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 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话说得 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年版。）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 弄清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 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 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 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 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 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 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 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 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任何人都很难完全 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的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要起作用；因此，史学家 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 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 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 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 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 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 褒贬区别开来。他指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 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 的基础上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结合，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 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 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 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 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 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 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 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 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 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 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 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措施，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 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 家胡三省在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时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 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 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诸多方面，而以下数端是其比较突出和比较重要的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 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 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 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 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 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 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历史的和理论的根 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以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 《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 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 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 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 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 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 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 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 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 汇上。第三，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 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 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 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 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 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 译本第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 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