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笛：历史的第二种叙述-米儿火

乡音是故乡的母语，是一个人深藏的影子。

对历史学家王笛来说，也是如此。求学，任教、著书……哪怕已离开成都多年，见到家乡的记者，王笛开口就是：“我就用四川话说要不要得哦？”

年轻时，他跟农民一起在乡野间种田，跟工人一起在砖瓦厂搬砖。再后来，误打误撞在大学学了历史，又一步步离开故乡游历海外，视野却逐步折回了故乡。

那些家乡人过去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成为他历史研究的对象。

王笛/图据出版社

王笛的作品，无论是《街头文化》《茶馆》《袍哥》，亦或是最近两年刚出版的《那间街角的茶铺》《历史的微声》，他的书总是带给人一种奇妙的穿越感，多年前的普通人的一颦一笑、一醋一茶，都能鲜活地从字里行间浮现出来。

在他看来，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永远不复返”的历史，另一种是“讲故事”，讲人类的过去，讲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从宏观到微观

就像王笛自己所说，“对某个学术领域的关注，并不是某天早上醒来一拍脑门儿就想到的。”早期的王笛，受当时国内历史学研究影响，关注的也是宏大的历史题目。

这在他的首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里表现得很明显——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史料、数据、表格，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常见历史分析维度，梳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情况。王笛自己也说，写《跨出封闭的世界》时，使用的材料基本都是精英记录下来的，研究分析也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他笑称，“我经常跟朋友说，如果你睡不着的话，就把这本书拿来读一读，是可以催眠的。”

《跨出封闭的世界》

王笛说，他在1980年代写那本书的时候，想的是“我的史学思考和要论证的观点，而没有想到写作的表达形式问题，也不想谁来读这本书，谁会喜欢读我的书，我心目中的读者就是那些跟我做同样研究的历史研究者。”

刚刚迈入学术大门的王笛，那时候看起来似乎异常顺利：1978年以历史科目几乎满分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大一时致函《世界历史》编辑部，就著名学者严中平先生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提出商榷，居然收到了严先生的回信，表示对他观点的“欢迎”；31岁时，刚刚成为大学讲师两个月，就破格晋升为四川大学副教授……

王笛说，当时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总感觉不真实，似乎是春梦一场。成功得太快，也给他增加了无形的压力：怎样在这个高起点的状态下，继续保持科研的高水平和创造力？

美国印裔历史学家瑞那吉特·古哈的“small voice of history”给予了王笛很大的启发。这是一本研究下沉历史的书，也是他近期新书《历史的微声》书名的由来。

王笛新书《历史的微声》

古哈的研究让王笛认识到，过去的历史写作，几乎都集中在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知识精英等等，我们只见到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而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广大民众却消失了，所以去找到历史的微声，就变得十分重要，“如果我们总是站在远处书写历史，就像拍电影，只有远景，没有近景和特写，这个电影就没法看。这时候，我们满眼好像都是历史，但实际上我们的眼中并没有历史。”王笛明白，普通人生活背后的历史问题与宏大历史叙事同等重要，他说，“历史不仅仅有帝国将相，也需要去倾听民众的声音。”

因此，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时，王笛一改留学前的宏大叙事取向，将题目的切口定得很小：研究1870到1930间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互动形成的成都街头文化。由于“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原创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这本英文著作2005年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UHA）最佳著作奖”，其中译本在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人们了解老成都市民生活的一个窗口。

王笛说，在研究转向前，虽然研究的是大题目，但是格局却很小；而今天，自己集中在比较小的题目，但自我感觉格局却大多了。“学术思考不是凭空来的，是从不断的阅读中得到了启发。”

王笛和他的茶馆

自1998年开始写《茶馆》的第一篇论文开始，王笛便死死揪住遍布在成都的各处茶馆不放，不仅有《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等研究作品，还有围绕茶馆的非虚构小说《那间街角的茶铺》。

王笛成为了“茶馆”专家，也成为外地人了解成都文化的一扇窗。如许知远所说，“大部分外地人了解成都的茶馆都是通过王笛。”

优哉游哉地泡茶馆，自然养得成都人自由、闲散、豁达的心性。1920年代，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到了成都之后，对成都缓慢悠闲的生活方式很感慨，他说，“我看到他们这种休闲的生活情形，又回忆到工商业社会上男男女女那种穿衣吃饭都如赶贼般地忙碌生活，更想到我这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无谓的生活，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

曾有一段时间，成都的这种生活方式受到了猛烈的批评，认为四川人在茶馆“贪图享乐”妨碍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王笛认为，这一段历史，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现代性的问题，“过去我们总是批评散漫的生活方式，但不妨换一种角度看这个问题。一个苦苦奋斗、事业成功的人士自然值得骄傲，但一介平民从从容容地平淡生活不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吗？”

“那时候，茶馆和成都市民的生活紧密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成都人要搬家，他一定会先去关注，这条街有没有茶馆。”王笛说，当年成都的饮水并不方便，饮水主要是从城墙以外的府南河运来，“每家每户又都要用水，就很不方便”。此外，过去的成都燃料稀缺，烧热水很麻烦，所以大家会选择直接去茶馆“买热水”，“当时的很多成都人，每天早上四点多，要在茶馆里面洗脸、喝茶；到了晚上听了评书、看了川戏后，在茶馆里把脚洗了，才回家。”

成都彭镇老茶馆老灶台/图据图虫创意

“茶馆除了喝茶，已经成为了很多老成都人的精神寄托。”王笛说，2021年大年初一的早上，一间茶馆的监控中，出现了一位97岁的老茶客钟大爷，“早上四点多，钟大爷过来吃早茶，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其实那天茶馆没开。那么寒冷的冬天，这位97岁的老人就在关着的茶馆门口徘徊，不愿意离去，他想不明白，‘是我来早了吗？’‘这茶馆还开不开？’‘为什么不开？’他已经太老了，去茶馆应该也不会聊天了，但他还一定要坐在那里，一定要去喝完茶。”

还有“甘大爷”与“胡大爷”的故事，也是王笛喜爱与别人分享的“茶馆经历”。

2020年的冬天，王笛在家中整理2019年在成都“观音阁”茶馆里的照片，无意间发现照片中有一位面部特征十分明显的老人，自己曾在2015年的“观音阁”茶馆里见过。“观音阁”是一个上百人的大茶馆，相隔四年的随手拍照，居然能拍到同一位老人，这让王笛感到又奇怪又欣喜。他马上把照片放大，拜托一位四川大学的研究生前去“观音阁”寻找这位老人。“这是2020年了，学生一去，就很快就找到这位甘大爷，甘大爷居然还在那里喝茶打牌。更奇怪的是，这位学生告诉我，两张照片上甘大爷的‘牌桌对家’胡大爷，也仍然在那里打牌！”

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图据视觉中国

2021年的夏天，王笛一回成都，就立马奔向“观音阁”，果然，甘大爷和胡大爷仍然在那里喝茶打牌，仍然是坐着“对家”的位置。“我昨晚上睡在床上，我想如果我再去，是不是又能遇见他们？我今天一去，他们真是永远不会让我失望，还在这儿！”聊起两位大爷的故事，王笛有些激动地说，“七年啊，从2015年到2022年，时间仿佛在两位老人身上凝固了。这不仅是他们的日常，更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有茶馆老板跟我说，有些老人会在那里喝茶，一直喝到去世，所以在送葬的时候会在茶馆绕一转，从茶馆里买一碗茶给他进献了，才送走。”

讲到这里，王笛缓缓地说：“常有人问，日常生活就是大家每天都要做的事，这有什么好研究、好值得重视的？但你想想，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对这些老人，对某一部分普通人是多么的重要。”

写历史，也是讲故事

学术研究聚焦于“边缘人”还不够，王笛希望的，是自己的作品能讲述他们的烟火故事。

这与王笛的历史观有关系。对于“历史”，王笛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历史分为两种，一种是“永远不复返，永远不能完整地再现”“过去的一切事情”；另一种就是“讲故事”，讲人类的过去，讲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王笛要讲的历史就是第二种。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尤其是讲关于个人、家庭、民族、国家的故事，这在他多部作品中都有很明显地体现。例如在《茶馆》开篇，引用了一段马悦然在1949年时候的茶馆真实录音；还有在《袍哥》开篇，讲述一段1939年川西平原上，一位“袍哥副首领”对私谈恋爱的亲生女儿当众执行死刑的故事……

“我在研究中是通过叙事和细节来展示观点，通过讲故事来呈现一段历史。《茶馆》保留了《街头文化》的叙事风格，还在尾声部分设置了一个梦游者的角色，读者可以随着这个梦游者，在时空中切换和驰骋。”王笛说，“我们说讲故事，也可以就是写历史，就是要讲出真实、令人信服、富于思考、勇敢自省的故事，写出不扭曲、不浮躁、不虚夸、不粉饰的历史来。”

对于大部分史学家而言，“还原历史真实”是首要目标，于是他们试图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向社会科学学习，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但这样的历史写作会因为太过“科学化”“论文化”而十分枯燥。在王笛看来，历史研究应该回归文学、回归叙事的传统。

在《历史的微声》中，王笛甚至用了“讲故事的能力关乎生存 ”“故事拯救了人类”“抹去故事的危险”等看起来有些“危言耸听”的词来描述“讲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其实在早期，文化传承就是靠故事口耳相传给下一代，所以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就是和讲故事有关。只是过去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王笛解释说，当时人类文明的信息传播方式很单一，在没有或很少使用文字传播方式的时候，人们都是靠唱歌、讲故事来传播信息，教会下一代生活方式，“甚至于在哪里可以找到泉水，哪里能度过冬天，会通过歌谣的方式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