《妇女杂志》组稿。巴金写了《亚丽安娜》交给索非转过去,很快便又刊出。同年,叶圣陶离开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月刊,巴金原是这杂志的撰稿人,也继续为它写稿,但很少有机会见到叶圣陶。1931年至1940年期间,开明书店先后出版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翻译作品《爱罗先珂童话集》等、散文集《点滴》等以及《巴金短篇小说集》前两集。期间,叶圣陶为《海底梦》《家》以及《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二集分别做了广告。巴金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样写道:
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只引路,树立榜样。
在《随想录》中,巴金也提及,回国一段时间后交友増多,约稿也増多,迫使自己常常用文字做应酬,在这个暑期叶圣陶托其朋友索非带口信给巴金,劝其慎重发表文章。《灭亡》发表出版不久,巴金又写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投寄给《小说月报》,结果被退了稿。叶老有次谈起这件事,他说,有些研究巴金的著作,说《死去的太阳》是被《小说月报》编辑部退稿的,其实就是我决定退稿的,具体原因记不太清楚了,只觉得这个小说不如《灭亡》自己的生活内容多,所以退回去建议他加以充实修改。叶老说,当时他和巴金没有什么联系,都是通过他的朋友索非带话。索非说巴金对退稿没有意见,感谢提了这么多修改意见,后来经过巴金认真的较大修改还是由开明书店出版了。叶老说,巴金最初给他的印象就是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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