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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正史与野史

正史和野史，是人们学习、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两大部类史料。千多年来，学人对于正史和野史的涵义以及它们分别在史料学之价值的认识，看法歧异，以至大相径庭。对上述问题的正确认识，乃是关系到正确对待史学遗产的问题，对当前的史学研究有着现实意义。

一

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金毓黻先生认为：“正史之名，始见《隋志》。”（《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1962， 102页）此乃本于《四库全书总目》“正史之名，见于《隋志》”（《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序》）之说。而新编《辞海》（1979年版）则谓：“梁阮孝绪有《正史削繁》，正史之名始见于此”。《隋志》成书于七世纪中期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而阮孝绪（479—536年）是五世纪和六世纪之交的人，其《正史削繁》当比《隋志》早一百二、三十年。可惜阮书已佚，故我们现在讨论正史涵义，只有从《隋志》说起。

《隋书·经籍志》于史部书首列正史类，其序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往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可见《隋志》所谓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刘知幾撰《史通》，特叙《古今正史》篇，然其所谓正史涵义与《隋志》大不相同。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结末处写道：“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这里，刘知幾是把自古以来凡“史臣撰录”之书，尽视为“正史”。因此，上起先秦的《尚书》、《春秋》，下迄唐初的官修诸史，不论编年、纪传，都在《古今正史》论列范围之内。他的正史涵义比《隋志》宽广得多。以上两种关于正史的涵义，多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

《旧唐书·经籍志》承《隋志》体例，也于史部书首列正史，“以纪纪传表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因之。清中叶所修《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认识，其《史部总序》云：“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正史类序》又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本，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与经义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史异也。”这是把“钦定”的《史记》等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并强调“未经宸断，悉不滥登”、“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从而使正史处于史书中之最崇高地位。而有关正史的训释音义、掇拾遗阙、辨正异同、校正字句等著作，均分别列于各史之后。自是，近二百年来，正史即《二十四史》遂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为人们所袭用。

与上述传统认识有较多歧异的，是清代雍、乾之际定稿刊正的《明史》，其《艺文志·序》写道：“四部之目，昉自荀勗，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因此，《明史·艺文志》“正史类”所列之书皆为最近二百七十年之著作，内容多系宋、元、明三朝史事，体例则包含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这显然是受了刘知幾《史通》之《古今正史》篇和《书志》篇的影响所致。现代史家华岗曾经给“正史”作一定义，其涵义颇类于刘知幾之说。他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写道：“所谓正史者，就是经过历代帝王的承认之一大套合法的官史，而且自唐代以迄于清代，其间所成的正史，都是由帝王所钦命的史官编纂而成的。”

以上关于正史的两种认识，一是指纪传体国史而言，二是指官修史书而言。前者内涵比较具体，后者内涵则过于广泛。鄙意以为：我们今天所称“正史”、“野史”，只是袭用史学上的一种习惯说法。我主张：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对上述两种“正史”概念应有所区别：在一般情况下，可指官修史书为正史；在特点的情况下，似以沿用《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为宜。

二

野史的出现，不独是对正史的补充，而且也大大丰富了史学的内容。

野史之名，始见于唐。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奉酬袭美苦雨见寄》）。陆龟蒙（？—881年），唐末人，弃官隐居，躬耕于松江甫里，撰著不倦。这样一个“隐君子”，写出“自爱垂名野史中”，应当说是很自然的。在陆龟蒙看来，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上“正史”，而他这位“江上丈人”则以入“野史”为高洁。由此我们亦可窥见：野史和正史是大不一样的。史载：“（唐昭宗）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大和，终于龙纪，目曰《大和野史》”（《唐会要·史馆上·修国史》、《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二》）。沙仲穆与陆龟蒙大致同时代。这或许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以“野史”为名的野史著作。两宋以下，以野史命名的著作就逐步多了起来。如北宋龙衮撰《江南野史》，记述南唐史事；《宋史·艺文志》二、三分别著录《新野史》十卷和《野史甘露记》二卷，《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著录《野获编》八卷、《傃庵野钞》十一卷、《三朝野记》七卷、《野记矇搜》十二卷、《南诏野史》一卷；清代以来则有《南明野史》、《清季野史》等等。实际上，以野名史者只是野史中的极少一部分，野史的真正数量要比这大得多。宋人左圭所编《百川学海》、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清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以及近人编纂的《清朝野史大观》等书，都汇集了丰富的野史资料。

从野史的渊源来看，它本是杂史的一部分。唐沙仲穆所撰《大和野史》，《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于“杂史”类。明祈承爜著《澹生堂藏书目录》，于“杂史”类分列野史、稗史、杂录三目。这都证明野史实出于杂史。《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跋语，概述了杂史在有关体例、作者、内容上的几个特点。从体例上看，西汉以来，有些史书，“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此其一；从作者身分来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此其二；从所记内容来看，东汉以下，史学逐渐突破官府藩篱向民间发展，故“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名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此其三。杂史所具有的这几个特点，使它和正史有着明显的界限和区别，也可以说是它“野”的表现。“杂”与“野”是有联系的。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胪列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凡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薄。其中，即有不少属于野史之列。

宋明以降，野史发达。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撰成《百川书志》，其于《史志》篇新创《史咏》、《文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将野史独立成目。而所谓“野史”的内涵亦愈来愈宽。宋人洪迈论说野史，曾举沈括《梦溪笔谈》为例，而元修《宋史》则将《梦溪笔谈》著录于《艺文志》之“小说”类，清修《四库全书》又把它列入子部“杂家”类。又如上文提到的《新野史》在《宋史·艺文志》中居于“别史”类，而《野史甘露记》和《大和野史》则又著录在“传记”类。可见，宋元以来，“野史”所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至近代，梁启超始明确地把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这是史家对“野史”内涵第一次作出比较确切的规定。现代史家谢国桢先生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谢国桢《明清野史笔记概述》，《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5期）此说与上文所引华岗关于“正史”的定义，可以互相对照。

总上，关于野史的内涵，也有两种认识：谢国桢所说“野史笔记，稗乘杂家”，是广义的野史，梁启超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统称野史，乃狭义的野史。前者易于使人明瞭，后者内涵比较确切，二说各有长处。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可采用谢国桢说，在特定情况下应依梁启超说。

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下，学人还常把野史称作稗史。如明商濬编刊《稗海》一书，收历代野史杂记七十余种，清留云居士辑录《明季稗史》一书，共汇刊十六种野史笔记，等等。这种称野史为稗史的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考“稗史”之说，盖源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师古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乃进而注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都官稗各减什三，是也。”由于人们忽视师古注文，于是把稗官和小说等同起来，造成一系列错误。余嘉锡先生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中，对此详加辨析，指出：“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华书局，1963， 278页）把一切细碎之书称为“稗官小说”，已失却原意，固不可，而把它们称作“稗官野史”或“稗史”，进而又以稗史泛指野史，则尤其不可。如上所述，稗官本是小官，任务是采访闾巷风俗、民间琐闻，故小说家出于此。若其所记内容，或与史事有关，后人称为稗史，还勉强说得通；若以其所记尽称稗史，或竟以稗史包举野史，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按《汉志》本意，稗官所记，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但野史内容却不仅限于此，而较前者宽广得多。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近人徐珂《清稗类钞》，以杂记琐事之史籍为稗史，似较为允当。

三

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问题在于，这里是否存在着轻重之分、主次之别？

《隋书·经籍志》列正史为史部之首，足见其对正史的尊崇。其于杂史，则谓：“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这里说的“博采广览，以酌其要”不主张对杂史兼收并蓄，是很有道理的。刘知幾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比《隋志》更为明确，他在《史通·杂述》中主张对“杂述”诸史“择其善者而从之”，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些意见可以作为我们对待野史应持态度的借鉴。

《隋志》和《史通》的上述看法，也是符合野史的实际情况的。野史笔记的作者，虽往往自言是为了助谈笑、遣余年，其实恰如唐李肇撰《国史补》所说，就是“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惟其如此，在史学史上，自唐宋迄于明清，野史笔记为许多史学名家所重视。甚至有人认为，野史的寥落，直接影响道正史的编撰。清人昭梿论金、元史云：“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虽若《扪虱新语》、《碧騢录》不无诬蔑正人，然一代文献，赖兹以存，学者考其颠末，可以为正史之助。如金、元二代，著述寥寥，金代尚有《归田录》《中州集》等书，史官赖以成编；元代惟《辍耕录》一书，所载又多系猥鄙之词，故宋（濂）、王（袆）诸公不得不取材诸碑版、行状等词，其事颇多溢美”（《啸亭杂录》卷二“金元史”条）。昭梿认为，众多野史可以作为撰述正史的材料来源之一，是不错的。

近年，刘叶秋所著《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一书，对历史琐闻和考据辩证二类笔记的史料价值作了很好的分析，认为它们是研究一代史实、典制、掌故、风习所不可缺少的资料，因为“从史料方面来说，历代笔记的许多具体而详尽的记载，往往不见于官修史书，足以帮助我们搞清事实真相。”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六十年来，有一种过分抬高野史史料价值、过分贬低正史史料价值的倾向，应当引起史学研究者的注意。1922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便是这样。他还举出若干史例，助成此说。梁氏重视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对的；但是，他把野史捧得过高，以至认为“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竟可与《史记》、《汉书》“作等夷视也”，这就未免不近情理了。

1945年，翦伯赞先生《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进而提出这样的观点：“就史料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文。”（《史料与史学》，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 8页）翦老在史学上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他的上述论断，实为未妥。治史者应将一切文献均视为史料，此固无疑；但若以为史书不如他书可靠，正史不如野史重要，这就轻重颠倒、主次混淆了。大约与翦老撰写上文同时，华岗先生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内论述“正史和野史”，也存在着类似的偏向。谢国桢先生的《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中对“正史”的看法，我认为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谢氏说：“我感觉到一部《二十四史》，虽然不能说全部都是谎言，但是官修的‘正史’，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除了记载朝章制度、帝王将相、政治的严格、官吏的升沉而外，其记社会经济情况，朝野遗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事迹，那就微乎其微”。尽管《二十四史》存在着种种局限性（如阶级的局限性、史料的局限性等等），但若把它视为近于谎言的欺骗，似乎有点简单化了。史学既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工具，是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当今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重新研究全部历史”，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如果只是简单地宣布以往的史书（尤其是正史，或者说是《二十四史》）“不真实”、“不可靠”、近于“谎言”等等，史学工作者就难以完成上述任务；因为我们仅仅凭借野史、或是主要凭借野史，是不能恢复历史的面目的。

究竟怎样认识正史和野史在史料学上的价值呢？笔者认为，正史依然是我们了解一代历史的主要材料，而野史则具有对正史的补阙、充实和纠谬的作用；有了前者，后者才得以发挥作用，而后者的存在，又将使前者更加完善。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产生于阶级社会的历史著作，不论是正史、野史，都不可能为人民写历史、写人民的历史。《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在古代史书中，可谓凤毛麟角。这虽然并不代表司马迁的全部历史观和政治观，却仍不免遭后人（包括刘知幾这样的大史学家）的抨击。野史笔记中仇视、诬蔑农民起义的恐不在正史之下。当然，由于野史笔记多出于“在野”文人之手，故对当时统治集团维护、忌讳或许少些，笔触较为直截。但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野史可靠，正史不可靠。对旧史来说，“可靠”和“不可靠”，本是相对而言的。从全国历史来看，或者从某一皇朝的历史来看，也就是从整体上看，正史所记应比野史“可靠”，因为野史没有反映历史的全貌，而只反映了历史的一隅。反之，若就某时某地某事某人而言，正史所书，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语焉不详。而有关野史杂说则记述甚详，故而又比正史显得“可靠”。

第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对待历史遗产（包括史学遗产），均应给以批判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而不应在强调某一方面遗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不恰当地贬低另一方面遗产的历史价值。近二百年来，许多论者对唐、五代以下的官修史书大加挞伐，似乎官修史书已经成了史学发展的赘瘤。但是，为什么官修史书累朝不废呢？这除了统治集团需要控制史书编纂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客观条件上的原因（如文献愈来愈多，社会生活愈来愈丰富，科学技术愈来愈进步）呢？我以为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再说后一皇朝为前一皇朝修史，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不应以“官修史书”为由，把这一优良传统轻易地抹煞。

四

有些论者在评价正史和野史的价值时，或是在抬高野史地位、贬低正史地位时，往往引证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内的一段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毫无疑义，鲁迅的话是深刻的、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一些论者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根据和佐证。依笔者浅见，鲁迅这段话，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应当重视野史、杂记。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不只一次地谈到野史的重要性。他认为：野史记事比较直截了当，不太摆史官架子，“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对社会的揭露较深刻。野史出于私家之手，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倾轧中，它“不免杂恩怨之私”，这是它不可能据实直书的原因之一；然总的来看，尚不算过分。但鲁迅提倡读宋、明野史，不能仅仅看作是讲历史，而主要的是讲政治、讲现实，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历史的教训。因此，我们在理解鲁迅的上述论断时，亦不应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可忽视他说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第二，鲁迅并未否认正史的重要性，这一点，常常被一些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论者所忽略。就在上面所引的《华盖集·忽然想到》那段引文之前，鲁迅还写道：“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这里说明，鲁迅对正史的看法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他经过自己的读史、思索，改变了“相斫书”之类简单的看法，于是写出了这样一字千钧的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愈到晚年，对正史也愈为重视。1932年8月，他在《致台静农》信里写道：“早欲翻阅二十四史，曾向商务印书馆豫约一部，而今年遂须延期，大约后年之冬，才能完毕，惟有服鱼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深邃的眼光和敏锐的思想，亦颇得力于历史的启迪。

第三，鲁迅对正史的这个认识和分析，确是很高明的。按照鲁迅的意思，历史上原来“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的，人们若能抹掉那厚厚的“涂饰”，沙汰那层层的“废话”，则可“察出”“灵魂”和“前途”的“底细”来的。鲁迅从“正史”中，一方面看到了“帝王将相的家谱”，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中国的脊梁”的光辉。鲁迅对待历史遗产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批判精神，以及他把“脏水”和“小孩”严格加以区别的实事求是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引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证据，是不妥当的。

——本文选自瞿林东《我的史学人生》，中华书局，2016年11月出版，定价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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