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非常明确的三代及五帝，帝堯、帝舜、帝喾、帝顓頊、黄帝编年史受到一众清朝学者们的诋毁否定，遂导致了国人的一种难言尴尬，周朝共和元年之前的華夏历史似乎成了一片模糊，再也无从排序各朝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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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解放以后，约在90年代前后人们便开始搞一个重大的文化攻关项目，即后来为众所周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当时的人们是想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这个历史学问题，主要采用的却还是以《竹书纪年》所记载之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天文事件（未见诸其他史书）来计算出周懿王元年的准确年月日期。

天再旦于郑，即指在郑地那一年的某一天发生了二次日出天象。

这种特殊的天象其实即指那一天日出之后不久就发生一次日全食，天再次变成黑夜，一会日全食过后太阳又重出现，而人们好像看到了那一天有二次日出，故曰：“天再旦于郑”。

从天文学角度见，这种特殊的天象发生是有一定规律的，大约一千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

是故当时的夏商周工程重点即放在了用计算机模拟计算陕西一带发生这种天象的日期上。

殊不知这已经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荒悖，既要怀疑乃至否定《竹书纪年》编年史的真实性，却又要假《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条纪事来完成所谓的断代工程。

而后来的结果不免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冠冕堂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竟然只是替《竹书纪年》作了一个背书，证明《竹书纪年》作为先秦编年史的正当性。

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数年的努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后得出一个关键性结论，即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发生的日期，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得出二个数据，一个是公元前926年，另一个是公元前899年。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三位科学家的计算结果则更为具体：“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即那次日全食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时48分。

故“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应该即发生在公元前899年。

而按照明吴綰刊刻版《竹书纪年》推算，则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4年，与之仅相差5年。

而这五年之差其实是和前人排定周共和元年有关，前人排定周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是故《竹书纪年》上推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4年。

而这种误差笔者以为应该是周共和元年排定有问题所造成的。

以中国古代历史，除开《竹书纪年》的话，在漢代以前基本就没有其他编年史，如《左传》、《国语》等都不属于编年史。

真正的编年史就要像《竹书纪年》那样，帝王纪年和甲子纪年同时具备，如此方可保证纪年不出差错，而《左传》、《国语》等俱非如此。

故大体上可以推论，应该是在秦漢之际，或战国兵燹乱世，史家的编年体系出现了某种紊乱，缺失某一时段的历史记录，或推算差错少记了五年。故周共和元年其实应该是公元前846年，而非目前公认的公元前841年。

如以目前公认的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为参照，从《竹书纪年》便很容易地可推算得出：

周元年辛卯（西周武王十二年克商，即位）

—公元前1050年

商元年癸亥（商湯十八年灭夏后氏，即位）

—公元前1588年

夏元年壬子（禹即位）

—公元前2049年

帝舜元年己未

—公元前2102年

帝堯元年丙子

—公元前2205年

帝喾元年癸酉

—公元前2268年

帝顓頊元年乙卯

—公元前2346年

黄帝元年乙亥

—公元前2446年

注：如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论，则以上年表数据各多加5年，而甲子不变。

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周懿王元年公元前899年数据与《竹书纪年》相差五年，还有一种情况是和“天再旦于郑”之郑地有关的。

断代工程所推算的数据是以书史所言周初封郑国于陕西榆林一带为依据的，但郑国非郑，白马非马，郑应为一专指地名。

笔者藏一山西临汾出土战国石璧一面刻“郑”字（见图），则山西临汾一带有可能为郑地，而地理舆图提字所得郑地在今河南郑州一带。

如果是后者，则与山西榆林属于截然不同的地区，而其“天再旦”推算日期自然也大相径庭。故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测算参照地取点不对所造成的。

另一种情况则是和甲子有关的，《世本》《战国策》、《左传》、《春秋》都不太注重纪年，也不用甲子纪年，唯《左传》等在纪日上却会用甲子，纪年、纪月俱不用甲子，如《昭公二十年》开首曰：“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

即为当时甲子纪年法尚未普及，而人们普遍使用的是岁星纪年法，如《国语·晋语四》曰：“君之行也，岁在大火”。

而岁星纪年法和太阴历、太阳历一样都是建立在天文观测基础上的，虽然岁星经天周期大致为12年，但每年都会有些许岁差，故像后人用六十花甲纪年其实已经不能算岁星纪年法了。

人们普遍开始用甲子纪年大约开始于西漢，此前甲子纪年但为史家所用，其实是史家假此以与通常的帝王纪年法形成一种彼此的校准关系，即一方一旦出错，另一方可校对之。

故甲子之建立是独立于历法系统之外的，此即书史所言黄帝命“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是由二个人来分别主持建立的纪年系统，而黄帝倉史一路史官即专门采用此法来纪史（后人所称的编年史）。

若纪年之“纪”字左旁从幺，古文即象形二股相交，故史家言纪年者有其特别寓意也。

另外，《竹书纪年》所载三代及上古历史纪年上所具有的精确性也是有缘故的。

魏国乃西周初年所分封的诸侯国，册封地原在山西芮城县北，即今运城、洪洞一带，向为中华祖脉源头之地。

神农共工氏、蚩尤氏祖脉地望，俱在一带，共工氏祖庭大概即今神木石峁遗址，蚩尤氏祖源地望即今运城孤峰山，后黄帝轩辕氏经略天下亦据此，故黄帝青陽氏祖源也在此地，其后帝堯等又建都于此。

而后世帝王如漢武帝等多次于此地祭祀后土却存在一个祖源上的问题，从黄河经河套从岱海南下交渭见，黄河在临潼一带折向东，舆图提字所得是“司”字，与“后”字相反。

故这里应为黄帝青陽氏祖源地望，而非夏后氏者。

这和今人纠结纷争于命名“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戉鼎”是同一个问题。

故漢儒以黄河运城一带祀后土原存在一个文明义理上的问题。

若《竹书纪年》所传承者即为伏羲、女娲、神農，炎帝、黄帝文明，亦即倉頡一路史家文脉所在也。

但遗憾的是《竹书纪年》仅纪至隐王（《史记》称“赧王”）十六年便戛然而止。

故后人根据清代馬骕所编《绎史年表》接续漢朝历史年表，其实会存在一些问题，以毕竟史家传史路线不同，补苴掇拾者难免会有所错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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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今所用历法甲子原也甚属可疑，是否为漢儒所臆造杜撰？尚待进以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