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课堂小作业）

《旧唐书》卷一八三专立“外戚传”，而以武承嗣为武氏外戚之首，并将太平公主、薛怀义的传记附在武氏外戚传记中。这样的列传编排无疑存在问题。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九二“武承嗣传太杂”条中即指出，《旧唐书》将武士彟单独列传，而在“外戚传”中“以（武）承嗣标首，遂将武姓并外姻共数十人一概揽入，太觉猥杂，不成体裁” （注1）。王鸣盛尤其指出，《旧唐书》将太平公主、薛怀义的传记附在《武承嗣传》后令人难以理解。的确，如果说认为太平公主是武攸暨之妻而将太平公主的传记附在其后，还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将薛怀义的传记附在武氏外戚列传中，就着实没有道理了。

至北宋时期，太平公主和薛怀义的传记在《新唐书》的编纂中得到了重新的处理。《新唐书》立“公主传”，太平公主得以列入其中；而薛怀义被“驱逐”出了外戚传，在《新唐书》中不再有传记，其事迹附于《则天皇后传》中。

由于《唐书直笔》没有记载薛怀义事迹在《新唐书》中变迁的缘由，故而我们只能根据史料内外的草蛇灰线来进行些许猜测。类似的猜测清代学者已经有所涉及，如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指出：“薛怀义旧附外戚《武氏传》后，固属非类，新《书》以其无可附，遂并不立传。”（注2） 而在《陔余丛考》中，他写道：“薛怀义擅宠，武后朝威震天下。旧《书》列入外戚，固非。新《书》以其无类可归，遂不立传，仅于《武后传》内纪之。”（注3） 即指明了《新唐书》中未立《薛怀义传》，薛怀义的生平事迹被列入《则天皇后传》之中。并且在赵翼看来，《新唐书》对薛怀义的处理是无奈之举。相对于赵翼的观点，同为清代史学大家的钱大昕则认为《新唐书》的处理不妥，他认为张易之、张昌宗和薛怀义等人当别立一“佞幸传” （注4）。

于是关于《新唐书》对薛怀义的处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其一，《新唐书》不立《薛怀义传》；

其二，《新唐书》中薛怀义生平事迹被附在《则天皇后传》中。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学者所论述的“无类可归”，能够解释有关《新唐书》的第一点认识，即不立《薛怀义传》，但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薛怀义生平事迹被附在《则天皇后传》中。笔者认为，除“无类可归”外，薛怀义事迹被附在《则天皇后传》中还有其它因由。为此有必要梳理《新唐书•则天皇后传》的成立始末。

《旧唐书》之“后妃传”中不立《则天皇后传》，于本纪中立《则天皇后纪》。这与《旧唐书》的编纂过程和史料来源密切相关。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武后时期的历史记录有实录存世，分别为《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宗楚客《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注5） 。其中《圣母神皇实录》为宗楚客于武周时期编纂，颇为杂乱；神龙政变之后，中宗李显命重修《则天皇后实录》，据《新唐书•艺文志》，参与者有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等人。开元年间，吴兢、刘知幾重修《则天皇后实录》，《新唐书•艺文志》中的“《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当是吴兢重修后的版本。后吴兢根据诸朝实录开始修撰国史，以“则天事为本纪” （注6），武周一朝事迹遂以《则天皇后纪》的面貌出现在国史之中（注7）。而《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注8），也延续了国史的处理方法，于本纪中立《则天皇后纪》。

从唐代后期开始，便有人对吴兢的处理有所质疑，最为著名的争论便是唐德宗时期沈既济奏议，事见《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注9）；综其观点，乃认为武瞾掌权是“牝司燕啄”，其本人并非继体之君；中宗李显虽然中途被废，但始终是“体元继代”的大唐皇帝。沈既济给出的处理意见是，以则天时事并入《中宗纪》，别纂录其本人事迹入“皇后传”（注10）。沈既济的上奏没有被采纳。

在《新唐书》中，有关武后的历史记录呈现出与《旧唐书》颇为不同的面貌。一方面，《新唐书》延续了《旧唐书》的本纪结构，立《则天皇后纪》；另一方面，在《则天皇后本纪》之外，在“后妃传”中另立《则天皇后传》。关于《新唐书》的这一处理，清代学者已经有所注意，如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指出：“又旧《书》武后编入本纪，故《皇后传》内不复立传。新《书》则既有《武后本纪》，又有《武后传》，或疑欧公作纪，宋公作传，各不相谋，遂至重出。”（注11）即认为《新唐书》既有《则天皇后纪》又有《则天皇后传》，是因为宋祁作传时立《则天皇后传》，待欧阳修作本纪时欲立《则天皇后本纪》，并没有勘合列传，导致重出现象。不过赵翼的想法在写《廿二史劄记》时发生了改变，也许是因为彼时已经细致地阅读了《新唐书》相关内容，在《廿二史劄记》中他写道：“旧《书》武后有本纪，遂不列《后妃传》。新《书》以其称制后政事编作本纪，而猥亵诸迹仍立传于《皇后传》内。”（注12）即认为《新唐书》的《则天皇后传》用以记载武后的“猥亵诸迹”。

于是，我们对于《新唐书》既立《则天皇后纪》又立《则天皇后传》现象原因的考察，便有了以下两种思考的面向：

其一，这一现象是由于《新唐书》编纂过程中的阶段分工情况而产生，宋祁于列传中作《则天皇后传》，而到了欧阳修接手作本纪时立《则天皇后纪》，却没有勘合列传，使得《则天皇后传》得以保留。

其二，《则天皇后纪》与《则天皇后传》都是《新唐书》编纂时设定的结构性存在。《则天皇后纪》用以记载武后登基后的年代大事，《则天皇后传》则专门记载武后的污秽事迹。二者分工明确，皆不可或缺。

钱大昕提出：“武后旧《书》有纪而无传，新《史》于编年之外，别采事实为传，而不去本纪之目，较之沈既济之说为优。”（注13）可见钱大昕也认为，《新唐书》的《则天皇后纪》与《则天皇后传》分工明确。笔者也赞同第二种思考的面向，理由有以下两点：

其一，若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因为《新唐书》编纂过程中的分工，那么在最后定稿之前，这种抵牾是很容易发现的。虽然众手成书的“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导致事实大量差错是《新唐书》的重大缺点（注14），但《则天皇后纪》与《则天皇后传》并存，如此明显的现象很难相信欧阳修等人不会察觉。

其二，如赵翼所言，《则天皇后纪》与《则天皇后传》记载史实分工明确。虽然不可避免地有史料重出的现象，但《则天皇后纪》只按年份记载大事件，几乎无枝蔓；《则天皇后传》中则记载了诸多不见于本纪的内容，如武后杀女杀子，流放诸侄，任用酷吏，宠信面首，嗜杀佞佛等等，究其性质，的确多是赵翼所言“猥亵诸迹”。《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的史臣论赞可以提供佐证：

赞曰：或称武、韦乱唐同一辙，武持久，韦亟灭，何哉？议者谓否。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僣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韦氏乘夫，淫蒸於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鸩杀帝，引睿宗辅政，权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遗，不旋踵宗族夷丹，势夺而事浅也。然二后遗后王戒，顾不厚哉！（注15）

《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的传主从窦皇后到杨贵妃，总共有十四人，但史臣论赞丝毫不提及其他传主，而只针对武后和韦皇后而发。可见在宋祁等作者看来，承担此卷列传褒贬功能的，便是武后和韦后的传记。而在论赞中，宋祁有“贬”而无“褒”，认为武后和韦后的事迹可以用来“遗后王戒”。这或可作为《则天皇后传》专载武后“猥亵诸迹”的佐证（注16）。

于是，《新唐书》将薛怀义事迹附到《则天皇后传》中的缘由便十分清楚了，乃因薛怀义是武后面首，他的发迹和武后对他的宠幸便是“猥亵诸迹”。赵翼曾指出，《旧唐书》本纪中从未出现过薛怀义事迹，乃因《则天皇后纪》全抄唐代国史，国史中为武后讳，故没去薛怀义事迹（注17）。赵翼的这一发现可作为薛怀义事迹乃“猥亵诸迹”的侧证。

注释：

1.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843页。

2.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六“新书改编各传”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4页。

3.赵翼：《陔余丛考》，卷一零“新唐书编订之失”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92页。

4.钱大昕著，方诗铭等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四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55页。

5.参《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998页；《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471页。

6.王溥撰：《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5页。

7.如黄永年先生所指出的，玄宗承认祖母武瞾是唐室先妣，故开元年间吴兢所重修实录名为《则天皇后实录》（黄永年：《读唐》，收入氏著《文史存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随后吴兢修撰国史，当延续了这一意识形态指导，故吴兢、韦述国史中则天朝本纪名称亦当是“则天皇后实录”之类。

8.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第345页；黄永年先生则进一步指出，由于从高祖到文宗部分国史本纪也是摘抄自实录，故“《旧唐书》这部分本纪实际上都是实录的节本”（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页）后来的学者如阎质杰、谢保成、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等亦持相似的观点。

9.王溥撰：《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第1095—1097页。

10.黄永年：《读唐》，氏著《文史存稿》，第153页。

11.赵翼：《陔余丛考》，卷一零“新唐书改订之善”条，第187页。

12.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卷一六，第352页。

13.钱大昕著，方诗铭等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四一，第653页。

14.黄永年：《唐史史料学》，第21页。

15.《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第3496页。

16.我们亦可以回顾《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的史臣论赞。通过论赞，我们得以了解《新唐书》立《则天皇后纪》的缘由，盖因武后操持国柄是事实，欧阳修等人“不敢没其实”，而立《则天皇后纪》远可合春秋之义，近则符合《史记》《汉书》和《旧唐书》的书法。考虑到《新唐书》的成书过程和纪传编撰次序，笔者认为欧阳修的这一论赞更像是在解释为何要在《则天皇后传》之外再立《则天皇后纪》。

17.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