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是清末洋务派重臣，著名外交家，中国少有的能“睁开眼晴看世界”的人，曾出任驻英公使和驻法公使。当年出使国外可不是什么好差使，因为虽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大清帝国还没有完全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大清之外非蛮则夷，来华使者非朝即贡,这样的观念还深入人心。虽然被迫签订《天津条约》之后，西方主要国家驻华公使已常态化，但大清还没有向国外派驻使节的先例。

郭嵩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派驻英国的。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先是参赞、后被提拨为副使的刘锡鸿。

这个刘锡鸿原是郭的幕僚，颇有些才气，被郭推荐为驻英参赞人选。按道理，郭对刘有知遇之恩，且还是刘的上级，刘对郭不说感恩戴德吧，最起码的尊重还是应该有的。

刘锡鸿的军事主张及影响（刘锡鸿和郭嵩焘的主张）

但差不多就是在他们出使欧洲的时候，就开始交恶，龃龉不断，刘对郭不断攻讦，势同水火。

郭嵩焘一行经过几十天的轮船航行、途经十数个国家，终于抵达英国。他根据总理衙门布置的任务，将出使欧洲的见闻记录下来，取名《使西纪行》，发回国内。郭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总理衙门很快将《使西纪行》刊印并发给大清高级臣工。作为大清负责洋务的最高机构，此举意在向大清臣僚普及国际知识、开拓国际视野。谁知此举很快掀起了轩然大波。

“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一时间朝议汹汹。慈禧太后下今将该书毁版，禁止流传。郭的驻外公使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最后由于没有合适的接替者，才没有将郭免职。

郭嵩焘通过深入考察得出结论，西洋发达之根本，不光在科技与商贾，而更在制度与文化。后人说，郭氏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正因为此，严复才说郭嵩焘“负独醒之累”。但因此郭也背上了“不爱国”甚至“汉奸”的骂名

。

副使刘锡鸿却一直扮演着一个正气凛然的“爱国“角色。接连发函举报郭嵩焘的“不爱国”行为。比如，巴西国王访英，郭参加招待会，在巴西国王到场时，郭和其他国家使节一样起立致敬，刘即攻击郭“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认为他叛国辱节；还有一次，在参观活动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不该接受洋人的“嗟来之衣”。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一封封的举报信，让郭嵩焘心力交瘁。

在郭“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之时，刘锡鸿一直坚持着政治正确。甚至在向德皇威廉一世递交国书时，也表现出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史书记载“礼节疏阔，有夷然不屑之意”。以此来显示“天朝上国”的所谓气节。

实际上，刘锡鸿的“政治正确”来自于他对国内政治空气的判断。当时的国人包括官僚阶层，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懵懂阶段，犹如井底之蛙，闭目塞听，夜朗自大。刘锡鸿来到欧洲诸国，什么都见了，什么都知道，但说真话就会陷于“政治不正确”，所以他选择了说“政治正确”的假话。

回国后的郭嵩寿依然背着“汉奸”的骂名，在一片指责声中度过余生。直到数十年后，他的远见卓识才被大多数国人接受。

“爱国”的刘锡鸿回国后继续担任光禄寺少卿，却过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

刘回到国内后做出的最突出的事莫过于他反对修建火车。在他晚年时更是以一篇洋洋七千言的《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轰动了朝廷。他凭自己曾“奉使西洋”，以一名火车的亲历者说:“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现得十分固执。他那富有“说服力”的反驳果然对统治者施加了巨大影响，中国铁路建设的进程也被延迟了好些年。

刘锡鸿自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视西洋近代科技为“奇技淫巧”。谓“电报、铁路、火车于夷鬼有用，于汉人全不相宜”。有外国使臣曾经问中国为什么不修铁路、造火车，刘说，大清国正制造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一日行驶数万里。”这种大火车是什么先进装备呢？刘说：“圣学之道，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他的意思，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神火车胜过你们的物质火车不知多少倍呢。

那么，一惯“政治正确”的刘锡鸿真实的心迹到底是怎样的呢？后来，刘锡鸿出使欧洲时记的日记内容也被披露出来。他在私密的日记中记录了许多对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很赞赏的话。

那他什么还要说假话呢？用现在某些人的话套一下，记日记说实话是生活，对国人对朝廷说假话是工作。因为人家吃的就是“爱国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