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是中国历代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官职的统称。

各朝均有设置，《史通》称：“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但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在没有文字的古代现任史官只能从前任史官通过口授习得历史，容易产生纰漏和歪曲。

战国时期齐国大夫崔杼杀害齐庄公，史官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要求史官改写，但史官不肯。崔杼一怒之下杀死多个史官，仍无法改变后继史官的心意，最后只得屈就事实。中国史学史经常以此强调史官气节，“不虚美，不隐恶”。事实上，前秦苻坚就曾改写历史。唐太宗强调他在唐朝初年的功绩和他即位的合法性，太原起兵的首功被归纳到李世民身上，高祖李渊则完全消极被动，他对于玄武门之变中弑兄之事一直耿耿于怀，贞观十四年（640年），在皇帝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唐太宗看过《高祖实录》立即要求重写，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后来的《高祖实录》记载︰“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故时人称为任侠”，严重歪曲了史实。宋朝司马光撰写《通鉴》时也不得不怀疑说：“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