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梅东伟副教授

随着宋元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茶坊酒肆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空间和文化传播场所，为包括“小说”伎艺在内的说唱艺术提供了展演空间，也为说唱艺人提供了交流的场所，这对说唱文学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茶坊酒肆和与之相关的茶酒习俗生活也进入了小说叙事文本，通过活跃其间的酒（茶）客、习俗与故事等形成了特有的说唱文学形象，成为宋元小说文本组成部分的茶坊酒肆也因此有了独特的文学意义。遗憾的是，虽然学界对宋元小说话本研究着力甚大，却少有论者对茶坊酒肆的文学形象与文学意义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宋元茶坊酒肆与说唱文学的繁荣

宋元茶酒文化的兴盛催生了大量茶坊酒肆，它们对包括“小说”伎艺在内的说唱文学的繁荣有着重要意义。《东京梦华录·序》云：“新声巧笔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1］1茶坊酒肆不是单纯的饮食之所，而是集休闲、娱乐和民间说唱伎艺展演为一体的民俗文化空间，它为说唱伎艺提供了特定的场所和观众群，甚至还是一些小说题材的发源地；同时，包括“小说”在内的种种说唱艺术也是茶坊酒肆招徕顾客的一种手段。茶坊酒肆与宋元说唱文学繁荣的关系，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方面，宋元茶酒经济与文化发达，茶坊酒肆为说唱伎艺者的表演提供了重要场所和观众群，同时也是说书伎艺者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文化空间。

两宋茶酒经济十分发达，催生了大量茶坊酒肆，作为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的东京、临安更是如此。《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均设“酒楼”和“酒肆”等条目介绍当时酒店业的繁盛。南宋临安曾流行“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2］4026之类谚语。茶业经济同样发达，《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中仅有名可稽的茶坊便有数十家；《东京梦华录》也记载了不少茶坊；《清明上河图》中沿河区的店铺以饭铺茶店为最多［3］118。由此可见，茶酒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也从侧面反映出茶坊酒肆顾客群之庞大。有研究者认为，宋代城市中茶坊酒肆林立、数量众多，是市民日常生活频繁光顾的场所，因而，较之艺人在勾栏瓦舍中的略显分散和零碎演出，酒楼茶肆中的“说话”表演便显得更为集中和频繁［4］。胡士莹认为，宋代“说话”演出的地方主要包括瓦子勾栏、空地与街道、寺庙、私人府邸、宫廷和乡村等［5］45～54。与这些说书场所相比，茶坊酒肆的说唱有其特别之处：处于室内，并有茶水服务；是商业化的公共文化空间，可以不受时间的影响，通宵说书，如《西湖老人繁胜录》载：“余外尚有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此处疑脱‘肆’字）中作夜场。”［1］124于天池、李书在谈到“演出场所对说唱伎艺的影响”时认为，宋代说唱伎艺演出地点与商业活动的紧密联系，使它成为中国最具有市民特点的演出伎艺。说唱伎艺依附于酒楼茶肆而生存，因消费的发展而兴旺，演出的趣味也与市民的爱好紧密相连［6］。由此可知，茶坊酒肆之于说唱伎艺繁荣的意义。

作为说唱文学生存和发展重要空间的茶坊酒肆，说唱伎艺者对其有一定的依赖性。说唱伎艺者或在此“做场”，或来此“赶趁”。所谓“做场”者，指的是说唱伎艺者与茶坊酒肆有着某种契约关系，能够长期于此说唱。《夷坚志·班固入梦》载，吕德卿与友人王季夷等四人到某一茶肆中，看到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7］991从中可知，说唱艺人乃茶肆所请，至少与茶肆有着某种契约关系。否则，当不会以茶肆名义广而告之说书内容。当代学者研究认为，20世纪以来的久居城市的中档次说书艺人也多以茶社为说书唱曲的场所［8］150，他们也当与一些茶肆有着某种契约关系。所谓“赶趁”指的是说唱伎艺者没有相对固定的演唱场合，随时等待不同茶坊酒肆客人的消费需要。在宋元笔记的记载中，便有一些伎艺并不十分高超的女性艺人，常常在各个茶坊酒肆“赶趁”。小说《金鳗记》中有庆奴在各个酒店“赶趁”卖唱的情节。

值得一提的是，宋元时期有一类茶肆较为特殊，似乎专门为各色伎艺人等服务，被称为人情茶坊。“这类茶肆有点像今天的俱乐部，是都市中社会交际最活跃的场所。自然这一等茶肆本非以出售茶汤为业，只是以茶的名义多得一些茶钱。它的顾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专供娼妓弟兄（即假父）会聚，消遣娱乐；一是成为各种行业出卖技艺的雇佣劳动者会聚‘行老’的地点，谓之‘市头’。”［9］338这类茶馆，为包括小说艺人在内的说唱艺人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空间。

另一方面，茶坊酒肆是宋元小说题材的重要发源地、传播地，小说话本包含了大量茶坊酒肆故事。

茶坊酒肆是公共民俗文化空间，是各色人等的会聚之所。宋元时代的茶坊有着多种功能。首先，它是适应和满足人们饮茶需求和习俗的特定空间。两宋时代饮茶之风盛行：“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2］2288官府闾里，上下皆然［10］。在小说话本中，人物相见，叙谈之前，往往要写上一句“茶汤已毕”，如《勘靴儿》中杨知县赶来拜见太师，两人谈话之前，叙述者插入一句“茶汤已毕”；《红白蜘蛛》中开封府大尹召见众官，也是先插入一句“茶汤已毕”，才叙写谈话内容。这几乎成了小说人物相见的一种叙述程式，可见饮茶习俗之广泛及其对叙事文本的影响。而茶坊酒肆正是满足人们饮茶习俗与需求的特定空间。其次，它是人们交际、休闲和娱乐之场所。徐吉军将临安的茶肆分为大茶坊、人情茶坊和花茶坊，这些茶坊便大致对应和满足不同阶层和人群交际与娱乐的需求［9］338。酒肆亦是如此，它是人们饮酒交际之所，也是不同伎艺者的汇聚之所，尤其是一些女性伎艺者会聚之所。各色人等汇聚、交际的结果是各类故事的滋生，各种消息、传说和谣言的传播与扩散。因而，这一民俗文化空间的存在，一方面为说书艺人提供各式各样的观察对象，为其人物塑造提供某种经验或模型；另一方面各类消息、传说和故事则为其叙事提供了素材。与“三言”“二拍”故事多源于改编不同，宋元小说话本所述多为“时令”故事，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赵旭遇仁宗传》和《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等，它们创编所据的那些传说、消息往往流传于各种交际场合，茶坊酒肆作为当时重要的民俗文化空间也应包含其中。

话本小说中大量发生于茶坊酒肆的故事也从侧面证明茶楼酒肆为宋元话本小说策源地。现存的40余篇宋元话本小说几乎无篇不茶酒，有16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与茶坊酒肆有关，更有如《俞仲举题诗遇上皇》《杨温拦路虎传》《简帖和尚》《阴骘积善》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小说的重要故事发生于茶坊酒肆之中。这一情形在此前的小说叙事中是不存在的。以酒楼为例，唐代酒楼已经普遍兴起，但唐传奇中极少叙及酒楼故事。这一现象固然与宋元小说观念的变化有关，与通俗话本小说追求通俗化、市井化的旨趣有关，但与小说艺人时常浸润其中的茶坊酒肆也应有着密切关联，否则，我们也无法解释何以宋元小说话本会时常以酒楼为叙事空间。

综上，茶坊酒肆与包括“小说”伎艺在内的说唱文学关系密切，它对说唱文学繁荣有着重要意义。它为说唱艺术提供了相对固定、集中的演出场所和观众群，对说书艺人相互交流、砥砺技艺提供了方便的空间，同时也是说唱文学故事题材的来源地。

二、宋元说唱文学中的茶坊酒肆形象

宋元小说话本中记载有许多茶坊酒肆，它们是故事发生的空间，但也具有自身的形象特点。这些茶坊酒肆既有矗立于城市者，也有散布于乡村者；既有高楼广厦，亦有街巷小店。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茶坊酒肆容纳了各类客人和他们的故事，以及相关的种种习俗，并共同构成了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的形象。

（一）不同形象的都市酒楼与“村酒店”

宋元小说话本的茶坊酒肆书写，涵盖了都市与乡村，都市之中雄伟、奢华、精致的茶坊酒肆形象正与乡村间质朴乃至鄙陋的“村酒店”在形象上形成鲜明对比。小说中都市酒楼之奢华莫过于东京之樊楼与临安之丰乐楼，樊楼在宋元社会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生意兴隆，常常顾客盈门，“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9］338。临安丰乐楼位于丰豫门外、西湖畔，乃官营酒店，“据西湖之会……高接云霄，为湖山壮观，花木亭榭，映带参错，气象尤奇。缙绅士人，乡饮团拜，多集于此”［1］230。小说话本的叙述也展现了两座酒楼的雄伟与侈丽，如《鹧鸪天》对樊楼的描述：“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11］592楼高、馐珍、客贵、酒香、乐美，可见樊楼之高档奢华。《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则通过一个细节表现临安丰乐楼的奢华与侈丽，俞仲举到丰乐楼阁儿坐定之后，酒保将一套餐饮用具放在他的面前，“酒保见说，便将酒缸、酒提、匙、筯、盏、楪，放在面前，尽是银器”［11］749。与酒店的雄奢不同，城市中的茶坊，则呈现一派清雅幽静景象，如《阴骘积善》中太学对门的一间茶坊的装饰，“花瓶高缚，吊挂低垂。壁间名画，皆则唐朝吴道子丹青；瓯内新茶，尽点山居玉川子佳茗。风流上灶，盏中点出百般花；结棹佳人，柜上挑茶千钟韵”［11］422。显然是读书人谈文论道之所。

与城市酒楼的雄伟奢华和茶坊的精致幽雅相比，乡村酒店则显得质朴乃至鄙陋。如《洛阳三怪记》中的“村酒店”形象，“傍村酒店几多年，遍野桑麻在地边。白板凳铺邀客坐，柴门多用棘针编。暖烟灶前煨麦蜀，牛屎泥墙画醉仙”［11］391。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村酒店”形象，“柴门半掩，破旆低垂，村中量酒，岂知有涤器相如？陋质蚕姑，难效彼当垆卓氏。壁间大字，村中学究醉时题；架上麻衣，好饮芒郎留下当酸醨破甕土床排，彩画醉仙尘土暗”［11］157。柴门、白板、泥墙、破旆、酸醨、破甕，这些不同意象勾勒出乡村酒店的质朴与简陋，但其遍地桑麻、柴门半掩的景象又给人以乡村野趣。

（二）酒（茶）客与故事

茶坊酒肆作为民俗文化空间，汇聚了各色人等，包括了皇族贵胄，市井细民；高官显贵，落魄书生；英雄豪杰，市井无赖，他们的因缘际会产生了种种故事。又因为茶肆酒馆是一个人员流动的空间，也使发生于其间的故事表现出某种偶然性和传奇性。

落魄士子发迹故事。落魄士子发迹的故事在此前的叙事文学中并不少见，但如宋元小说话本中赵旭和俞仲举一样，与微服的皇帝相遇市井酒楼，进而骤然发迹的传奇性故事却不多见。《赵旭遇仁宗传》中，赵旭饱读诗书，却因一字之差被仁宗褫夺功名。仁宗因梦兆微服私行来至樊楼，几经周折与一番契合圣意的对话之后，仁宗皇帝封赵旭为西川制置，使其衣锦还乡。茶坊偶遇使皇帝与落魄书生直面相对，皇帝的宽厚与识才，书生的谦和与才华，成就了一段落魄士子茶坊发迹的传奇故事。《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同样叙述了落第书生俞仲举丰乐楼一朝发迹的故事。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源于宋元时代茶坊酒肆与说唱文学的密切关联，也与说唱文学的民间视角相关。

故人偶遇故事。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也是故人相聚之所，如《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中，流落燕山的杨思温在元宵赏灯之际，在秦楼偶遇同乡王三儿和表嫂韩夫人；失去家园漂泊于此的三人，在这个异乡的酒楼中不再计较身份的尊卑，只叙乡情与友谊。但有时，故人相遇的情景却呈现出几分滑稽可笑，《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宋四公到一家村酒店吃酒，这时进来一个“妇女”，原来这个“妇女”乃是假扮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四公的师弟赵正。他先是在郑州戏盗了宋四公的包裹，之后又在路上扮作卖唱的妇女戏弄他，遂使酒店中的故人偶遇有了一番调笑、戏谑的气氛。

此外，在宋元小说话本的茶坊酒肆中还有其他有趣的故事，如行骗故事等。

（三）茶坊酒肆的习俗

宋元小说话本涉及当时茶坊酒肆中流行的多种习俗，如行业习俗、称谓习俗、装饰习俗和一些经营禁忌等。民俗是人俗，话本小说中的习俗是围绕着人和人的故事展开的。这里主要介绍宋元小说话本涉及的几种习俗及其故事。

行会习俗。宋时东京和临安的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已有行会制度。宋人以为行会的产生主要在于应付官府的科索和骚扰，如《都城纪胜》云：“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11］91但并非仅止于此，《山亭儿》还涉及了行会制度和与其相关的行业内道德约束的功能。这篇小说属朴刀类，旨在赞扬尹宗的侠义行为，故事之缘起便与当时茶业的行会制度有关。陶铁僧自幼长在万家，后来做了万家茶坊中的“茶博士”，但陶铁僧并不老实可靠，企图在茶坊生意中渔利，结果被万员外发现，被赶出茶坊。陶铁僧本以为能在茶业行当另谋生路，“却不知这万员外都吩咐了行院，没讨饭吃处”［11］85。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行会制度并非仅仅是为了应付官府，它也有一些行业自律的内容。同时，我们也能了解到当时行会的一些称谓和制度，如在同一行会组织者被称为“行院”，行会的首领称“行老”，行老应有调解内部矛盾的职责。

题壁习俗。题壁是中国文化和文学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也是传统社会茶坊酒肆待客的一种习俗，酒（茶）家乐于文人题壁或源于两个原因：一是文人，尤其饱学之士的题壁诗有利于给茶坊酒肆这类世俗之地增添文雅之气；二是文人题壁诗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也有利于提高茶坊酒肆的档次。因此，一些稍有档次的茶坊酒肆中，会专门为客人准备“诗牌”，供有雅兴的客人随时题写，也避免墙壁墨污。如《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中，落第的俞仲举心情烦闷，来到丰乐楼后欲题诗抒怀，便要酒保拿文房四宝，酒保说道：“解元借笔墨纸砚莫不是要题诗赋？却不可污了粉壁。本店自有诗牌。若是污了粉壁，小人今日当值，便折了这一日日事钱。”［11］749～750

此外，小说话本还涉及酒楼经营中祛除避忌的“打醋碳”习俗等。

三、茶坊酒肆的文学意义

综上可知，茶坊酒肆被叙述者录入文本之后，成为说唱文学的一种文学形象，并因此也具有了重要的文学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茶坊酒肆是小说文本中重要的叙事空间

叙事空间包括两个层面：话语空间和故事空间。话语空间是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场地，也可以是写作的场地；故事空间指小说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展开的空间。在中国传统小说叙事中，话语空间并不在小说的情节中显现出来。对故事空间探讨大致有两个角度：一是侧重于从视角（人物视角或叙述者视角）来研究其意义；二是从情节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故事空间［12］132～140。对于传统小说而言，所谓情节，简而言之“就是被叙述的事件”［13］193。情节的发展要依托于时间和空间，否则情节将无从显现。叙事空间的差异是影响情节发展进程和情节形态的重要因素，而其设置又与一定社会文化形态和小说观念密切相关。虽然唐代城市生活已经较为发达，市民生活也较为丰富，但无论传奇小说还是说唱文学均未与市井生活空间尤其茶坊酒肆之类公共民俗休闲文化空间密切联系（唐代的说唱文学主要集中于宗教场所）。北宋以降，城市经济空前发展，市井社会成为商业化和市民化的社会，其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商业关系，主要的社会生活方式是市民的公共生活，即日常生活中行会的师徒关系、贸易中的商贩和顾客的关系，在休闲娱乐中，则是茶坊酒肆、勾栏瓦舍等各种公共场合的活动［14］99。说唱文学活跃于市井社会，以市井生活和情趣为叙写对象，茶坊酒肆等公共民俗文化空间自然也成为小说文本重要的叙事空间。

（二）茶坊酒肆为小说话本叙事营造了某种真实感

有学者指出，“说话”伎艺是直接面向听众的，因此如何拉近听众与故事的距离，使他们产生“真有其事”的幻觉，就成了小说家追求的目标之一。这种追求体现在他们对故事时空的精心设计上［15］。其实，“真实感”的实现是叙述者与接受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接受者而言则是对叙述者所营造的“故事世界”的认同，所谓故事世界是“由叙事或明或暗地激起的世界，无论是书面形式的故事，还是电影、绘本小说、手语、日常对话，甚至是还没有成为具体艺术的故事”，“是被重新讲述的事件和情景的心理模型，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地点，出于什么原因，同什么人或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16］101。故事世界的实现和读者的认同需要叙述者的引导和读者依据现实情景的推断。作为小说话本叙事重要的空间依托，茶坊酒肆主要从两个方面达成了叙事对真实感的追求。一是围绕“真实”的茶坊酒肆构筑故事世界，比如依托西湖边上的丰乐楼、东京状元坊茶肆，接受者无论是读还是听，都会因为叙述者提到的这些地名而在自己的内心引发某种想象，进而与叙述者的讲述情景相对照，如果叙述者的讲述符合相关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其中的故事又符合人们的习俗生活，自然就会对所讲故事产生认同；二是围绕茶坊酒肆的某种习俗或禁忌构筑故事情节。习俗并非真理的逻辑，却是生活的程式，遵从习俗便是对情理的依从，否则便是对情理的背离。习俗对人们生活的长期渗透，已经使人们形成某种心理模型，因而围绕某种习俗生活展开的叙事实际上是对人们心理的投合。在小说话本中，常有人物在茶坊酒肆的偶遇，但我们并不会感到这类偶遇的牵强，甚至还会以为有着某种“真实性”，原因便在于茶楼酒肆本身具有公共文化空间的性质。

结 语

茶坊酒肆与包括“小说”伎艺在内的说唱文学有着密切关系，它为说唱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展演空间与观众群，是说书艺人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重要场所，还是说唱文学题材的发源地与传播空间。宋元小说话本通过对不同地域（都市与乡村）茶坊酒肆的描绘，对发生于其间的种种故事和习俗生活的记述，展现了宋元时代茶坊酒肆的文学形象，保留了相关的文化记忆。同时，茶坊酒肆还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它是小说话本重要的叙事空间，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而茶坊酒肆作为公共民俗文化空间的性质，也使小说叙事更富于真实感。

参考文献

［1］〔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2］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4］王秋利.宋代说话研究——以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为考察中心［D］.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9.

［5］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于天池，李书.宋代说唱伎艺的演出场所［J］.文艺研究，2006（2）.

［7］〔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倪钟之.中国民俗通志·演艺志［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9］徐吉军.南宋临安商业店铺的种类［C］//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历史系编.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0］沈松勤.两宋饮茶风俗与茶词［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1）.

［11］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0.

［12］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3］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14］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5］纪德君.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叙事艺术探绎［J］.社会科学研究，2004（1）.

［16］尚必武.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全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感谢《中原文化研究》李孟舜编辑赐予稿件！

【编辑】仝相卿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4期。

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