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1700多年前，也就是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一个盗墓贼在当时的汲郡（今河南汲县）挖开了一座战国墓，墓主人是一位魏国国君，这位国君一说是魏安釐王，也有学者认为是魏襄王。墓中有多少金银财宝被攫走已不得而知，最后留下来的，是数量不少据说达“数十车”的破竹简。盗墓贼不知道，这些曾被他点燃用作火把寻找宝物的竹简，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有着何等大的价值！

残存下来的这批竹简，大致共有75篇，其中有《易经》《国语》等书。据《晋书·束晳传》记载，后来这批竹简被官府收入，并经当时学者和峤、束晳等人整理。其中有《纪年》13篇，可以说是这批出土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书，它按照王朝先后及君主的次序，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其中西周记到周幽王为犬戎所灭，而春秋以记晋国为主，战国则以记魏国为主，直记到魏王（书中称为“今王”）二十年为止。总体而言，西周及以前的记载比较简单，类似泛记；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较为详细且以晋、魏为主，而魏是从晋分出来的，故《晋书》认为此书乃“魏国之史书”。此书体例，与《春秋》类似，由于是按年代编次故史称《纪年》，因为在汲郡出土所以又称《汲郡纪年》，因为抄写在竹简上故又称《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甫一出土，便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例如西晋时能文会武的杜预，在检视《竹书纪年》内容之后，便把它用在了自己《春秋左传》注中；后来郦道元注《水经》、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李贤注《后汉书》，也非常重视引用《竹书纪年》中的材料。

《竹书纪年》的价值，或者说它之所以如此被重视，在于它所记的一些历史，与流传下来的或者其他传世史书中所记的，有很不一样的地方。而最终我们发现，在这些很不一样的地方，往往《竹书纪年》的记载才是历史真实。例如，西周末期历史上著名的“共和执政”，《史记》认为是周公、召公二人共同执政，改号为“共和”，而《竹书纪年》记载却是一个叫“共伯和”的诸侯代替周王来执政。我们知道，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准确纪年的开端。《竹书纪年》对“共和”的这个说法，在《左传》《庄子》《吕氏春秋》中也能得到佐证，可以纠正《史记》的错误。又如，《孟子》中记载和孟子对话的那位著名的梁惠王（魏惠王，后迁都到大梁，又称“梁惠王”），《史记》记载其在位36年，但实际上大家读《孟子》可以发现，梁惠王在位年代应当比36年更久远一些才合理，而通过《竹书纪年》才知道，原来梁惠王（《竹书纪年》中称“梁惠成王”）36年后改元了，改元后还有16年，实际上梁惠王在位的期限是36年加上16年共52年，但司马迁不知道梁惠王改元一事而误认为后16年是另外一个王的，所以记载梁惠王的在位年代就与《孟子》不合了。

此外，商王“中宗”究竟是谁、战国田齐桓公午的在位年限，也应以《竹书纪年》里的记载为准，这也已通过甲骨文、金文的相关材料得到了证明。古史在流传中，因为各种原因有时会失真走样；而地下出土文献则往往可以纠正之。《竹书纪年》的出土，无疑纠正了秦汉魏晋以来人们对古史的一些错记误识。此书对夏、商、西周分别统治471年、496年、257年的记载，仍是我们今天对夏、商、周进行断代系年的重要依据。

但是，汲冢出土的75篇竹简，其中基本完整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讲周穆王四海征战、西游昆仑的《穆天子传》一书了，其他都已散佚了。《竹书纪年》的散佚，大概在唐代以后，唐人注书虽然也多引用，但因为此书对一些古史的记载，与儒家对古史的观点和认识相悖，可能会引起反感而并不以为其所载为确。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竹书纪年》有“今本”和“古本”，这两个本子都已不是汲冢竹简出土后为当时学者所整理的原本，原本可能在唐以后已经散佚。所谓“今本”，其最早刻本为明代范钦的天一阁刻本，其特点是春秋、战国部分仍使用周王纪年，且其纪年附有干支，这都和《晋书·束晳传》中对《竹书纪年》的描述相异，故清代学者多认为“今本”为伪作——有人认为伪造者就是范钦本人。不过，现在经过中外学者研究，发现“今本”并非伪造而是渊源有自，至迟在南宋甚至早至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而今本所载史事的可靠，在当代也已为史学家的一些研究所证实。当然，学者们也承认，“今本”在编定中可能加入了一些汲冢竹简原来没有的内容，个别部分有所改编，所以与《晋书》所述有异。

所谓“古本”，是由清代学者把南北朝到北宋以前的古书中引用《竹书纪年》的材料辑佚出来而编定的一个本子，其特点是春秋使用晋国纪年、战国使用魏国纪年。显然，这是一个辑佚本，亦非《竹书纪年》的全貌。有学者认为，“今本”和“古本”的差异，可能是当初整理《竹书纪年》时便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整理本所致。今本、古本《竹书纪年》，无疑都是我们今天了解夏、商、周历史最重要的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