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良渚文化”中心区域地理位置的日渐明确，1998—2002年，考古工作者又对良渚一带方圆约50平方千米的范围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共确认遗址130多处。

良渚古城布局

良渚古城遗址（良渚古城遗址发现什么骨骼最多）

2007年3—11月，经过发掘最终确认了四面城墙。2007年11月，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这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人们完全没有意料到它会如此巨大，300万平方米的顶级规模完全超出了预期。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在实地考察之后明确指出，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不仅如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就发现良渚遗址的西北侧的“塘山”是一条东西向的土垣，全长约5公里，宽度约在50—70米，高约3—5米不等。起初，人们认为塘山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但一直无法找到围合结构。直到2009年9月中旬，有群众举报在良渚遗址群西北10千米左右的彭公村岗公岭有人“盗墓”，现场暴露大量青膏泥，这才意外发现了水坝线索，通过勘探共确认了分布于谷口位置的6个高坝坝体，共分东西两组。水坝堆筑的青泥以草包裹的形式垒筑而成，经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年确定为良渚时期。

高坝低坝形成的库区推测

但高坝和塘山长堤仍无法接续。这时候还是高科技派上了用场。2011年年初，考古工作者获得了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份良渚地区的美国“科罗娜（corona）”间谍卫星影像。当时浙江农村居民烧饭尚未开始使用液化气，村民都要上山砍柴，所以山体上植被很少，地形凸显。当时也还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原始地貌保存较好。在这张珍贵照片的帮助下，很意外地在高坝区南侧4千米位置发现一处高度可疑的地点。通过实地勘测，仅1天时间就确认为人工堆筑的坝体，同时发现其东西两侧山体外，还另有两个较短的坝体，共同组成低坝系统。尽管坝体都未经发掘，没有地层依据，坝体又都由土堆筑，几乎不见遗物，碳14检测还是证明了它的“良渚文化”属性。

这个发现最大意义在于，低坝通过山体和塘山连接形成闭环，从而揭示出了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国内顶尖水利专家召开研讨会确认良渚水利系统“具有拦蓄水功能，山间的天然隘口具有溢洪道作用，各坝组合形成了具有上下游两级水库的较完整的水利系统”。中国原来有大禹治水的传说，现在良渚水坝比它还早了1000年，因此，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入选了2015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国历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原（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由此向四面八方传播，从夏代起建立了国家，进入文明时代。反观长江流域，其历史重要性则要晚至汉代以后才充分体现出来。史学宗师徐中舒（1898—1991年）当年因此就提出疑问：“要是（春秋）吴越的文化真的很低，怎么能骤然兴起并与中原争霸呢？”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考古实物资料也已证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不是一个，而是遍布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上、中、下游及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这也就是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演进不是单线式，而是多元的，或者说是“漫天星斗”式的。

回望5000年前的中华大地，无论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和“小河沿文化”，还是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其整体的文明化发展水平都与“良渚文化”有一定差距，尤其在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礼仪制度方面，“良渚文化”可谓一马当先。苏秉琦先生即认为，我国的国家起源发展阶段乃是“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并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古国”阶段，而“良渚文化”更进一步，已经达到“方国”阶段。

换言之，长江下游地区早在夏代以前的公元前3000年时期就已经出现可称之为“国家”的复杂社会，要比出现城市化的二里头和安阳早1000多年——他们被认为是中国早期历史中夏代和商代的代表。“良渚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华民族的确有着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史。难怪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称“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而严文明更是直截了当地断言，“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的玉钺，出土于浙江杭州反山，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带神人兽面雕刻的玉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原夏、商王朝崛起之前的史前时期，“良渚文化”对于中国土地上的其他文化类型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良渚文化”的象征——玉器——在江西、安徽、湖南、山西、陕西、四川、广东等地的传布，其范围几达小半个中国。甚至中原的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许多与“良渚文化”形制接近的玉器与漆器。

遗憾的是，大约在4300年前，延续了1000多年的“良渚文化”突然消亡。上古环境科学研究表明，这是一次天灾。大约同一时期发生了一次全球降温事件，导致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了连年大洪水。长江三角洲变成了一片汪洋，大雨进一步引起海侵，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是逃奔外地，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摧毁，而良渚先民的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位于余杭盆地的良渚古城从此销声匿迹。直到战国时期，这一地区才开始重新出现人类生活痕迹。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提出，每一种文明的兴衰从根本上取决于它对某种特别困难（自然的和人类活动的）的应战如何。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对抗自然的力量绵薄，生存环境的恶化让良渚先人在对抗自然的挑战中失败了。

与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一样被这场大洪水摧毁的还有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湖北的“屈家岭文化”。为了躲避洪水，这些地区的部族可能开始向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南一带迁移。与此同时，长城以北红山文化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环境的恶化或许也促使了这一地区的部族向南迁移。陕西、山西、河南一带海拔较高，受大洪水影响较小，且属于旱地农业区，当地的农作物（黍、稷）耐寒，相比之下更适合人类生存，于是四方部族经过战争和平交往，与此地原住民融合在一起。在四方“新石器文化”相继凋零之后，中华文明终于在中原地区进入了王朝时代。

但是，在此之前，“良渚文化”才是“满天星斗”中最为耀眼的那一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