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书影（清代修订）

中华文明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传承的文明，这也是我们的文化能够不间断地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在司马迁开创性地发明了纪传体的历史记录方式之后，这种文体就成为了之后中国所有朝代所共同推行的正史编纂方法，并为我们留下了《二十四史》这样的珍贵史料。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

但是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学者站出来对于史书编纂的方法论进行系统的整理，知道唐朝时期的史学家刘知几出现之后，其著作《史通》才第一次深入地探讨了历史典籍的写作方法，并记录了其对于不同文体的看法。

在这部著作中，刘知几指出了唐代之前部分史书中存在的一些编写方面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相关建议，这对于之后中国史官的写作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中国的文人们在写作历史相关文献的时候有法可循，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史通》书影

刘知几其人与其《史通》

在探讨《史通》的历史价值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些刘知几这位史学大家。在司马迁横空出世之后，纪传体就逐渐成为了中国史书的最重要体例，尤其是在班固写作了《汉书》之后，其更是被当做了官方正史的写作模板。

在唐代之前，中国社会进入了较长时间的分裂状态，政治局势的不稳定让政府无力组织史官编写前朝的历史，因此当时的大量历史文献都是由民间文人或者非专职史官撰写的。这些人的作品虽然都有着极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但是他们非专职史官的出身让他们不可能将精力投入到历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之中，因此虽然在唐代之前中国的史学典籍层出不穷，但是却没有一部指导作者进行写作的历史学著作。

中国古代史官

这样的情况在刘知几出现之后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其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那个时候的唐王朝是整个东亚大陆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在经历了贞观之治之后，唐王朝正在向其巅峰状态稳步迈进。这种稳定而繁荣的社会状态是十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刘知几的家族在唐朝初年开始就在政府中担任史官，这样的家学渊源让刘知几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醉心于史学研究。他在少年时期，就在其父亲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典籍，这也为其之后取得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知几少年求学的事迹在《新唐书·刘知几传》中有如下记载：

"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辄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

唐高宗李治

在刘知几成年之后，其便参加了科举考试，常年浸淫于历史文献之中的刘知几富有文采，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之后其继承了其先人的衣钵，在京城中任职史官，开始专心研究历史。在当时刘知几负责编纂《实录》等历史文献，他一直想把自己对于历史学的创见运用到其日常的写作之中，但是当时史官的写作其实是受到了很多限制的。唐朝的史馆采取的是"临修制度"，史官做的注记，必须要符合兼修的心意，没有一点自由发挥的空间，这让刘知几感到十分不自在。

史官形象

再加上其是一个性格相对孤僻，又有着强烈主见的人，在担任史官的时候，其便经常与其上司发生冲突。因此刘知几便放松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开始撰写《史通》，希望通过这部书来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改善当时史官的工作状态。

不过当时刘知几的做法引起了部分官员的不满，他们认为身为史官却在私自著述是不符合规制的，因此他们对于刘知几的创作进行了一定的阻挠，这让《史通》的问世时间大大延后了。不过这也让他和史馆负责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便不再理会他们的批评，于是他将自己的工作全部委托给著作郎吴竞，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史通》和其他著作的创作之中。

唐代繁华的城市

从刘知几的人生轨迹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在官场上的失意，假设其能够在史官的职位上自由创作的话，那么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自己的史观，并且尝试全新的写作模式了。不过现实的限制让他没能如愿，因此他只能在《史通》这样的方法论著作中阐明自己心中的想法，而难以将其付诸实践。这对于刘知几这样的才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又何尝不是一大幸事呢。

刘知几对于史学文体的分类及其看法

作为中国历史学的第一部方法论著作，《史通》也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对中国之前的历史典籍进行一个盘点，并理清其发展脉络。在这部著作中，刘知几将中国之前的史学典籍分为六个大类，分别是以《尚书》为代表的记言体史书；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以《国语》为代表的国别体史书；以《左传》为代表的注释体史书；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通史和以《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断代史。

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书影

在刘知几所处的唐代，这六种写作方式虽然还都有流传，但是其流产范围和采用人数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差别。当时纪传体这一写作方式已经成为了社会上的主流，人们也往往将这种史书视为正史，而将其他体例的历史典籍视为补充材料。这种统一的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史学观点的交流，也给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但是刘知几在《史通》中却用较为审慎的态度重新评价了这一当时的主流写作体系，并指出了其中的部分问题，这为之后的史学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刘知几对于司马迁的写作方式颇有微词

在《史通》中，刘知几承认了纪传体在唐代的流行，并且指出其余几种问题虽然都有着一定的优点，但是其已经退出主流史书写作太久了，并且不符合当时的时代形势。因此纪传体依然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史书撰写形式。

之后刘知几话锋一转，提出了在他看来纪传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之前史学家对于司马迁的推崇不同，刘知几认为纪传体的开山之作《史记》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刘知几看来， 《史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其作为一部通史，其所记载的历史时段跨度太大，而文章数目又太少，因此对于许多的历史事件语焉不详。在刘知几看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用断代史的方法来创作史书是更加合理的，这样可以用更多的精力将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刻画地更加详细。刘知几也将纪传体断代史视作最佳的史书编写形式，这一点从其对于《汉书》的推崇中就可见一斑。对于《史记》的批判，在《史通·六家》中有如下叙述：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

东汉史学家班固

刘知几对于《史记》的第二个批判则是针对司马迁的创作方式，我们知道作为中国史学家的代表，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掺杂了大量的个人情感和思想的，这让《史记》成为了中国古代最生动的历史著作之一。但是在刘知几看来，司马迁这种太过于强调个人感受的写作方式会让史书失去其客观性，并造成一定的问题。

首先，他指出司马迁用自己的观点来给历史人物分类，而不是依据他们实际的政治地位，这就会造成文体的混乱。比如项羽在他看来就不应该被列入本纪，而陈涉这种没有实际占领过任何领地的起义军领袖更是和应该进入世家的诸侯相去甚远。刘知几认为本纪，世家，列传应该按照君主-诸侯-士大夫的等级制度严格分类，只有这样才不会让后人产生误解。

刘知几认为项羽不应该被列入本纪

刘知几之所以会对司马迁提出这样的批判，在笔者看来和司马迁之后儒家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在儒家学说占据主导的文化氛围中，对于社会等级的拥护是压倒一切的，而司马迁的做法在儒生看来也是荒诞不经的，因此刘知几的批判拥有其时代意义，但是却对于之后史官自由创作的氛围造成了一定的妨碍。

而司马迁强烈的个人色彩还会让读者们在阅读史书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对于人们客观看待历史人物有一定的妨碍。在这里刘知几对于从司马迁时代开始便存在的在文末对于人物的论赞提出了批判，在他看来这样的批判一者不够客观，二者有重复之嫌。因此他主张去掉这一部分的文字，让读者自己去评价人物。

司马迁石像

刘知几的这一批判显示了其希望保证历史客观真实的需求，但是也忽视了作者与读者的沟通需求。从刘知几对于《史记》的几点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将史书写作和史官的职责联系地太过紧密，而忽视了作者本身的创作意义。这样的倡导会让史书失去作者的个人情感色彩，虽然保证了真实性，可能也会让其变得晦涩生硬。这对于历史的传承是有促进意义的，但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普及却存在着一定的负作用。

刘知几对于历史写作的几点建议

在对之前的史书进行了分类并指出了其中包含的部分问题之后，刘知几在接下来的篇目中提出了针对如何撰写史书的几点建议。

《尚书》中的文字就十分晦涩难懂

首先是在表达和写作语言方面的建议，作为一名博览群书的文人，刘知几虽然承认古代的典籍在语言运用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他认为史书中所用的语言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刻意模仿古代的典籍。因为史书的意义是为了让后人能够从历史事件中学到一定的道理，因此理解是最重要的，一味模仿古代典籍的体裁和语言经常会让当代的读者难以理解其中的内容，与史书的本质需求是相违背的。

而在史书的写作范围和命名问题上，刘知几则坚持要求要用断代史的方法来进行史书的编纂，这样可以让后人对于朝代的兴替界限有明确的认知。并且其还要求在命名章节的时候要以人物的身份为依据，这样做的理由在上面已经提过，在此不再赘述。

在刘知几看来吕后也不应该被纳入本纪

在明确了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之后，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要如何记录历史事件。是顺从统治者的意愿隐去其中的罪恶还是直言时代的黑暗。在刘知几看来，史官的意义就是记录真实的历史，以供后人阅读，并以此明是非，别善恶。因此为了达成这一本质目的，刘知几认为史官们和其他历史创作者还是要用"直笔"的方式来进行创作，而不是采用"曲笔"的方式来迎合当权的统治者。

刘知几的这一要求是对于中国史官气节的传承和发扬，在封建集权制逐渐发展的古代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客观和真实，这也是刘知几在史学发展上最重要的贡献。在《史通·直书》中刘知几表达了其对于直笔的欣赏之情：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写作《魏书》的王沈为刘知几所不齿

从刘知几提出的几点建议中我们不难看出，刘知几是一名深知历史本质意义的学者。他并不以单纯的记录为己任，而是希望通过史书的编写来向后人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这样的观念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对于史官个人情感的批判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价值观的传递，这和其写作建议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的。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造成的，刘知几能够在当时压抑的创作氛围下提出如此有建设性的建议已经十分难得了。

被视作正史的《二十四史》

结语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写作方法论典籍，刘知几的《史通》在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其问世之前，想要从事史书编写的文人只能通过对前人的模仿来进行创造，由于理解的不同，他们写出的史书也都有着不小的差别。而在《史通》出现之后，后来的史官们都可以遵循这样一套固定的方法论来进行写作，这让中国文人的历史创作变得规范起来。

而且刘知几还在书中强调了历史的意义，提倡创作者们用贴近生活的语言记载真实的历史事件。这一方面让历史典籍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另一方面也让历史能够被更准确地呈现在后人面前，这让中国的历史典籍具有了极高的价值和普及性，也正是这样的特点让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历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从而保持了极强的民族特性。

刘知几笔下的项羽

不过刘知几还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于社会等级制度看得太重，并且有着以成败论英雄的倾向，对于作者的自由表达他也表达过不满。这从他对于项羽，陈涉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刘知几做出这样的提倡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这确实对中国史书的文学性造成了一定的削弱，这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参考文献

1《新唐书·刘知几传》

2《史通·六家》

3《史通·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