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据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号称先秦时期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西晋年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葬时，发现了这部史书。

《竹书纪年》的出土，对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因为它所记载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仅内容不同，价值取向也相异。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两部史书所记载的尧舜传位这段“历史”。

据《史记》记载，五帝时期是禅让制，尧禅让于舜，“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而据《竹书纪年》记载，“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说，舜乘尧年老，囚禁了尧，然后篡位。

那么，这两种记载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真相呢？

很多人认为是后者，首先，他们不相信五帝时期的人有那么高尚，把至尊无上的帝位拱手相让，要知道，后世王朝为皇位可是争得头破血流；其次，人都有叛逆的思维，你说东，我偏要往西，你《史记》说尧舜禅让，那我偏要说尧舜不是禅让，以证明自己善于见解独特，善于独立思考。

我个人认为，关于这段“历史”，《史记》的记载未必完全真实，但肯定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记载，应该比《竹书纪年》更靠谱。

平心而论，《竹书纪年》不过是魏襄王墓中出土的一本书，这本书就像一个野孩子，我们只知他是个孩子，但他究竟是谁的孩子，他的父母、年龄、性格等等，我们一无所知，所以，不能这个野孩子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

何况，《竹书纪年》这个野孩子的话，已经被证实存在谎言。比如，《竹书纪年》关于伊尹囚禁太甲的历史记载，便被考古证实有误。

《史记》称伊尹是贤臣，见太甲昏庸无道，便将他囚禁，但太甲醒悟后，又将他迎回，继续为君。而《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伊尹是个奸臣，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可据考古证明，伊尹在历史上的口碑很好，是个不折不扣的忠臣。

当然，我们不因为《竹书纪年》的一段记载有误，便认为它的所有记载都有问题，回归正题，根据人类社会学研究，尧舜禅让的历史，完全有可能发生。

尧舜在位时，是什么时期？正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当时生产力落后，人们只能抱团取暖，才能应对自然的挑战，所以私有观念淡薄，也没有形成严格的私有制度，更没有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

尧帝也好，舜帝也罢，其实都只是部落联盟首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他们不是高居深宫之内的万岁爷，他们的权力和威望，远无法与后世王朝君主相提并论。他们甚至可能还要参加劳动。

所以，做当时的“帝”，远没有做皇帝那般潇洒。这也就使得，当时的“帝”对地位的眷恋，远没有后世君主那般热烈。

¥40

【硬盒精装】史记全册正版书籍 文白对照 原著加译文无删减 史记青少年版司马迁

淘宝月销量3686

¥29.8¥198

购买

已下架

何况，在原始社会时期，还有一个所谓的原始部落联盟民主制度。统治区域内的重大事务，由部落联盟首领做出决策，然后召集各部落首领商议，投票决定，如果大多数首领都反对，那么，部落联盟首领便得重新做决策，或听从大家的意见。部落联盟首领本身，也可能是由各部落首领推选。

这种社会管理方式，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中，都可窥见一斑。比如清朝前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实就是脱胎于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度。又比如辽国创建之时，部落首领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遗风便仍然存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因久居大汗之位，引起契丹各部落首领不满，他们要求恢复旧的可汗选举制度为旗号，强迫阿保机退让可汗之位。

一千年前的契丹部落，尚且存在部落首领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遗风，四五千年前的尧舜时期，出现了所谓的禅让制，又何足为奇？

《竹书纪年》关于尧舜的记载，多半是法家学者的臆想，甚至是杜撰，其目的自然为了宣传法家学说。

事实上，舜篡尧之位的观点，并非仅见于《竹书纪年》，应该普遍流传于当时法家学者之口。比如韩非子便说过类似的观点，“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他希望君主以此为鉴，以法家学术统御臣下，以达到“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