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从其初始之时起，就以向后人叙述前人的生活故事为主要特征。现代史学形成以来，受社会科学全方位的影响，更兼学术制度的推波助澜，致使其越来越走向了社会科学式的、对前人社会的解剖分析，冷落了它的叙述本职。以至当今史学论著基本上只针对学术圈内人写作，绝大多数非圈内读者不得其门而入。近年来，已经有学人开始反思这种学术理路的利弊。同时，随着国力提升，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与对民族历史的兴趣大增，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大大降低了民众参与历史题材写作的门槛，这一切都推动着我们来认真思考“叙述”在历史学发展的地位。

为了回应社会文化演进的这一新动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的倡议下，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于2020年11月6日至8日，在长沙召开了一场以“宋代历史叙述”为主题的小型工作坊。参加讨论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包伟民、张亦冰、王杨梅、年慧龙，浙江大学历史系的陆敏珍、吴铮强，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的何兆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郑庆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申，以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闫建飞、谢一峰、王菲菲、黄晓巍等学者。

在会议开场的主题汇报中，包伟民比较全面地就史学研究者走向叙述可能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可供讨论的议题。在后续场次的发言中，与会学者从各自的论文主题出发，回应并深化了那些议题。

与会者合影

一、历史叙述的重要性

究竟什么是“历史叙述”，我们要讨论的叙述概念，与早已有之的“通俗读物”有什么差距或区别？仅仅把文字写得浅近一点，把学术概念解释一遍，是否就是叙述？讨论历史叙述的意义何在？包伟民首先提出，开展对“历史叙述”议题的讨论，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一方面，现在的大学本科已经属于普及教育，毕业后许多学生并不从事专业相关的工作，只有一部人要从事学术研究，两个不同的听课群体并在一起，高校教师应该怎么讲课？再者，进入信息时代，本科生运用网络资源获得的知识，比教师在课堂讲授的更为详细，教师应怎么讲课才能使学生愿意听、有收获？另一方面，我们与学生、读者之间，存在知识结构的差距、对知识要求的差距，我们在叙述的时候，怎么考虑与应对这些差距？

与会学者无不认同历史叙述的重要性，并从几个不同的侧面作了强调。陆敏珍认为历史叙述可以分别从历史叙述的主体、读者的类型、叙述的语言三个方面来展开思考，并介绍了叙述概念的学术背景。她援引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历史叙述的复兴》一文的观点并指出，原来结构化的分析不足以表现历史，所以有叙述史学的兴起，叙述成为当下的一个潮流。结构化的历史注重“历史说了什么”，历史叙述注重的是“谁在说”，由此历史就变成历史学家的历史，但是历史学家的很多阵地也被放弃了，产生了历史是否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等很多的问题。

吴铮强进一步指出，叙述本是历史著作之常态，问题导向的分析性史学才是历史写作的特殊形态，并有异化为学术八股之嫌。如果将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叙论稿》《柳如是别传》归入叙述性历史著作并无不妥。历史学者叙述性写作的根本，是要让叙述重新成为严肃历史著作的体裁。

何兆泉强调历史是一次性不可重复的，历史叙述则是对历史的反复探求。每个时代都有重述历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研究对象存留的文本之外，与研究对象的现代共鸣，是重述历史的重要方面。史学求真并不等于只有一种真相的表述，任何叙述包括以客观真实为目标的历史叙述都是一种建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每一代人甚至每一个历史工作者都是站在当下的各自立场，寻觅关于过去真相的不同阐释。历史学者应该为公众的知识普及，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如何叙述与为谁叙述

对于“历史叙述”应如何展开，如何避免“误导”读者，与会学者观察的立足点各有不同，但都认为关键在于怎样把握史家在其中的主体性。

包伟民以如何编写“宋代史”为例，提出了一个有点令学者们为难的问题，就是相对集中的、贯通的叙述，与全面反映一个时期历史之间的关系或某种矛盾。撰述专题论文是只从一个角度反映历史，但是编写教科书则力求全面铺开。如果要写作一部断代宋史，按照传统教科书的方式来编写，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社会，面面俱到，平铺直叙，可读性就可能不强；但是如果只通过一个角度反映一个时代，忽略其他角度，甚至将历史演进写出某种情节展开的感觉，会不会误导读者，使得他们会不恰当地放大这一个侧面的地位？如果先给读者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然后再走向几条线索的集中贯通式叙述，是不是可以避免误导读者？

吴铮强显然更强调历史学者的主体地位。他认为学者没有必要为读者提供完整的知识，因为现代的任何读者，都不是通过某一个单独文本来获得完整知识的。读者接触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叙述，自己会有一个综合的过程。专业学者应该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将自己的学术著作转写为叙述性、通俗性作品，不用太顾虑读者。专为读者获取知识编写的历史通俗作品、专为传播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图书编纂、专为从市场获利的历史题材畅销书制造、专为保存记忆的民间历史叙述，都不属于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当然参与相关工作属于任何人的自由，唯不同脉络的历史写作各有其运作规则，不必相互混淆，各自平行发展更符合社会合理运作之需求。

陆敏珍同样主张要重视历史叙述中的书写者角色，具体来说，与其去考虑叙述的方法、叙述的面向，还不如强调是“我”在叙述。我不一定要给你一个全面的图画，但这是我要这样讲。有一位法国学者曾说过，历史学家总是想自己能提供什么，结果把自己的阵地丧失了。她还从宋代家礼的书写探讨了叙述者的主体性，指出家礼书写者的角色既是隐身的，又是在场的。宋代家礼作者并不只是制礼者、注礼者的角色，而是多种角色并存，有时候是时俗与时礼的观察者与评论者，在书写中他们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甚至会讲自己的偏好、情感。通过家礼的书写，书写者将自己的情感有序地展现出来。把家礼仅仅理解为家庭规范，会忽略了书写者的在场感。

强调历史学者的主体地位的观点，关注的是“谁在叙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的“为谁叙述”也是不可回避的。何兆泉认为，同一个故事面对不同对象和语境的时候，故事的表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历史叙述也是如此。面对宏大叙述长久幻灭和历史阅读趋向碎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面向谁叙述历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面对谁以及想要叙述什么，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如何重新叙述历史。

王杨梅还提出了读者内部的分层问题，指出所谓的“普通读者”具有多样性，并非是铁板一块的，其中的部分读者有更高的阅读要求，他们会从各种渠道去关注专业历史学者的研究和叙述。因此，学者也应考虑读者群体的内部差别。

在“谁在叙述”和“为谁叙述”之间，如何在坚持历史学者主体地位的同时，既考虑读者而又不“误导”读者？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学者写作应在表达自我的同时，对读者作正确的引导。谢一峰引用傅斯年的话提出，历史叙述的目的是迁就读者，还是拉高读者品味，让读者对历史有更好的认识？这是对话方式的问题。

张亦冰认为，学者写作不考虑读者是不合适的，我们要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比如研究者关注的主题，与考研者的关注、一般读者的关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去定位读者是个问题，但这应该是“引导读者”，而不是“误导读者”。并且，叙述也是学者的自我表达。学者有宣泄和表达自我的需要，除了专业写作之外也需要另一种渠道。譬如吴铮强《寻宋》这本书，有读者评议说不是十万里读史，而是读史十万里，作者先读史再走十万里，是借助遗迹、空间来作自我表达。

站在出版者的角度，郑庆寰认为出版社在考虑出版某部书的时候，都会考虑读者定位，然而除非进行调研，又很难明确读者在哪。因此，还是从作者出发，把自己最重要的心得写出来就可以了。王申也认为，对读者的“误导”可能是不可避免也不必过于在意的。除非是以环境史、身体史等特别偏门的视角来叙述，读者不会将此作为当时的主要线索，他们要获得主要的历史线索会去读其它的书，这样就不会有误导。但如果直接写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叙述”，肯定不可能面面俱到，肯定会“误导”。既然如此，学者就应当以输出为主，不必过度关注读者最终会形成怎样的看法。

除了叙述者与读者关系的问题之外，对于集中叙述与全面叙述间的关系，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晓巍认为，全面叙述多以政治史为主线而将各种次专题依次罗列，这种方式缺乏内在的结构，各个主题之间或割裂、或冲突。可以考虑在专题叙述中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来体现整体，比如按照空间、人群活动来分层，将不同的主题安放在不同的层面，规范彼此的联系和差别。

王菲菲指出，一部好的通论性叙述作品，需要既有普及性，又兼具专业性，内容除了政治史以外，还应将社会史、文化史融通进去，关注各面向的呈现及其关系。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呈现对整体性的关怀问题。《剑桥中国史》上篇是以皇帝为序的集中贯通式叙述，下篇又是按各个专题全面论述的，实现了二者的结合。集中贯通式叙述牺牲一些面向来呈现专题，故事性比较强，更适合业外人士来了解历史。另外，当前的通俗叙述著作对社会史、文化史层面的内容关注度有限。以宗教为例，所呈现的仍是官方史学面向的、识字群体所认知的宗教。但是，只有对整个宋代宗教发展特点、底层民众信仰特点、佛教与底层社会互动有整体把握，才能更全面地呈现宋代佛教发展情况。

三、“叙述”与“分析”的关系

通俗历史读物必须以相应的史学研究为基础，这是常理。但是历史“叙述”是否与一般意义的通俗读物存在某种差别？换句话说，由史家来展开对历史的叙述，是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深对历史的观察分析呢？这样的思考，可能体现了某种史家对分析研究的执着，不过“叙述”与“分析”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包伟民以其写作新著《陆游的乡村世界》为例，举出了一些例证。他指出，历史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今人不断加深理解历史社会的过程。我们在作社会科学式分析时，容易忽略有些东西。但是在具象化的历史场景的叙述中，原来被我们忽略的一些信息在叙述中就可能会被凸显出来，反过来帮助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例如关于宋代稻麦复种发展水平的问题，学者的观念分为两派，或认为宋代稻麦复种还比较少，或认为已经较为广泛。通过对南宋陆游生活场景的叙述，则可以使我们明显地感受到，至少在浙东山会平原，稻麦复种确实是比较普遍的，水乡低田种植有小麦是常见的景观。这就是我们把历史场景复原之后得到的新信息。

郑庆寰提出，市场中的通俗史学著作，写作者包括学院派的专业学者和非专业学者。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历史非虚构写作”，围绕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或事件，通过虚构的故事，用经心构建的叙述结构，描绘出符合当时的历史状态。这种用常见的史料以学者不太会用的语言来写作的写法，并非完全是非虚构的，但是这种写法描述了符合历史的制度情境，清楚有趣，能够带领读者重新访问历史场景。

黄晓巍认为，擅长历史分析的专业研究者，应该主要思考如何将分析转化为叙述，基于分析而叙述，这样做也是对读者需求的回应。读者阅读历史读物既要获取知识，也有读史明智的需求。问题可能在于，既有的通俗叙述往往稍嫌浅薄，缺乏深度，读者无法从中感受到历史学的“明智”功效。优秀的史学研究作品有“明智”的功效，但却是以专业论著的叙述方式出现的。因此，公众对历史学“明智”的需求，与专业史学论著的精彩分析之间的障碍，就在于“历史叙述”的方式。学者可以尝试作论文新编、著作新编，将自己的专业论著作相应的改写、简写，使其由论著而为科普读物。学者的长处是深刻、集中、准确，应扬长避短，用分析深化叙述，而不要因提倡走向叙述，就压下分析。

四、叙述对研究者的新要求

与会学者也都认同，叙述并不是简单地将既有的史学论著以浅近的语言再写一遍的事情，事实上，它也必然会对史家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包伟民仍然以其写作新著《陆游的乡村世界》为例，谈了一些体会。他指出首先叙述并不容易，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是不完全的，尤其是对以文献资料为主要研究资料的学者来说，大家在物质文化的知识明显不足，写论文、写教科书可以跳过缺少资料、知识不足的内容，但是描述一个历史场景有时就绕不开了，需要调整知识结构。比如撰写《陆游的乡村世界》时，农学知识的不足就花费了他不少时间去重新学习补充。所以，叙述并不只是把文字写浅近，知识结构是需要调整、弥补的。

其次，在写作能力上，经过多年的史学训练，我们养成了只追求精确的文风，文采明显不足，写不了吸引人的文句。专业的史学论文写作，每句话、每个词都要准确对应某个历史信息，稍微夸张的词汇不会用，某些情绪表达也不会了，合理的想象也不敢了。但历史学是需要有合理的想象的，没有合理想象，文字容易流入枯燥，史实的复原也不可能深化。

此外还有大局的问题，应该挑什么场景来恢复？专业学者可以对全局有较为准确的认识，之后选择合适的议题，力不能及的方面则补充历史知识，走向细节。至于怎么让自己会写，如果不会写怎么弥补，怎么通过练习来改进，都是需要思考的。

与会学者还讨论了历史学者介入通俗写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王杨梅认为，历史学者可以且应该介入通俗写作，但是优秀的历史学者并不能立刻成为一个优秀的通俗读物写作者。通俗读物的写作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如何表达。通俗读物往往将古代的讨论对象比作今天社会存在的对象，要求了解当下社会。尽管这会产生认知错位，但专业学者也需对此有所了解。二是知识背景的交待与古文的翻译，要尽量消除读者阅读的障碍。三是可以了解当前的“新手段”与“新渠道”，借助科技帮助，实现更好的传播。

闫建飞认为，没有文学素养，叙述是写不好的。一个写作比较干巴的人来写通俗叙述，可能就没人看。需要有擅长写这些的人来写，才能起到传播效果。另外，普通读者关注最顶层的人或事，追逐热点或能启发民族自豪感的话题。流行历史读物也以人或事为中心，以鲜明的观点吸引普通读者。通俗作品的区分不在于雅俗，而在于主题。如政治史、世界史主题的读者则比较广泛，超越了雅俗，与政治史或重要人物相关的读物也比较容易扩散。通俗读物的写作最终还是要回到写作水平上来，写得好读者面自然就大。

学者们还进一步讨论了历史学者尝试历史叙述时的可能路径，即如果学者有意从事历史叙述，应该如何着手？黄晓巍认为，专业历史学者不能贸然去写一部历史叙述作品，而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教学中训练叙述能力，从而确立、调整叙述方式是可行的办法。

谢一峰认为在历史研究者与读者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范式，专业史学家是问题导向意识的，普通读者则具有单线叙述导向和朝野八卦倾向。虽然我们说历史复线的，多线条的，多元的。但是作为一部书还是维系一个单线的脉络可能更便于读者的接受。线索太多会让读者感到麻烦，甚至造成困惑。从方便读者的角度来看，通过图像来传递历史信息，也许是值得进一步尝试、探索的方向。

王申还提出了叙述会受到史料限制的问题。宋代史料相对丰富，但实际上在某些叙述角度，如社会史角度，许多有关基层社会的可用史料仍然缺乏。叙述在宋史领域是有条件的，就史料的充足度而言，有些领域适合，有些领域不适合。在看起来材料不足以支撑起文章或著作的领域，可以把叙述作为方法或视角。

五、历史叙述的规范

与会学者还讨论了历史叙述的规范问题，并一致认为，历史叙述虽然与专业论著不同，但是也应该要有规范，包括尊重知识产权和提供准确的知识。同时，历史学者也应该对不规范的叙述作出回应。

包伟民提出，专业的史学写作是分析、研究，与普通读者的需求有较远的距离。业余写手跟着读者的兴趣写，迎合市场，他们的文字影响力更大，但大多突显一点，未能全面观察历史。对非专业写作存在的片面和偏颇，历史学者有责任作出回应，不能置之不理。学者可以也应当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形式，对“市场式写作”作一个回应，提醒读者知识准确性的问题。

年慧龙也认为，学者有义务向大众提供更准确的历史知识。专业学者应对通俗读物进行评述，也应投入通俗读物的写作。公共史学在美国兴起时，很重要的作用是解决历史系学生的就业问题，提倡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学生投入通俗读物写作。业余写手采用片段、断语式的写作，对史料进行裁剪、翻译，见解并不深刻，在史料解读上也存在偏差，并且存在大量参考今人研究而不说明的“洗稿”问题。写作者不论专业与否，都应追求真实可信。

吴铮强认为，学者不应借学术研究的名义投市场之所好，不应扭曲学术观点以媚俗、媚时；对于社会或市场流行的、明显错误且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历史知识或观念，学者有责任予以澄清；任何脉络的历史写作都应尊重知识产权，反对利用研究成果而不注明参考文献的洗稿式写作。

最后，包伟民强调，历史学应该走向知识传播，学者应该承担起叙述历史的重任，这是从司马迁以来的历史学传统，我们应该延续这个传统。通俗读物的写作最重要的是传播正确的认识，学者要有主动的引导性，不能完全为市场、读者所左右。他鼓励各位参会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事历史叙述的写作。尽管从分析走向叙述不容易，但是这是值得尝试的。期待每个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写出一本叙述性、可读性强的历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