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启了结束了春秋战国的争霸时代，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各大国纷纷变法图强，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齐国有齐威王变法，赵国有赵武灵王变法，燕国有燕王哙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这其中最成功的要属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到底为什么如此彻底，而又如何让秦实现富国强兵呢，让我们结合时代背景一探究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战国时期，我国已经实现了铁犁牛耕，刀耕火种的耕种方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维系奴隶制社会的井田制开始土崩瓦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形成，社会上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人力，转变为土地，也就是说谁拥有更多的土地谁就拥有更多的人口，谁拥有更多的人口谁就拥有更强大的军力，有了更强大的军力就可以更多的土地，历史的车轮一旦转动，就再无逆转的可能，各国君主只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改变原有的世卿世禄制度，建立更适合小农经济的制度，谁的变法最彻底，谁就可以脱颖而出。

战国时代的各位君王，公爵以及有识之士当然看到了这一点，可是改革当然不会一番风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改革必然会侵犯到原有的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无异于刮骨疗毒。简单来讲就是古代诸侯王的统治依靠的是自己所分封的公卿，卿大夫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也就是说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公卿阶级，如果将土地的所有权由这些贵族分给农民，这势必会遭到贵族的反对，甚至会激起叛变。因此战国七雄中除秦国外都是不彻底的。那么为什么说秦国可以实施最彻底的改革呢，那还要从秦的历史说起。

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变法为什么失败）

秦国本是周朝的附庸国，在今甘肃天水一带，因为在周人东迁时立功被分封为诸侯，周人的东迁，给秦国带来的不仅仅是诸侯的名号，更有周人东迁后所留下的巨大的发展空间，秦人可以放开手脚的与西戎部落争夺关中地区，随着数代秦人的开疆拓土，兼并西戎部落，至秦穆公时，秦朝已成为当时时几个的大国之一，这样的发展历程也就必然导致了秦人与西戎部落的融为一体，这带来的坏处是秦人文化素质的底下，人们言而无信，国家不易治理，经济，军事，文化发展落后于东方六国，成为战国初期战国七雄中较为弱小的国家因而遭到东方六国的鄙视，而带来的好处秦人民风彪悍，崇尚武力与强者，是受周朝分封制与宗法制观念影响最小的国家，秦国的贵族阶级也就成为战国七雄中力量最小的国家。因此秦国的改革阻力最弱。

对减小商鞅变法阻力起到更大作用的是秦国的外部威胁，魏国自李悝变法后实力大增，为了扩充地盘开始向西发展，顺利的击败秦国拿下了秦国的河西之地，这对于秦国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秦国在存在的数百年里第一次有了灭国的危机，这对秦国贵族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支持变法，出让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子孙不在享有对封地世袭的权利，自己还保留官职。二是秦国灭亡，自己和子孙成为奴隶。秉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秦国贵族们明智的选择了前者。

要是问我们商鞅变法中谁的作用最大，相信很多人会说商鞅，有一个人起到的作用要大于商鞅，那就是秦孝公。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秦孝公作为最高统治者看清了秦国存在的问题。而秦国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秦国改革的动力所在，那么秦国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

第一人口不足，秦国多年的内乱，以及战争极大的削减了秦国的人口，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秦国的粮食不足，没有充足的人口导致原本肥沃的关中平原变得荒芜，土地无人更重，加剧了秦国的经济危机。第三个就是军事实力的不足。所以秦孝公的目标就只有两个，一是富国增加粮食人口，二是强兵，增加军事实力，增加部队的规模和战斗力。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做，于是开始招纳富国强兵的人才，这也就给了在魏国郁郁不得志的商鞅得以施展才华的空间。

商鞅知道一个人口凋零的国家，想要快速的变得人丁兴旺所依靠的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是吸纳移民，怎么吸纳移民呢，当然是是给土地了，不仅给予六国移民土地，还设定一定时间的免税，这就使得秦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足够的人口。

那么怎么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呢，立军功者不论出身直接给爵位给土地，这就使得广大农民拥有改变自己世代为农的唯一机会，战争不再是为了君王，而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

为了更好的将人口集中在农业，和战争上，商鞅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因为商鞅认为，因为商鞅认为如果人一部分人选择经商，必然导致种地和打仗的人减少，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改变，秦国的统治以往是依靠所分封贵族来实现的，这些贵族在所分封的土地上代替秦公统治，为中央政府提供粮食，兵员，而土地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商鞅为了吸纳移民，和奖励作战，靠开垦荒地是不够的，他必须从贵族们手中拿来土地，贵族们的封地被设立为郡县，由秦公直接任命委派，传统的井田制瓦解，贵族们失去了自己的封地的所有权和统治权，对于他们来讲，国家利益固然重要，但是却很抽象，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损失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他们反对新法，但他们非常明智，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力量是不及因新法而受益的广大平民阶层和王权的，因此他们将怒火与不甘转向新法的制定者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