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原本应是来自先秦史籍，只因后人之误改，而使后人产生了误解，其实它是一本研究先秦历史难得的好书，因为书中既有真传，也有误改，所以不能轻视它，更不能轻易名其为“伪书”！而应沉下心来，伃细反复探索与深研细究！

1.以《竹书纪年》：求证武王伐纣年

经过反复推算和考证，《竹书》以下一些结论是基本正确的，应该去伪存真还其一个清白。

一，《汲书纪年》又称《古本竹书纪年》、《汲郡周书》，此书言“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此处干支庚寅，本指伐商日，被后人以日误年，错误理解为“十一年为庚寅年”，因此，许多人得出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111年之伪。看低原作古人的智慧。

由于新《竹书纪年》传抄者，对日干支“庚寅”的错误理解，为此便对周之各王纪年横加修改，被改得面目皆非，甚至将君王的寿年当执政年加以凑数。周昭王、周穆王纪年就是一例。使后人深受其害，吃足苦头。“夏商周断代工程” 也是受害者之一。

二，“自武王至于幽王凡256年”，此句也被后人理解错。此句原是言从文王被释，进行“制命”的公元前1036年，至周幽王元年（1036-780=256）。

此句并没有说“自武王（伐纣）至于幽王凡256年”是后人自作聪明，多添二字，误改错认其为“伐纣”。

《汲冢纪年》原文也不是言“武王”而是言“西周至幽王256年”。后又变成“西周至东周257年”。

到了《竹书纪年》便成了“自武王（伐纣）至于幽王凡257年”，好多人都误以为“西周之始，源自伐纣克商”，而将“古公亶甫在歧立周，季历南征北战，文王立基树本，受囚出狱，文武制命，受命改元、孟津演兵”的114年的与并立的历史事实，以及重大事件完全遗漏不顾，此乃是中华历史上的最大错案，自古错到今。不明此理，“工程”能不败走麦城？！

三，“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起癸亥终戊寅。”

此不是商代总年，1619-1123=496 此是指自汤灭夏至古公亶父在岐立周年！也就是说，周人在戊寅年(公元前1123年)在岐下立周时，此时商已立国496年！

商周之仇，伐纣之因，乃源于季历被害，东土被夺。文王被囚，西土受役。

古人说得明明白白，一清二楚，是言“自(成)汤至(纣王)受二十九王”，第三十位商纣王受辛不在其内。然而古今许多人却偏信“商殷为四百九十六年”。

四，原《竹书纪年》定纣王在位53年，后《竹书纪年》定纣王在位33年，也是理解错误。是将纣王在位33年囚西伯昌，断章取义地理解为：纣王在位为33年。或是将五错识为“三” 而成，或原书“五”字，因年久笔划有变而为。

五，“工程”定纣王在位三十年也大错特错，董作宾先生的《殷历谱》中有纣王51个甲骨文纪年，足以将“工程”定为死罪。纣王本是53年，为何在甲骨文中成了51年，而少了二年，实因此时纣王的史臣辛甲、向挚等历官，皆已投周，故而历不告朔，殷商缺了二年历纪！孟津观兵，殷纣已乱，谁还有心思去关心历纪？

六，《竹书纪年》言：“禹元年壬子，即位于冀，颁夏时于邦国。二年皐陶亡，五年巡狩，会诸侯涂山，八年春，会诸侯（会稽），杀防风氏。”

此条明确地表明禹为夏代开国国君，故常名夏禹。而山西省某大学历史系几位教授，则认为禹子启为夏代开国第一君，而将史中“禹在位八年”排除在夏代之外，他们还将此制成图册，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出售，害人不浅！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起壬子终壬戍。”

此条文献十位数本应为三，后因古人错断伐纣年，对其妄加修改，改三为七。幸好妄改之人，也不识天干地支，故此句尚留有其真的“起壬子终壬戍”。

其实古人早已声明“并数有穷”，“有王无王”或“是王非王”，则是将后羿、寒浞之篡政年算在其431年之内的，后人及“断代工程”又错误地将后羿之八年，寒浞的三十二年，重加其内，成“夏为471年” 是对“并数有穷、有王无王、是王非王”的熟视无睹，或者是根本不明其意。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假如“工程”责任人不是求功心切，急着向千禧之年献礼，不是不分是非，拿来就用，或稍有点责任心，能将此条《竹书》古信息，后半部分加以验算一遍的话，那么一眼便可看出，文中所谓“夏代471年”，纯系先人的复加误改！

本人经过推算，“自壬子至壬戍”确为431年，而非“工程”的471年。

后查刘恕《通鉴外纪》，将其内君王纪年逐一相加，包括后羿、寒浞在内，夏纪年果为431年。可见刘恕手中的夏代帝王纪年，是未经污染，原汁原味的纪年，而且大多是能同《竹书纪年》互相印证的。

“工程” 断夏代为471年，人为地多出史实40年，是因为他们同古之篡改人一样，不懂什么叫天干地支？故而只能凭运气，一味瞎猜，故铸成如此大错，造成了“工程”的硬伤，还给后人留下笑柄。什么叫做低级错误，此就是！为什么我要称其为失败工程，原因即此！

考证历史，必须以史为据，其它为辅。考证历史，若不是以史为据，那还能算是“历史工程”？其研究结果能使人采信吗？

先人有心，自古至今虽对一些先秦史据，例如夏431、432年；商629年、576年、496年，“凡周867年”等数据虽有疑惑不明，甚至误解，但他们从未轻易将其舍弃！而今的则不然，在“工程”中已很少看到使用这些史据！即使用了也是胡乱用！

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根本不愿化更多精力去研究这些历史数据的本义，为了赶时间献大礼，得大奖，哪能管得了这些！

夏为431年，“起壬子终壬戍”，一清二楚，《易纬.稽览图》，《宋书》等皆认为夏为431年，更有《帝王世纪》“夏为432年”作为旁证！

孤证不立，若是不相信，还有《竹书》“禹元年壬子，即位于冀，颁夏时于邦国”以及“成汤伐桀，岁在壬戍”前呼后应，紧丝合密，无一年之差!

禹年干支壬子，是为公元前2049年，而“壬戍”则为公元前1618年，夏代确为431年！ 2049-1618=431 无法得出“工程”的“夏为471年”，除非再加后羿之8年，寒浞之32年！

更糟糕的是“工程”责任人妄断夏商周，对历史极不负责任！他们不但将夏妄增40年，而且用错误的方法胡乱地将夏商之界沟定在公元前1600年！而此并不是成汤伐桀年！也不是夏商的真实分界线！

请看他们是怎样得出夏商之界的！工程参与者罗琨是这样操作的；

“将可疑的商代数据496年，加上帝乙26年，再加帝辛30年，得商之总年为552年；或将496年加上太丁年，再加帝辛30年得商之积年为526年！”

然后他们“经过综合考虑，认为商之积年有576，526，552年的可能，于是将三数匀之，暂取一个近乎平均整数，定作夏商的分界是公元前1600年，又定出公元前2071年为夏禹即位年！”黔驴技穷，只得欺骗！

历有不均，方有其闰，史有不匀，才信其真！试问大老爷们，考证历史可以采取平圴主义手法吗？不能以史为据，能算历史工程吗？

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数据，我们本应伃细深入研究，反复推敲，才能达到不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目的，决不能胡猜乱定，对历史采取平均主义！

无有史据，或对史据不明就不能妄下结论，否则便是自欺欺人！用平均法得出的数据可以作为史据吗？

再说一遍，强调一下，先秦古人留给后人的古籍史据既多又乱，我们不能因对它不明而舍弃，更不能在不明其本意下而乱用！而应该慬慎小心，反复推敲弄明其本义，然后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对于商有多少年，史中主要有商629年、576年、496年三个数据，而三个数据中的每个数据，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决非平白无故而出，且传今不容易，字字皆是秦火漏网之鱼。“工程”责任人不能在未搞明这些史据前随心所欲，进行胡猜乱用，更不应将它们舍弃不用！

先论商之第一史据“629年”此据在汉初常被错误当作殷商之总纪年。而实际上殷商只有609年！因为古人是将成汤在夏桀时为商侯时的近20年，也一起算了进去。

“成汤享国629年”，成汤其后成帝王天子是享国，而在其前身为商侯的近20年同样也是“享国”！

再来论商之第二不明史据“576年”：

此据来自《鬻子》“汤之治天下，积576年至纣”。鬻子又认为“纣王在位53年”，那么(576+53=629)，鬻子所言极是，纣王确实在位53年，又有董作宾的《殷历谱》中“五十一个甲骨文纣王年”可作为铁证！

再论商之第三位不明史据“496年”：

“汤灭夏至纣王，用岁496年”《史记》《竹书》《易纬.稽览图》等，皆有此谓，使人迷惑，欺骗性最大！

“成汤伐桀”为公元前1619年，“周失九鼎”为公元前256年。“凡周867年”

(256+867=1123) 此是指自“周失九鼎”上溯至古公亶父在岐复周立国的公元前1123年！

(1619-1123=496)此是指成汤至亶父在岐立国时，殷商已走过496年历程！

《淮南子.注》云：“自古公亶父在歧立国四世114年，而武王伐纣克商。”

(1123-114=1009)公元前1010年12月武王始伐纣，次年二月四日夕克商。

“工程”的做法更是荒唐滑稽！据江林昌先生在《禹伐三苗的综合研究与夏代始年》一文中说：

“‘工程’经过综合考虑，暂取一个平均值的整数，定夏商界为公元前1600年。”原来如此！在未看到此说之前，我一直在犯疑，夏商之界怎么这么巧正好为整数，且殷商之界也巧为1300整数，巧事几乎全让他们占光了。而我这么多年就没有此等好运。

由此看来，我认为很有必要要向某些历史界名人教授，简单谈一谈我对“历史”的愚见，历史并不等于历和史，一是一，二是二；历是历，史是史，历是时间，史是故事，而历史只是两者的总和。历是指事情发生过或未发生过的时间，可以指过去，也可言将来。史则是指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虽言，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男女都是人。但在具体分析时，还是有所区别的。又如太阳是星，月亮也是星，不能因此说太阳就是月亮。也不能因此而可以将他们混同，虽然同为星，但还是有所区别差异，星，只是它们的总称，也不能将星辰等同于时辰！

总之，无论如何对历史是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现实。在未知576，496、629、867的本义前，不要乱作为，瞎猜胡想，而应不但知其燃，更要知其所以燃，消防隊在救火以后，还要查明起火原因，甚至追求责任！公更法判案更是要讲究证据，证据趍多越铁越好，越能采信，不伤害人！

对历史采取平均主义是一种对人们，对历史不负责的错误行为，是不可取的。对历不可取，对史则更不可取。历有不均，故有其闰，史有不均，才信其真。

先秦古时曾有，“自三皇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76万年，共十纪。”于是一些头脑简单便想当然地理解它平均每纪27万6千年。此举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损害巨大，自古害至今！

一. 是因其汉时之伪判，故而使它失去现实存在意义。要不然中华民族而不是喊“中华五千年”或“上下五千年”，而是早就可以自豪地髙呼：“明心游太古，中华百万年”了！而且还可为当今的世界人类学考古事业，提供人类已诞生三百多万年的史据！

二.是使人们对其真实性的信任大大降低。实际上《十纪》所言“276万年”，是古人通过历史的记录，不同历数之累记相加而得出的总年数，传之不容易。《十纪》中每纪长短不一，相差悬殊。是按实顺序累积统计数，而不是大约估计数，更不是平均数。

三.是造成太初历之不准，而使日食在晦不在朔！

同样，正因为现今的“工程”对夏商历史采取了平均主义，所以就失去了它的可信度和权威性。虽然中央电视台曾有过“失落的年表”演示，但在2001年及2002年春节历史节目中，并没有对武王伐纣年采用公元前1046年之说，而是两年中有两种不同之年说。再细看在“工程”发表前后出版的历史简解、通史、及历史教科书中，有几人采取了“工程”的结论？！仍然是和“工程”未发表以前一样，按其所好，各行其是。就像超市购物，各有自选的自由。

常此以往，国务院组织的“工程”研究和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你们又置国务院的权威性于何地？将二千万资金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劳动投入东流水，你们不心痛，我却感到痛心。一因为这些钱本是老百姓的纳税人血汗钱，二是这些钱本可以救助许多仰首待助的失学儿童。

四.纵观目前出版的史书作者，对武王伐纣年有三种态度。一是采用了“工程”之说。而这些人基本人都是工程的参与者。再就是依然按各自所爱，对“工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第三种人则是小心谨慎，避而远之，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在书中仍不言或不明确讲明伐纣年。仍按老传统，仅言“武王伐纣，为公元前十一世纪”。

讲话要有证据，为此我随选几本书来证明我不是胡言乱语。

内蒙少儿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的《新编中华上下五千年》言：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27年。海燕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言：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66年。

2001年出版《中国古代简史》距“工程”2000年11月9日对世人公佈己有很长时间。此书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作者：张帆。此书也认为：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27年。不与“工程”相合。

再就是断代工程天文项目负责者的《回天》一书，出版时间为2000年8月，认为：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4年。

五.以上所举并非完全是对他们的指责，其责当在“工程”某些责任人，倘若它不伪，又言之有理，能使众人信服，又何来这些众说纷云的不实陈年老调。正因为“工程”理不直，气不壮，心有虚，有其伪，所以不敢对“工程”进行大张其鼓地宣传，致使许多人至今还不知何为“夏商周三代工程”，更不用说对它的重要意义了解。

六. 文王元年至幽王庚午292年。此被后人错误理解为“武王元年至庚午292年，”或是“武王伐纣至庚午292年”，故将西周之纪年改得面目皆非。

文王次元年，为公元前1062年，减去幽王末年的公元前770年，也确为292年。

七. “工程”某些人反对别人相信《竹书》称其伪书，然而自己又不得己也采用了《竹书纪年》夷王等纪年，又将误改的夏代总纪年当真。

《竹书》其实真还有很多，例如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等帝王纪年。只因后人错误理解，方成其“伪” 。在此我不想一一繁举，只拣几条重要的列出，以供参考。由此可见，如果能正确理解《竹书》，又能去伪存真，伐纣之谜，解之何难？

《《汉书》因不明“昔在文王，商纣并立” 历史事实，所以才认为“桓公距伐纣四百年”，妄断伐纣年为公元前1111年，继而司马迁、班固为轧平西周年114年虚账，故而为穆王、厉王增年添寿。《竹书纪年》迷信《史记》、《汉书》，这是造成其误改的主要原因。

八. 《竹书纪年》言：“成王名诵，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总百官。” 武王伐纣，在《尚书大传》中被称之曰：救乱。

“一年救乱，二年克敌，三年践位，四年建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查：公元前984年为丁酉年。距克商年公元前1009年壬申年已有十四年。减去周公摄政七年，再减周公屏政政成王七年。成王元年确为公元前984年为丁酉年。

而真正的成王元年，应是武王伐纣克商后七年政年后开始，也就从周公致政成王后开始，成王元年应是公元前1002年己卯年。此年成王七岁，削桐为圭，把政治当儿戏，封唐叔于晋，从此时开始，则成王为在位30年，如从丁酉年公元前984年开始则成王执政为24年。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史记》在书末补充道，其后成王还听政于周公七年，这样成王真正当家作主只有17年。成王17年，加上康王26年，共43年，此即为《史记》所言，“成康之际，四十余年刑措不用。”

《竹书纪年》写康王元年干支为甲戊，实为庚戊，为错看误抄，有谅可原。前错引起后错，昭王元年应是丙子而不是庚子。

《竹书》没有信昭王51年，而定其为19年，基本上算是正确的。穆王元年应是乙未，而不是已未。言其乙未，那么则昭王为政20年，实穆王元年应为甲午年。自此以后，从共王起《竹书》的西周帝王纪年，都为正确之数。

后人不明三年举丧习俗，误以为君王崩后再另加三年之丧事，实所谓“三年举丧” 其崩年已算在其内。周昭王死于17年，另加二年丧事，其政年当算19年才对。也可能因同样原因古人见史籍中昭王在位年，既有17年又有19年，便误以为“昭王伐楚，败之有二” 。

九.《竹书纪年》言“十二年辛卯（日），王率西夷诸侯伐殷，殷败之于牧野。”

周武王的先遣部队确实于公元前1009年壬申年，周历正月辛卯日前出发伐殷。好多人都以日误年，而把辛卯或庚寅当作伐纣年！

十. 《竹书纪年》言：“十七年命世子诵于东宫，冬十有二月王陟。（次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请注意此之“武王十七年”是从公元前1036年，文王被囚七年获释，回到程地后，进文武“制命”年开始算起！

此中“冬十有二月王陟”也是绝对正确，因为有《逸周书》为证，只是它讲得更细，周武王是死于克商“是年”、“乃年”，、在我理解为“当年”，天下未宁而崩！也就是公元前1009年！“次年六月葬于毕”，密不发葬，自有忌讳！然纸难包住火，消息走漏，按照子袭父位，武王子庚想接位，按照兄死弟及，管蔡也虎视，纣王儿子禄父更想乘机叛乱复辟，为父报仇，凡正当时是乱成一锅粥，各人各有自已的小九九！而周公旦则要继承武王遗志，力保襁褓中的幼主周成王，为之不惜大义灭亲,杀兄驱弟！

《史记》、《逸周书》等皆说是“甲戍”年(公元前1007年)进行东征！

世人皆知，姜太公在周人的克商作用中功勋昭殊，没有他的策谋，便没有武王克商，商被周替的改朝换代决定性胜利！因保周公要力保武王子，太公外甥成王诵的嗣位，即使如《吕氏春秋》之谓，周公是“抱着成王上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心心相印，后世曹操对之也感动不已，留下了赞歌！

而当此大乱之时，燕召公又是什么态度呢？他有“微辞”，怀疑周公的动机！后来在周公的教育下，在大槐树下，负荆请罪，改正了错误！

三朝元老，三公之一的姜太公的态度又是怎样呢？《史记》未说，周人忌讳，当然是支持！只是马有漏蹄，姜太公虽然征吕得胜，有了封地。但也损失不小，吃了败仗，是否受重伤，古人不说，后人难知！我也只是从出土的青铜铭文中，偶然发现此一信息！

十一. 《史记》说武王克商后二年生病，并且是天下未宁而亡。而按照《逸周书》所言，武亡是伐纣次年，即克商年底十二月！

十二. 《史记》之谓，易使人误解，以为周武王死于克商后第二年，此之“二年”原本是指伐纣年与克商年，而非指克商后二年！

十三. 《竹书》又言“文王于纣王三十一年得吕尚，后又二十二年而纣亡，又六年而武王陟，又三十七年而成王陟，又康王六年而太公卒。”此处既有对又有错。对的是纣王在位年，31+22=53纣王确实在位53年！

错的是：不是纣亡后六年武王陟！既然武王死于克商是年已崩，又怎么会六年后再陟？人死难复生，周武王也只有一人！

为何有此错，是因《逸周书》也错误地把周公摄政六年，当作事实上的武王年！武王驾崩，成王处襁褓，只能是储君，属于嗣位，故而周公摄政，为保幼主，不惜杀兄驱弟！按古礼旧俗，周公摄政之六、七年，仍应算在先君头上，故而《逸周书》、《竹书》常有自相矛盾之说。

《逸周书》一会说，周武王死于克商年乃年，次年月葬于毕。《史记》也说，周武王天下末宁而亡。又说周武王六年崩，《竹书》言周厉王12年逃彘，又说周厉王在位26年！厉王逃彘，共和摄政，召穆辅政，因共和君不是嫡亲受命王，所以只是摄政，按照尧舜时旧规礼俗，共和摄政的四四年，仍应算在周厉王头上，12+14=26，不等于“工程”的37！在位37年是鲁厉公，而不是周厉王，老严诚心希望“工程”不要张冠李戴！

“工程”是个巨系统，西周各周王在位年是基础，牵一发而动全身，周厉王在位多了11年，武王伐纣还会在公元前1046年吗？

“康王六年太公卒”，康王元年为前972年，那么姜太公是死于公元前965年左右！《竹书》言“康王十六年，锡齐侯伋命”，齐侯丁公伋在吕望死后等了十年继位？《竹书》又被后人误改了！

十四. 按照自黄帝时起的旧规礼俗，摄政王公的纪年，皆应记在先前帝王头上。故而才会有武王六年崩之误！帝舜有过摄政，大禹有过辅政皆不算自己的，那种认为夏禹在位45，显然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将摄政与即位混淆而等同！这种错误同样也发生在“工程”责任人头上！所以他们才会断定周厉王在位37年！ 周厉王十二年逃彘，共伯摄政十四年后，他虽亡在野，但他是嫡亲受命王，所以共伯摄政年，按照旧规礼俗也应算在周厉王头上，故而《竹书》既有厉王在位十二年，又有自相矛盾的二十六年！十二加十四等于二十六，不等于三十七！在位三十七年的是鲁厉公，而非周厉王，不能张冠李戴！又如鲁昭公是在他二十五年外逃，后七年死在外，史记他是三十二年，而不是二十五年！此条所谓“三十七年成王陟”，也是犯了同样错误，是将成王嗣位七年，或名周公摄政七年，或名武王在位七年，年错误地算在成王政年上！《帝王世纪》，不懂旧礼，故而将成主嗣位，也就是周公摄政七年，也误为成王在位年，所以他定成王在位37年！

纣王三十一年为公元前1032年。“后又二十二年，而纣亡” （1032-22=1010）此处再次证明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10年，而不是“工程”的公元前1046年。

“西伯昌三十一年得吕尚，后又二十二年纣亡”，31+22 应等于53才对，怎么会是30年？纣王虽劣，不讨人爱，你们也不能减其23年，这样对待他！

因“纣王元年，西伯为昌”故而西伯昌或纣王三十一年，都为公元前1036年，此年文王在羌里夏台劳改八年后被纣释放！

《竹书纪年》虽有其伪，其真亦多，只是不为“工程”所爱。既然如此，我便简而言之。 “工程”中的少数责任人，自己无能，有何资格声高气昂地教训耻笑别人。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你们天文考证，指鼎言星才失败的。

“工程”在其工程所属的62位君王在位年数中，只有极少王位纪年为是，例如商之武丁、周之昭王在位年数等，但非完全正确，是因为此二位君王“在位年” 年位址全错，实在是可怜至极。

“工程”敢将的夏、商两代各君王在位年，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的劣货拿出示众，还胡言“中华文明史千古谜团解开”， “三代己明”实在是不应该的。

能够证明武王伐纣年的史籍文献远不止《竹书纪年》，《汉书》、《宋书》、《国语》、《史记》等皆可证明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10年。只是“工程”迷信当代高科技，光凭自己到感觉行事，不相信这些文献中历史事实而己。另外，《回天》将孔子及释迦牟尼生日也都证错。

近来，《工程》责任人又将许多错误结论塞入百集《中国通史》是非常不应该的，是错上加错，因为公众所要的应是正确无伪的三代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