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号召党员干部要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说：

“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

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姓曹的将军”，是指南北朝时期梁朝名将曹景宗。

大丈夫当如此也（大丈夫当如此也是什么意思）

曹景宗（457-508），字子震，新野（今河南境内）人。

据《梁书》记载：公元507年，在取得了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战役——钟离之战的胜利后，南朝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为曹景宗、韦睿等功臣举行庆功宴。梁武帝本人喜好文学诗赋，酒酣之际，他命大臣们步韵赋诗。

而曹景宗出身行伍，文化不高，更不善诗文，担心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大诗人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已有些醉意的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梁武帝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曹景宗乘酒兴再三固请。

梁武帝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竞”、“病”这两个难度比较大的韵。

“竞”“病”二韵，是所谓“险韵”，即以生僻字作韵脚。文人若无相当的文字驾驭能力，是不敢轻用险韵的。当日光华殿上，之所以这二韵最后还无人问津，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而曹景宗却举重若轻，一挥而就：

去时女儿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全诗自然流畅，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仅用二十字，就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慷慨豪壮的爱国将领的形象，不同凡响。

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梁武帝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题名为《光华殿侍宴赋“竞”“病”韵》。

全诗以其质朴的语言，饱含情感，传达出一腔“浩然弥哀”的悲慨之气。

“去时儿女悲”，劈头一个“悲”字，如风至潮来。征人离家，远战边关，生死难料，家人又怎不悲痛欲绝，哭声震云霄？而面对这令人触目惊心的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惨景，又怎能不“悲”？

“归来笳鼓竞”，表面看来是喜，但实则包含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揪心惨痛之“悲”：九死一生，有幸归来，但生还者几何？笳鼓声声，可谁能说这庆贺胜利的乐声后面不是得知亲人身首异处、埋骨荒野的隐泣？竞响的笳鼓，怎能让征人忘却失去伙伴的悲痛？这庆功的酒宴，怎能让战士不再想起那伏尸相枕、骸骨相藉的战场惨景？

正因如此，曹景宗才由现实而上溯到历史：“借间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霍去病是西汉武帝时横扫匈奴的一代名将，先后六次出击匈奴，遏制了匈奴贵族的南侵。这是曹景宗缅怀霍去病的原因之所在。自己身为武将，却不能像霍去病那样去开拓和保卫辽阔的疆城，而只能偏安于空间狭小的江南一隅。

尽管曹景宗曾率兵战胜过北魏大军，但与深入大漠两千余里、迫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的霍去病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因而他羡慕霍去病所处的时代，以及由这时代所造就的霍去病的功绩与英名，并渴望自己能像霍去病那样，将北魏（鲜卑族）赶出中原，赶回大漠，出现一个像西汉盛世那样的辽阔版图，从而结束“去时儿女悲”的状况。

然而，现实却是梁朝偏安一隅，统治岌岌可危，雄才志士在这样的时代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而曹景宗只能在现实与历史的交织中，发出一腔“浩然弥哀”的“何如霍去病”的悲慨之叹。

在那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故而“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月之状”（李愕《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淫靡绮丽”的齐梁时代，曹景宗的这一首诗确是一个轰然巨响的惊雷，一扫柔靡浮艳的诗风，其阳刚之气“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姚鼐《复鲁絮非书》），以其洪钟巨响，开创了唐代雄浑、苍茫、悲壮、慷慨的边塞诗风之先河。

这正是当代最伟大的古典诗人毛主席钟爱这首诗的深层原因。

从现存公开的毛主席手迹来看，毛主席曾三次手书曹景宗《光华殿侍宴赋“竞”“病”韵》一诗。其中两幅为毛笔书法作品，均竖写在一页红色竖行条格纸上，是潇洒的草书。

另外一幅，是毛主席在一本曹禺译莎士比亚剧本《柔蜜欧与幽丽叶》（今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封面上的批注，由硬笔随意书写，从天头左起横写到右，再转向下竖写。在封面上偏左的竖行书名之左右，毛主席还写下“曹景宗”“六朝人”六个字。毛主席的这幅似不经意的小点评和随性书法作品，细细品来，颇有意味，可以窥见他心中隐含的对莎翁名剧的评判和感悟，体现出他的文学艺术欣赏品位，也说明这短短的二十字诗作，是毛主席品读古典诗词的时候格外青睐的作品之一。

对《光华殿侍宴赋“竞”“病”韵》一诗的作者曹景宗，毛主席在读史过程中，曾给予点评。

毛主席在读《南史·曹景宗传》时，在传文的天头上，曾挥笔批注道：

“景宗亦豪杰哉！”

曹景宗自幼善骑射，好畋猎，有大志，爱读史书，他在读《史记·乐毅传》时叹息曰：“大丈夫当如此！”萧衍为雍州刺史时，曾荐其为竟陵太守。梁武帝起兵时，曹景宗率同族子弟三百人从军，梁建国后为郢州刺史。

然而，“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步曲残横，人颇厌之”。在这一段文字之上，毛泽东批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

曹景宗为人是比较贪婪，后面还有一段文字说他“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

毛主席在这一段文字批注道：“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立郎，亦用此等人。”

梁武帝对这种行为亦还有所约束，而曹景宗亦有所畏惧，故《南史》在下文云：“帝颇知之，景宗惧乃止。”梁武帝用曹景宗不是用其贪，而是用其能战，正由于这一点毛泽东仍称曹景宗为“亦豪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