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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知识 | ​​瞿林东:怎样看待古代史官的作用——略说刘知几《史通》的史官论

文史知识 | ​​瞿林东:怎样看待古代史官的作用——略说刘知几《史通》的史官论并举出华峤、陈寿、干宝、孙盛、沈约、裴子野等,称他们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同上书)这一段话,把魏晋南北朝的史官(著作官)都评论到了,这是史官建置中的一个重大变化。

史官_史官被杀三代_史官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官职

刘知几像

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通·史官建置》篇,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和最完备的一篇关于史官建置的专文,也是史官自我价值认识的突出反映。《史通》其他一些篇章,也多有评论史官的精辟论断,形成了对古代史官评论的整体认识。事实表明,只有当史学发展到较高程度时,史学家才有可能萌发这种自觉性,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评论。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史官价值的评论、史官制度史的评论和史官素质优劣及社会职责的评论。

一论史官的价值

《史通·史官建置》篇起首提出一个问题: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何者而称不朽乎”?当然,不是现实中的人都在思考如何才能“不朽”的问题,刘知几本意当是举出一个人们都可理解的说法,以便进一步展开说理。刘知几写道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浦起龙通释本,2009,280页)

对于这段话,清代注家浦起龙在“如白驹之过隙”一句下注了“发端庸浅”四字,意谓刘知几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庸俗、浅陋了。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从后文来看,刘知几要讲的核心是史学的功用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不朽”呢?刘知几回答得很简单:“书名竹帛而已。”其实,唐代早已用纸,这里也只是模仿古人的用语罢了。这就是说,史官通过文字和书写工具把当时人们的言行记载下来,使后人借此得以知晓前人所作所为;而后人获得这种记载,便可了解前人的思想与活动。扩而大之,社会的人便可一代代借此保存“历史的记忆”。而那些留在“历史记忆”中的人们的“功也名也”,便是“不朽”的标志,可见史官(当然也包括不是史官的史家)的价值非常重要。

更重要的是,史官们的价值还在于:他们所提供的“历史的记忆”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是善或恶的承载者,而这种善与恶对后人是有教育意义的。刘知几这样写道: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同上书)

在这段文字中,刘知几把史官的记事、载言同史书的劝善惩恶,以及“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紧密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彰显了史官的作用。这里,当是接触到了史学的本质了,那就是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在八世纪初,中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中,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阐述了史官—史家的真正价值。

二论史官的历史

《史通 ·史官建置》篇评论史官的历史,大致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概述战国时期以前史官之设立及其早期发展情况,二是略说此后各时期史官任职兼评其素养高下。

刘知几写道:“史之建官,其来尚矣。”他从传说中轩辕氏的仓颉、沮诵讲起,又据《周官》《礼记》所载,周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进而做出结论:“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同上书)史官早期的历史,大致如此。

刘知几关于历代史官任职情况及其素养高下的评论,颇有系统,下面略举数例,以见其旨。

他论夏殷至战国的史官:“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战国时期,晋国的大夫赵鞅“有直臣书过”,齐国的一公子田文也有史官“侍史记于屏风”(同上书),反映出史官设置自天子、诸侯、大夫逐渐下移的趋势。

他论魏晋南北朝的史官,其特点是:“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并举出华峤、陈寿、干宝、孙盛、沈约、裴子野等,称他们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同上书)这一段话,把魏晋南北朝的史官(著作官)都评论到了,这是史官建置中的一个重大变化。

他论十六国的史官:“至若偏隅僭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他们或“撰其国君臣纪传”,或“撰其国书”,或“撰录时事”等(同上书)。这段记述在讲了三国时期史官建置后,继而讲到十六国时期的一些内容,如“伪汉”“前凉”“蜀李”“南凉”“前赵”“后燕”等。这是作者刘知几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他看来:十六国时期的这些小朝廷本是与中原历史相联系的一部分;十六国时所置史官自是所应论述史官建置的一部分,这都显示出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意识。

他论唐初史官:“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他论唐高祖至武则天时的史官:“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又论:“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同上书)前者是突出“善恶尤著者”,后者是突出“朝廷所属者”。这是对唐初的史官做了评述,所言当得自亲身感受。

在《史官建置》篇的结尾处,刘知几做了几点小结:

一是历史上有些史家如春秋时期孔子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南北朝之陆贾、鱼豢、张璠、范晔等,“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同上书)。这表明,刘知几明确地区分了官修和私撰的两条治史路径,后人即有以此作为研究领域者。

二是指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同上书)这表明,历史撰述本是由两部分人共同完成的,二者缺一不可。这一认识对于提升史官—史家的自觉意识,有重要意义。

三是对于修史中的不良风气予以尖锐的抨击,如汉、魏以来的“多窃虚号,有声无实”的现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挂名”。作者进而指出:

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效欤!(同上书)

刘知几的这些话,在他以后的年代里,治史者读了都会得到启示而自警自励。

三论史官的品德、职责与社会贡献

史官—史家是史学活动中的主体,在刘知几的史学构成思想中,关于史学主体的论述散见于《史通》的一些专篇。其中,除以《史官建置》篇为主,还见于《直书》《曲笔》《覈才》《辨职》《品藻》《人物》等篇。前面论史学功用时,已经讲到有无史官是有无“竹帛”(史书)的关键,而有无“竹帛”是有无“史之为用”的前提。由此可知,在史学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史官—史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考察其品德、职责与社会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关于史官—史家的品德。刘知几认为,优秀的史官、史家应当“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他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馀烈,人到于今称之。”(同上书,180页)这是讲史书编著的原则,也是讲史官、史家的职守和道德。所谓“成其良直”“仗气直书”,并以春秋时南史与董狐、三国时韦昭、北魏时崔浩为榜样,无疑是强调史官、史家的道德操守。

关于史官—史家的职责。刘知几在史馆修史长达二十年之久,对于史官的职责自有深刻认识,他在《史通》一书中反复讲到史官职责,是极其自然的。如《人物》篇写道:“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同上书,220—221页)前人的大善大恶有“诫世”和“示后”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否真正发挥史学在这方面的功能,既与史官的知识积累有关,更与史官的价值判断、是非标准有关。刘知几强调史官在这方面的职责,是出于对史学功能的重视,有重要意义。

此外,刘知几认为,史书编著中有关历史人物传记的分合及历史人物的善恶分辨,史官也承担着重要责任。他指出:“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刘知几《史通·品藻》,172页)在刘知几看来,史官对历史人物的“流别”“异品”处理是否恰当,是史官鉴识高下的标准之一,这直接关涉史官的职责。他又进而指出:对于不同类型的人物,“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刘知几《史通·品藻》,175页)。这里,刘知几再次强调了史官的职责,同时也指出了具体的处置方法,使著史者有所参考。从中还可以看到,刘知几对史学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的作用,充满着真诚的、崇高的期待之情。

关于史官—史家之社会贡献的评价。从刘知几评论史官、史家的职责来看,可见他对史官—史家之社会贡献持有正面的、积极的认识。他在纵观古今史官—史家之后,便以其提出的标准,对古往今来史官—史家之不同层面的社会贡献做了这样的概括: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刘知几《史通 ·辨职》,261—262页)

刘知几认为:“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董狐事迹载《左传 ·宣公二年》,南史事迹载《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都是史学上的重大事件,即不惜一死而坚持“书法无隐”的原则,从而对后世史官、史家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源头之一。

刘知几赞扬那些“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的史官、史家,并举左丘明、司马迁为例。《左传》一书对后世影响极大,相传为“左丘明”所作(笔者按:顾炎武认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这一看法,多为今人认可)。加之刘知几酷爱《左传》一书,他称道“左丘明”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刘知几称赞司马迁,也是着眼于《史记》历史影响之深远。

刘知几赞扬的第三个层面的史官是“周之史佚,楚之倚相”,称他们是“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史佚是周代史官,《左传》《礼记》载其有关事迹,表明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倚相,即左史倚相,《国语·楚语下》突出地记述了他的事迹:楚国大夫王孙圉回答晋国大夫赵简子询问楚国所存宝玉的情况,说:“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国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80页)。左史倚相的机敏、胆识,使刘知几把他同“周之史佚”并列起来而加以赞扬。

通观刘知几在《史通·辨职》篇中所论,反映了他的史官—史家之品德、职责、社会贡献的思想,可以看作是他对史学活动之主体的深入思考。

值得重视的是,从刘知几《史通》的史官论,人们可以联想到他的“史才三长”说,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刘知几关于史学主体的理论。《旧唐书 ·刘子玄传》记:

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馀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旧唐书》卷一〇二,3173页)

这一论述,即使从今天来看,还是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的。如果说,刘知几《史通》的史官论,是从某些具体方面入手,论证史学主体的重要性的话,那么,他的“史才三长”说,就是从理论概括上阐明史学主体的重要性。二者结合,可谓刘知几的史学主体论。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9年第12期“名家论史”栏目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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