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

［一八］按《纪年》作桓侯璧兵。《史记·宋世家》索隐

案：《史记·宋世家》：‘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索隐：‘按《纪年》作桓侯璧兵。’《存真》列于魏武侯二十四年，作‘【宋桓侯璧兵立】’。《辑校》作‘宋桓侯璧兵’，附于‘无年世可系者’。又洪颐烜《校正竹书纪年》卷下补此条于周烈王三年，郝懿行《竹书纪年校正》卷一三补于周烈王五年，林春溥《竹书纪年补证》卷四亦补于周烈王三年，或更谓桓侯元年当周安王二十二年。宋国国君年次，《纪年》多阙，《宋世家》与《六国年表》亦多歧异。《六国年表》宋辟公元年当周烈王四年，即位当在前一年，洪氏、林氏本此。烈王三年于《纪年》当魏武侯二十三年，现姑列于此。

《宋世家》索隐云：‘《庄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后为狂也。司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驱呼辟，故为狂也。”’《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庄子》略同。此不见今本，为《庄子》佚文。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七云：‘“辟”、“璧”古今字，犹“圭”与“圭”耳。’洪颐烜《读书丛录》卷二云：‘辟公既名辟兵，不得谥为辟公，当从《纪年》作桓公，“辟”字即涉其名而讹。’《史记》误，《纪年》为是。

［一九］按《纪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史记·晋世家》索隐

按《纪年》：武侯二十六年卒。《史记·魏世家》索隐

案：《存真》、《辑校》作‘二十六年，武侯卒’。

［二0］《纪年》作（燕）简公四十五年卒。《史记·燕世家》索隐

案：燕简公元年当晋烈公二年，四十五年当魏武侯二十六年，《存真》、《辑校》列于是年。

［二一］《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元年，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水经·浊漳水注》

《纪年》云：桓公二十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已后更无晋事。《史记·晋世家》索隐

案：韩共侯即韩懿侯。据《水经注》所引，索隐之‘已后更无晋事’句，当属隐括之词，非《纪年》文。

［二二］《纪年》曰：惠成王元年，昼晦。《开元占经》卷一0一

案：郝懿行《竹书纪年校正·通考》引作‘烈王六年’，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五0、林春溥《竹书纪年补证》卷四、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卷六仍引作‘惠成王元年’，与今所据恒德堂本同。《占经》或有两本，一本将魏纪年换算为周年，后惠成王十六年‘邯郸四曀’条同。

［二三］按《纪年》云：……七（年）［月］，公子缓如邯郸以作难。《史记·魏世家》索隐

案：《存真》、《辑校》列于惠成王七年。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四四云：‘此条当在魏武侯卒后。是役也，赵助公子缓，故赵谓韩除魏君立公中缓也。据《世家》为赵成侯、韩懿侯，……则此条当系于烈王六年，是为魏惠王元年。……中缓争立，当在此时。……余谓当在“烈王六年，赵成侯、韩懿侯伐我葵”之上。’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卷六改‘七年’为‘七月’，亦列于梁惠成王元年。《魏世家》索隐所引《纪年》全文为：‘武侯元年，封公子缓。赵侯种、韩懿侯伐我，取蔡，而惠王伐赵，围浊阳。七年，公子缓如邯郸以作难。’《辑校》云：‘案“武侯元年”当作“惠成王元年”，据本文自明。’因系此条于惠成王七年。据《水经·沁水注》所引（见下条），索隐之误不在‘武侯元年’，而在‘赵侯种’之前脱‘梁惠成王元年’六字，以及如《考订》所说，误‘七月’为‘七年’，其为钞刻之讹，抑司马贞节取《纪年》时之疏，今已不可知。参下条。

［二四］《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懿侯若伐我葵。《水经·沁水注》

按《纪年》云：……赵侯种、韩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王伐赵，围浊泽。《史记·魏世家》索隐

案：《史记·魏世家》所引，诸本作‘浊阳’，日本南化本、伊佐早谦藏本所据古钞校记作‘浊泽’（见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四四页一二），从之。《史记·魏世家》亦作‘浊泽’。《水经注》所引‘伐我葵’，郦道元并引‘司马彪《郡国志》“山阳有鄈城”’为证。今《续汉书·郡国志》作山阳有‘蔡城’，刘昭注：‘蔡叔邑’，则显非误字，与《魏世家》索隐所引‘取蔡’合。此亦《纪年》和峤、荀勖本与束皙本之异。盖山阳之古城或作‘葵’或作‘蔡’，古文二字形近，释《纪年》者因一释‘葵’，一释‘蔡’，两本皆流传，故一本作‘葵’，一本作‘蔡’。（‘葵’、‘蔡’之异，反映在续汉书·郡国志》上亦一本作‘鄈’，一本作‘蔡’，其为司马彪书先后之异，抑传录者各据所知以改，今已不详，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此异文。）《辑校》云：‘索隐引作“蔡”乃字之误’，非是。赵成侯名‘种’，见《史记·赵世家》，《世本》亦云：‘成侯名种’（《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与《魏世家》索隐所引《纪年》合，而《水经注》引《纪年》作‘偃’，或为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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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纪

［一］按《纪年》：……（燕）简公立十三年，而三晋 命邑为诸侯。《史记·燕世家》索隐

案：《存真》、《辑校》列于晋烈公九年，《订补》云：‘当在晋烈公十三年。’案应列于魏文侯四十三年。

《太平御览》卷八七九引《史记》云：‘晋烈公二十三年，（诗铭案：《存真》、《辑校》作‘二十二年’，未详何据。）国大风，昼昏，自旦至中。明年，太子喜出奔也。’《存真》、《辑校》入辑，以‘今《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辑校》云：‘《史记·晋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以晋桓公十九年卒。”以武侯之年推之，则烈公当卒于是年。（诗铭案：即二十二年。）烈公既卒，明年，大子喜出奔，立桓公，后二十年为三家所迁。是当时以桓公为未成君，故《纪年》用晋纪元盖讫烈公。明年，桓公元年，即魏武侯之八年，则以魏纪元矣。《御览》引晋烈公二十二年，知《纪年》用晋纪元讫于烈公之卒。《史记》索隐引魏武侯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而无七年以前年数，知《纪年》以魏纪元自武侯八年后始矣。’《辑校》以《御览》所引《史记》为晋纪最后一条，其下即为魏纪。《存真》亦引《史记》此条，云：‘误衍一“二”字。’列于晋烈公十二年，因以魏纪始于武侯元年’。案所引《史记》决非《纪年》，原作‘二十三年’亦非‘二十二年’，详本书附录，不足以证魏纪起于何时。《晋书·束皙传》：‘三家分［晋］，仍述魏事。’束皙亲预整理之役，当以其言为可据，魏纪应始于晋烈公十三年，即本条燕简公十三年‘三晋命邑为诸侯’条。此说本甚分明，然以《存真》、《辑校》误系此条于晋烈公九年，复见其后尚有烈公十一年、十二年诸条，遂避而不论，徒兢兢于魏武侯元年或八年为魏纪始年之争。至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谓‘晋国灭，独记魏事’，盖以晋桓公之前，《纪年》仍记晋事，以后方独记魏事，与诸书所引《纪年》之文亦合。《纪年》魏纪应从魏文侯四十三年开始，当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烈公十三年，即《资治通鉴》之第一年，旧时所谓战国之始。

［二］《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

案：《存真》列于晋烈公十二年，盖误以齐宣公卒年当烈公七年，见上。《辑校》改列于烈公十六年，是。此应列于魏文侯四十六年。

［三］《纪年》云：（魏文侯）五十年卒。《史记·魏世家》索隐

案《存真》、《辑校》列于晋烈公十五年，误。案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逾年改元，为敬公七年。敬公在位十八年，幽公亦十八年，合共三十六年，减六年则为三十年，是烈公元年为文侯之三十一年。由此下推十九年，文侯五十年卒时应在烈公二十年。

［四］按《纪年》云：（魏）武侯元年，封公子缓。 《史记·魏世家》索隐

案：《存真》云：‘公子缓，武侯之子、惠成王之弟公仲缓也。’列于魏武侯元年。《辑校》以为系‘当作惠成王元年’，改列该年，非是，详后。

［五］《纪年》云：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史记·魏世家》索隐

［六］《纪年》云：……（秦）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史记·秦本纪》索隐

王劭按：《纪年》云：……（秦）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

案：《订补》引《秦始皇本纪》索隐，误为‘集解’，又改敬公立十三年’为‘十二年’，（诸本皆作‘十三年’，见《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六。）期与《秦本纪》索隐合。实则所谓‘十二年卒’，自敬公即位次年改元起算；所谓‘敬公立十三年’，乃自即位之年起算。十二年或十三年乃计算方法之异。《存真》列于魏武侯三年，《辑校》列于晋烈公十八年。案应列于魏武侯二年，当晋烈公二十二年。

［七］《纪年》以孝公为桓公。《史记·晋世家》索隐

案：《史记·晋世家》：‘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颀立。’索隐：‘《系本》云：孝公倾。《纪年》以孝公为桓公，故《韩子》有晋桓侯。’《存真》据此作‘【（魏武侯）七年，晋烈公卒，次桓公立】’，云：‘桓公，《韩非子》作桓侯，《世本》作孝公倾，见《史记》索隐。’《辑校》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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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纪

《韩非子·喻老》有‘蔡桓侯’，《文选·七发》李善注引《韩子》作‘晋桓侯’，与索隐合。《新序·杂事》有‘齐桓侯’，据《文选·养生论》李善注引《新序》，亦为‘晋桓侯’之误。盖昔人已不知晋有桓侯，遂误改为蔡为齐。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扁鹊曾为赵简子疗疾，后‘过齐，齐桓侯客之’。束皙云：‘齐桓在简子前且二百岁，小白后无齐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简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记》自为舛错。’（见《文选·养生论》李善注引）‘二百八年’，时间不合，影宋尤袤刻本如此作，疑误。此当属束皙考证竹书时随疑分释之语，盖据《纪年》晋桓侯以驳《史记》舛误。

［八］《纪年》：（魏武侯）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史记·魏世家》索隐

案：《史记·魏世家》：‘（魏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存真》云：‘洛阳当作洛阴，《史记》“文侯攻秦，还筑洛阴”，是也。’《订补》云：‘案《魏世家》“筑洛阴、合阳”，《六国表》作洛阳。’

［九］《纪年》为十八年。《史记·宋世家》索隐

案：《史记·宋世家》：‘悼公八年卒。’索隐：‘《纪年》为十八年。’《存真》列于魏武侯十一年，作‘宋悼公（十八年）卒’。《辑校》同。《订补》云：‘案《史记》《宋世家》及《六国表》，悼公皆作八年卒，当周安王六年，即《纪年》魏武侯之元年也。《纪年》悼公十八年卒，此即据《史记》卒年推后算得，当周安王之十六年。’

［一0］《纪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

案：《存真》列于魏武侯十四年，《辑校》列于十八年，皆无说。现从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卷六列于魏武侯十三年。

［一一］《纪年》曰：翳三十三年，迁于吴。《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存真》、《辑校》列于魏武侯十七年。

《淮南子·原道》：‘越王翳逃山穴，越人薰而出之，遂不得已。’注：‘翳，越太子也，贤不欲为王，逃于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论衡·命禄》、《抱朴子·逸民》略同。此又见《庄子·让王》、《吕氏春秋·贵生》，并作‘王子搜’。《贵生》：‘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毕沅云：‘案《竹书纪年》，翳之前，唯有不寿见杀；次朱句立，即翳之父也。翳为子所弑，越人杀其子，立无余，又见弑，立无颛。是无颛之前，方可云三世杀其君，王子搜似非翳也。’案《史记·越世家》索隐据乐资说，以搜为翳子无颛。此种传说，或为翳，或为搜，本无一定，不可执此以疑彼。

［一二］《十道志》曰：……《竹书纪年》作鲂子。 《太平御览》卷一六一郡部

《竹书纪年》作鲂子。《太平寰宇记》卷六0赵州高邑县

案：《御览》引《十道志》：‘高邑县，赵房子之邑。《竹书纪年》作鲂子。汉以为鄗县（鄗音犬各反），后汉复改为高邑。’《新唐书·艺文志》着录有‘梁载言《十道志》十六卷’，当即此书。本条《存真》、《辑校》、《订补》失辑。《寰宇记》：‘《史记》云：“赵敬肃侯救燕，燕与中山公战于房。惠文王四年，城之。”是也。《竹书纪年》作鲂子。’《订补》所引《路史·国名纪》己，见本书附录。《存真》列于魏武侯二十年，作‘赵与中山公战于访子’。《辑校》作‘鲂子’附于‘无年世可系者’。现从《存真》系此。

《订补》云：‘案《赵世家》：“赵敬侯九年，齐伐燕，赵救燕。十年，与中山战于房子。”是救燕与战房子为二事，《寰宇记》引《史记》疑误。敬侯十年当周安王二十五年，《纪年》当魏武侯之二十年，朱氏系年即据之。’

［一三］（《纪年》曰）：（于粤子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诸咎弑其君翳；十月，粤杀诸咎粤滑，吴人立孚错枝为君。《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订补》所引《路史·后记》卷一三注，见本书附录。《存真》、《辑校》列于魏武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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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补》云：‘“粤滑吴”三字应属下读，滑吴当是地名。’非是。金文有《越王钟》、《越王予》，称‘戉（越）王者（诸）召于○’（见《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补录页一至二），复有剑二（见容庚《鸟书考》）。一九五九年，淮南市八公山区蔡家岗更镫二戈。郭沫若同志以‘诸咎粤滑盖即此者召于○’（同上书页一），是。此以翳迁于吴，故谓之‘吴人’。

［一四］《纪年》云：……明年，大夫寺区定粤乱，立初无余之。《史记·越世家》索隐

案：《存真》作‘初无余之’，《辑校》作‘无余之’。宋耿秉本、黄善夫本、元彭寅翁本皆有‘初’字（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四一页一五）。《订补》所引《路史·后纪》卷一三注，见本书附录。《存真》、《辑校》列于魏武侯二十一年。

‘初无余之’，《史记·越世家》作‘之侯’，索隐引乐资云‘王之侯即初无余之’，当出《春秋后传》，所云‘初无余之’，即本《纪年》。

［一五］按《纪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史记·韩世家》索隐

案：《存真》列于魏武侯二十二年。《订补》云：‘案《韩世家》索隐明载为武侯二十一年，《史记》各本皆同。朱氏偶失察，其《周年表》亦同误。’宋黄善夫本、元彭寅翁本皆作‘二十二年’（见《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四五页九），与《存真》合，此所谓‘各本皆同’，疑不尽然。但‘二十二年’当误，从下文又云‘二十二年’可知，见后。

［一六］《纪年》云：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史记·韩世家》索隐

按《纪年》：（魏武侯）二十二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史记·韩世家》索隐

按《纪年》：……韩哀侯、赵敬侯并以（晋）桓公十五年卒。《史记·晋世家》索隐

案：《存真》列于魏武侯二十三年。《订补》云：‘索隐明作“二十二年”，朱氏或据讹本《史记》，王氏偶未察，从之而误。’《存真》所据《史记》与上举黄善夫本、彭寅翁本同，前后皆作‘二十二年’，其中必有一误，朱氏因改后‘二十二年’为‘二十三年’。石印《遗书》本《辑校》作‘二十二年’，不误。案晋桓公立于魏武侯七年，则桓公十五年当武侯二十二年，是年韩哀侯卒，韩若山立，《存真》误改。

《史记·韩世家》：‘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隐：‘若山即懿侯也，则韩严为韩山坚也。’严古当作岩，故字为山坚。懿侯，《史记·六国年表》作‘庄侯’，《纪年》又作‘韩共侯’（见后）。懿侯以哀侯被杀而立，应在当年改元，晋桓公十五年当韩懿侯元年。

《史记》《六国年表》及《赵世家》皆谓赵敬侯在位十二年，卒于周烈王元年，相当于晋桓公十四年。据《纪年》，卒于桓公十五年，在位则应为十三年。《存真》列‘赵敬侯卒’于魏武侯二十三年，云：‘《纪年》桓公十五年，韩哀侯卒，赵敬侯卒。今推校是桓公十六年。’以误改《史记》索隐‘二十二年’为‘二十三年’，此亦误推后一年。《辑校》系于二十二年，是。

［一七］《纪年》：……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

案：《存真》云：‘索隐曰：“在田侯剡立后十年。”又云：“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又引《春秋后传》曰：“田午弑田侯及孺子喜而兼齐，是为桓侯。”是所弑者即侯剡也。’列于魏武侯二十二年。《辑校》列于二十一年，云：‘《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又据索隐引《纪年》齐宣公薨与公孙会之叛同年，而据《水经·瓠子水注》引，则公孙会之叛在晋烈公十一年。宣公于是年卒，则康公元年当为晋烈公十二年，二十二年当为魏武侯十八年。此事又后十年，当为梁惠成王二年。然索隐又引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又案《魏世家》索隐引‘齐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幽公或桓公之讹。）则桓公（即田午）十八年当惠成王十三年，其自立当在是年矣。年代参错，未知孰是。’《辑校》以晋烈公十二年当齐康公元年，本无误，然误从今本《纪年》以晋敬公在位为二十二年（实仅十八年）之故，下推相差四年，遂误以齐康公二十二年当魏武侯十八年，因谓此后十年为梁惠王二年，实则此年应为魏武侯二十二年，与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语合。《订补》云：‘王氏既据索隐所引梁惠成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推算桓公立年，则当在魏武侯二十二年，与朱氏相同，不应在二十一年。’是。又以晋年误推、计算参错之故，遂疑《纪年》年代不合，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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