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古代历史这个领域,《二十四史》无疑是最权威的官修史书。从《史记》到《明史》,中华最精粹的文明尽在其中。
而作为《二十四史》开篇之首,《史记》兼有很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并对后代史书修订产生了深远影响。唯一叫人遗憾的,是司马迁个人的悲惨经历。因为一场意外的祸事,他被处以宫刑,从此失去了男儿本色。
《二十四史》
在世人印象中,司马迁的运道不好。只是因为替好友李陵辩护,却遭受了非人折磨;但实际上,司马迁遭受汉武帝冷酷打压的背后,却印证了皇权集中与史官没落的必然结果。
汉武帝早年对司马迁的器重
司马迁年轻时,汉武帝正值春秋鼎盛。此时的刘彻野心勃勃,不仅想恢复大汉王朝的荣光,还要将匈奴人赶回老家。
从结果来看,汉武帝成功了,在他的治理之下,西汉王朝恢复鼎盛,成为天朝上国。班固论及汉武盛世的主要原因,便在汉武帝对于人才的挖掘。
汉武帝剧照
后者曾下诏《求贤令》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提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拆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民吏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在汉武帝的身边,出现了大批各行业的顶尖人才。后者也无不得意,列举了一系列名臣。这其中,也有司马迁。
在众多人才之中,年轻的司马迁备受瞩目。他不仅文采斐然,擅长文章歌赋,而且还精通历法与文史,并渴望为皇帝建功立业。在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他奉汉武帝的命令,前往西南等地游历。
游历途中,司马迁增长了见识、开拓了视野、丰富了阅历,这为他日后人格之形成,以及著《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史记》
前半生的坦荡经历,让司马迁误以为,汉武帝是很好说话的。直到李陵之祸出现后,他才明白往日的自己有多天真。
为李陵辩护却被定罪"诬上"
李陵,是西汉名将,出生在一个名将世家。其祖父李广,正是史上赫赫有名的飞将军。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李陵,颇有其祖之风。司马迁与李陵交好,在他看来:"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
而班固在《汉书》当中,同样承认李陵少年时的优秀:"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陵出身将门世家,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在两人家世相仿的情况下,他们还拥有共同的理想,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共同为西汉盛世的到来做出努力。
而根据卫宏《汉书旧仪注》:"(司马迁)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可以看到,李陵当初进入仕途时,还是司马迁向汉武帝举荐的。
因此当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回长安之后,司马迁是不相信的。李陵的人品和才能,他都看在眼里,因此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为好友辩护:
"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酶粟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司马迁写《史记》
实际上,司马迁没有说错,李陵的确是被冤枉的。但是公孙敖回来之后,却向汉武帝表达了相反意见,并诛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子与族人。这么一来,李陵就算不投降,也难有他容身之地。谣传中的假投降,便成为了真投降。
司马迁为何为李陵辩护?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李陵是他举荐的,司马迁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两句话。
又一方面,以司马迁对李陵的认知,后者断然不会做出投敌之举。怪只怪,汉武帝的手段太暴虐,直接定性了李陵的罪状,并诛杀其全家。如此一来,李陵对大汉失去希望,宁愿老死匈奴,也再也不返回。
可这么一来,说实话的司马迁就倒霉了。由于人生前期仕途的顺利,司马迁天真地认为:汉武帝可以明辨是非。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汉武帝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是有着自己的独断意识的。
面对司马迁的"言不称旨",汉武帝大怒,前者的下场可想而知:"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
司马迁很快被定了罪,罪名是"诬上"。这个罪状可了不得,是要处以死刑的。而按照汉代的法律,司马迁可以选择两种刑罚来代替死刑。
一个是"赎",就是向朝廷捐一大笔钱;一个是"腐",接受宫刑,从此失去自己的男儿本色。
司马迁是没有钱的,他很穷,"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就这样,他只能被动屈辱接受了宫刑。
在这件事中,出现了两个疑点。首先,司马迁为李陵说话,甚至还谈不上为他出头的程度,但却被直接扣死成了"辩护";其次,司马迁为好友说两句话,怎么便成了"诬上"了?最后,一个小小狱吏,竟然能给太史公顶罪,可谓是奇怪。
司马迁剧照
除非,他们背后站着汉武帝,是有后者的允许。而事情的真相,也恰恰在此,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史官身份,表示很忌惮。
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的悲剧
不要小看了太史公这个史官,其职权地位尚且在丞相之上。根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祀,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古代祭祀
太史公是司马迁以及其父司马谈的自称,他们一族也代表了一种世袭的史官。在古代社会,行政部门中的史官群体,拥有极高的地位与话语权。而其中的领导者"大史",也就是太史。
可见司马迁太史公一脉在史官中的地位,算是头号了。司马迁本人也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家世。早在传说中的武帝颛顼时期,自己家的老祖宗便担任"天官"一职了。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也同样是说自家史官在当时的重要性。
那时候的史官,还兼职巫的角色,在一些重要场合之中,可以起到沟通人间与天界的作用,因此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司马迁的祖上,还有个叫史佚的能人,为西周王朝的建立与发展,做出过不小贡献。
史佚有多牛呢?周成王在位时,有四位辅政大臣:周公在前,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尹佚在后。这里说的尹佚,就是史佚,从他能与周公姜子牙等人并列来看,其地位是无比尊崇的。
在他之后,其后人依旧为周王室服务,并继续从事相关的史官工作。而到了西周末年,史佚的后人开始世袭司马这个官职,经过漫长发展,反而将司马作了自己的姓氏。
到了西汉年间,太史公重置,以掌天官,依旧由司马氏后人,也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出任。但随着汉武帝皇权集中的意识不断觉醒,他慢慢意识到:史官的权柄太大,已经影响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首先倒霉的,就是司马谈,这体现在汉武帝对他的冷遇。
当时,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祀天地,这显然需要用到天官,毕竟这是远古时期的传统之一。但作为天官的是司马谈,并没有被允许跟随,反而滞留在了洛阳:"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
司马谈的郁郁而终,与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在他死亡之时,司马迁的人生还过于平坦,无法理解父亲的郁卒之处。等到他为李陵辩护而遭遇宫刑时,他便明白了汉武帝的险恶用心。
其实,司马迁父子的原罪,便是自家世袭下来的史官。按说汉武帝一开始恢复太史公之职,其实便看中了司马氏一族作为史官千百年来的积累。那时候的他充满雄心壮志,希望改变积弱的大汉朝。
司马迁剧照
而关于修史与整理文书工作,司马家显然是最专业的。但随着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成熟,一些高级官职便成了一个阻碍。
汉武帝时期的丞相,是相当高危的职业,不知有多少朝臣,因为这个官职,不仅丢了性命,还连累到了家人。同样道理,位份更在丞相之上的太史公,如何不会遭到汉武帝的针对呢?
司马迁剧照
所以说,就算没有李陵之祸,司马迁也有可能会因为其他的事情被连累。
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可以看到,司马迁发愤写史书,不仅有对人生无常的愤慨,还是对自己家族遭受不公待遇的愤怒。司马迁在写《封禅书》时,曾引用《论语》一则:"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
司马迁的本意,便是借孔子之语,暗讽汉武帝封禅行为中的僭越之举,不仅不符合礼法,还暴露其野心。
结语
不得不说,汉武帝的政治手段极为纯熟。不费多大功夫,便轻松制约了史官对于皇家的影响。而司马迁遭受宫刑后,再也没有了繁衍子孙的能力。有记载说司马迁曾有一子,后来改头换面不知所踪。
就这样,司马氏一族便断绝了。而世袭的太史公,也因此被汉代皇帝削弱。到了汉宣帝时期,太史公被降为太史令,其职权和地位都大大下降,成了专门写文书的官职。
司马迁雕塑
可以看到,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凡是制约皇权集中的因素,都要被无情打压。史官这个行业流传千年,到汉代遭到重创,地位远不如从前。这还不算什么,到了唐代以后,唐太宗还篡改史书,从而掀起了皇帝滥改当朝史书的序章。
到了清朝时,当时的史书写好之后,都要事先呈现给皇帝过目。只有通过审核的,才能被记录在案。所以《清史稿》没有资格被列入《二十四史》,很可能便是因为这点原因。毕竟一个自己写的史书,通篇溢美之词,掩盖其恶行的史料,其历史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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