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主动性或抢救性发掘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若干简牍的先后出现，整理、公布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增加，如清华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马王堆帛书与北大汉简等，本文统称为出土文献。这些出土文献促进了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字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此同时，解读（破译）后的出土文献对相关学科如古典文学、哲学、历史学等，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以先秦两汉出土文献中的新旧材料，讨论其对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影响。

讨论出土文献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学界往往聚焦于“文体”与“异文”两大问题。研究“文体”者关心能否通过出土文献，对古典文体进行溯源。例如，谈及汉赋，学界往往以战国荀子《成相》篇作为起源；谈及唐代的志怪小说，则多以南朝宋刘义庆《幽冥录》作为滥觞。上述两种看法，在文学史上几成定论，但在北大汉简《反淫》《妄稽》及放马滩秦简《丹》等文献公布后，这些文献不仅补足了荀子至汉赋的中间环节，也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推至秦汉之际。

研究“异文”者着重于用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进行补苴与正讹。例如，以清华简《祭公》改读《逸周书》中的“毕桓于黎民般”为“毕桓、井利、毛班”三人，解决了千百年来的学术悬案；又如，以郭店简《老子》重新理解传世本《老子》中的“宠辱若惊”当为“宠辱若荣”。“文体”关涉文学类出土文献的性质界定，而“异文”则属于内容的组成。目前已公布的文学类出土文献，可能产生“文体”或“异文”问题的文献多半属于《诗》类、史传类、辞赋类三种。

深化对《诗经》的理解

出土《诗》类文献指的是体裁与《诗经》相同或相似的文本。近年公布的安大简《诗经》，内容包括《国风》中的《周南》《召南》《秦》《矦》等共57篇，但其排列次序不同于《毛诗》、郑玄《诗谱》及《左传》，反映出先秦《诗经》文本的组成可能有多个版本，不同于传统经学熟知的类型。类似的问题也见于上博简《逸诗》，该篇收录《交交鸣乌》与《多薪》两首形式、风格极接近于《诗经》的作品，很可能就是散逸的《诗经》文本。如此一来，则传统用以尊孔的“删《诗》说”，可能因为出土文献的出现而需要修正。

此外，出土文献中也有一些风格类似于《诗经》的篇目，如上博简《采风曲目》与清华简《耆夜》。前者属于战国时楚地的音乐文献，记载分属五音的乐曲名称；后者记载周公与周武王宴饮并作歌《蟋蟀》，此诗与《诗经·唐风·蟋蟀》有密切关系。上述文献对研究先秦时期《诗经》文本的起源与组成有重要学术意义，特别是与传世本相比，安大简《诗经》存在大量“异文”，包括章句差异、词句差异、用字差异，不仅有助于语言文字研究，更有助于解读《诗经》。例如，安大简《周南·关雎》“腰嬥淑女”，今本作“窈窕淑女”。“腰嬥”即“腰身细长”，用以形容女子样貌，比起旧注以“好貌”训解“窈窕”，更为具体明确。

在《诗经》类出土文献中，更不能忽略上博简《孔子诗论》。这篇文字包括“序言”（概论《风》《雅》《颂》）及“诗论”（具论《雅》《颂》），是先秦儒家对《诗经》的重要评论文献，一公布便引起学界瞩目。学者尤其关注“诗论”与“体裁”，盖因《孔子诗论》被认为是孔门弟子对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这篇文字对所载诗文作了简短、深入、反复的递进论述，简文更直接记录孔子“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等论点，其中“诗毋离志”，比之《诗谱序》的“诗言志”，更显文学语言的意趣。此外，《孔子诗论》的诗目次序，亦不见于今本，为研究者理解、研究《诗经》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

呈现史传类文献的叙事方式

出土史传类文献指的是类似《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历史类散文，如上博简《昭王毁室》《柬大王泊旱》《竞公疟》《郑子家丧》、清华简《系年》《郑武夫人规孺子》《晋文公入于晋》《越公其事》、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与北大汉简《赵正书》等，数量丰富。史传类文献虽以记载史料为主，可推动先秦两汉的历史、社会研究，但也可借此研究类似文本的“文学叙事”与“构成脉络”。余嘉锡在《古书通例》提到，“夫引古不必皆虚，而设喻自难尽实……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其真伪也”，可见“古书多造作故事”，不同的故事可能具有相同的“原型”，情节只是作者借以宣扬道理的铺陈，不必然为真。东汉王充《论衡》亦提及：“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灭）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

类似的叙事方式常见于此类文献中。例如，上博简《昭王毁室》记载楚国邦人希望合葬其父母于楚昭王宫殿的故事，相似记载又见于今本《晏子春秋》，一是《内篇》的“景公路寝台成逢于何愿合葬晏子谏而许”，二是《外篇》的“景公台成盆成适愿合葬其母晏子谏而许”，情节基本相同，只是主角分别是逢于何与盆成适。《昭王毁室》为楚系文本，《晏子春秋》则为齐系文本，两个故事十分类似，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叙事传统，通过改造“母本（原型）”，将角色置换为该国（该地）熟悉的人物，以便于作者立论。

类似现象又如上博简《竞公疟》与《新序》中的“中行寅将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一则，故事都是以上位者（“齐景公”与“中行寅”）希望通过处罚巫祝而使病情消缓，却又为臣下（“晏子”与“祝简”）劝谏制止，以传达儒家的仁德之道。再如，上博简《鲁邦大旱》与《晏子春秋》“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晏子谏”，故事始于希望通过祈雨而解除旱灾（“鲁哀公”与“齐景公”），但为人制止（“孔子”与“晏子”），借此表明应注重修德而非通过巫祝来逃避问题。这类文本的作者利用虚构情节，修改“故事原型”，传达儒家思想，表现出强烈的警示意义。

史传类文献大量的“异文”除可供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学研究外，也能以此讨论先秦时期叙事传统的脉络与故事原型的流变。倘若不以文学的叙事手法解读，而直接以史料视之，不仅会忽略文本的形塑意义，也会建构出有偏差的史实。例如，北大汉简《赵正书》称“嬴政”为“赵正”，将其降格为战国的诸侯王，并记录秦始皇传位于胡亥，而非扶苏。其内容与《史记》所载不同，故有研究者据此认为《赵正书》所载，属于未经司马迁改造的史实。不过，这种说法却忽略了《赵正书》中多有夸大不实的叙述，仅凭此便将其归为史料，则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

除了可与今本对照外，部分史传类出土文献也有抄本的差别，可互相参照，如上博简《郑子家丧》（甲、乙本）、《天子建州》（甲、乙本）与《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等；有的内容可合并为一本，如《成王为城濮之行》，学者多将乙本简文编入甲本，认为是同一文本的分章不同所致；有的则凸显用字习惯的不同，如《郑子家丧》，有学者认为甲本是在乙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对后抄写完成，所以乙本多有误字、用字不稳定与脱文等现象。此类文献对研究战国楚地的文本抄写与用字习惯具有特殊且珍贵的价值。

促进辞赋文体起源与形成的研究

辞赋类出土文献指体裁近于楚辞或汉赋一类的文本，如上博简《凡物流形》《李颂》《兰赋》《有皇将起》与北大汉简《反淫》《妄稽》等。一般多认为《楚辞》的整理与命名始于西汉刘向，内容包含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后东汉王逸编纂《楚辞章句》，刘向本因之失传。但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楚辞一类的文体被归入《诗赋略》，可知在汉人的观念里，赋不仅包括荀子的咏物赋、陆贾的说理赋，亦包括屈原等人的抒情赋。

《凡物流形》是一篇韵文，前半部分多为疑问句，谈论宇宙自然、生死神鬼等世间情貌，是作者对这些自然现象提出的疑问；后半部分则为直述句，以“道”作为国君“修身”的法则，认为“察道”可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作者在行文间运用连串的疑问，故有学者将《凡物流形》与《天问》齐观，进而引起本篇是否属于楚辞类（或赋）的学术讨论。但无论对此赞成与否，《凡物流形》作为少见的先秦长篇韵文，可供我们研究相关文体的起源与形成。

与《凡物流形》相比，《有皇将起》《李颂》《兰赋》《鹠鷅》四篇则是明显的楚辞体。《有皇将起》很可能是战国末期楚国的上层士人所作，因担任教育贵族子弟的保傅之职，有感于当时政局之动荡，加之受小人诋毁，故有此作；既表达对学生的拳拳爱护之心，又透露出愤慨之情，颇有屈原作品的韵味。《李颂》与《兰赋》则是诗人歌咏“李树”与“兰”，自表心迹。《李颂》通过“官树（桐树）、木异类（李树）”的对比，凸显李树虽受冷落、排挤，却能一心一意，守其强悍而不随世风摇摆，表现诗人追求高尚品格的“君子”心态。《兰赋》以“兰”起兴咏志，通过表现兰的品格，抒发诗人的情感与志向：兰草花落尽却不失其芬芳，虽遭近人诋毁却能四方称誉。《兰赋》对兰的称赏，实不亚于屈原《离骚》。《鹠鷅》以“枭”起兴，责备小人不劳而获，表现手法与传统文学作品“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相同。

上述文献大量使用语气词“兮”，具备明显的楚辞体特征，不过句式多为四字句、五字句交互使用，尚未固定为典型的五字句或六字句。此外，《兰赋》讲究对仗，多连文叠用同义或近义字，如“茂丰”“残贼”“备修”“约俭”“比拟”等，故有学者认为此赋修辞之美，遣词用句之清丽，与屈原、宋玉作品相比亦不逊色。

至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赋》残篇，有学者认为其独开汉赋先河，但对于宋玉之前的赋体作品，其体裁与形式当如何，学界则莫衷一是。此外，荀子的《成相》是否即为赋？“骚体赋”如何演变为“辞赋”？“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界线为何？诸多相关问题，或可借由辞赋类出土文献获得解答。

北大汉简的《妄稽》与《反淫》是篇幅较长的赋。《妄稽》即“无稽”，汉赋常以这类名称命名虚拟人物（如乌有先生、亡是公等），这篇赋叙述西汉名士（周春）与妻子（妄稽）的故事，意在表达“妒妇”行为之不当，反映秦汉时期“妇女嫉妒”的社会问题。《反淫》则是由“魂”与“魄”的对话构成，意在反对过度放纵欲望，其内容与枚乘《七发》多有相合，故有学者认为二者虽是各自独立的篇章，但应有联系，且《反淫》内容较为琐碎，其产生的时间应较《七发》为早，《七发》则是对《反淫》的重新编辑归类。

《妄稽》与《反淫》的写作时代主要在汉武帝后期，下限不晚于汉宣帝，但其中部分字形具有秦代风格，学者分析其底本可能产生于西汉早期。《妄稽》出土后被视为我国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但在经过整理研究后，学界将其改归入汉赋中的俗赋一类，使俗赋的历史又较1993年江苏尹湾西汉墓出土《神乌赋》时认定的时间（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往前推了半世纪以上。

出土文献的内容不必然等同于传世文献，但却能使我们从新材料、新观点出发，探究相关文本的起源与重构问题，推动文学史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利用出土、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进行研究，不能随意隶定古文字形、曲解词汇意义，更遑论改动经典用字，进行翻案。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历史比较法”对文字进行隶定，毕竟“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语言文字自有其更迭，须用辩证的观点，配合语言学、古典文学等学科知识进行研究。以古律今或以今非古，皆无法准确呈现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

（本文系福建省科学规划项目“西汉初期数术类简帛词语整理与研究”（FJ2019C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