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鉴学派发起的史学革新运动对20世纪世界史坛影响深远，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本文摘自《法国史学革命》（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版本增补了不少内容，尤其第五章归纳了1989年到2014年年鉴第四代学者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并对前五章做了增补。

如果说1968年前后是年鉴运动第三代形成的关键年代，那么，1989年前后是第四代至关重要的年代。本书第一版讲述了这一运动截至1989年的故事。那个年份似乎是合乎时宜的，因为此年是杂志创办六十周年。其重要性超乎我的预想，这主要不是因为柏林墙的倒塌，而是由于1988年和1989年杂志先后发表了两篇匿名评论，两篇文章都谈到包括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危机或“关键转向”，并吁请读者反思他们研究过去的方法。几乎是头一次，我们发现了来自年鉴内部的毫不含糊的批评（芒德鲁和费雷对计量史的攻击是罕见的例外）。

年鉴第四代史学家大都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他们包括：阿兰·布罗、罗杰·夏蒂埃、阿勒特·法杰、塞尔日·格吕津斯基、弗朗索瓦·阿尔托、贝尔纳·勒帕蒂、热拉尔·努瓦里埃尔、安托万·利尔蒂、雅克·雷维尔、弗朗索瓦约瑟夫·吕朱、让克劳德·施密特、吕塞特·瓦朗西和乔治·维加埃罗。跟上一代一样，这个群体规模较大，比较多元。但与前二代相比，它更像机构或网络，而非拥有在对抗主流趋势基础上确立的明确目标和认同的运动。在1990年付印的本书第一版中，我不无理由地指出，“年鉴运动实际上已寿终正寝”。其主要理由在于，跟1968年相比，1989年，巴黎大张旗鼓地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标志着事件对低估它们的学者带来了更猛烈的“复仇”。从那年起，我们看到对叙事和政治的兴趣复苏，也看到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视角的强调。这一转变，加上日益意识到法国在观念世界的影响逐渐衰微，带来了学科内部的危机感。

由于年鉴方法的独特性下降，有理由追问，围绕杂志形成的网络，到1989年是否已接近尾声。然而，上一段提到的史学家们出版了为数甚多的出类拔萃、充满原创、令人激动的著作。更重要的，他们都受惠于年鉴传统——前辈们的遗产。

在下文即将讨论的某些文化史著作中，这一代与第三代的延续性是相当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一群体的某些成员转向新方向，其多样性同时显示了创造力和碎片化。为方便起见，我们区分出六个走向：回归社会史、微观史转向、身体史转向、图像史转向、记忆史转向及最后一个转向——似可称之为“反思”转向，这要归功于晚年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都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理论。

延续

先谈延续。一些年鉴学人同时延续、改进了在第三代占据支配地位的那种文化史。比如，让克劳德·施密特曾是勒高夫的一个学生，后来又经常和他合作。但施密特也探讨新课题。早在1979年，他在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讨论一只被封圣的中世纪格雷伊猎犬。他后来还撰写著作，讨论举止史（1990）——勒高夫也曾讨论过这个课题——和中世纪幽灵史（1994）。

这一代的另一位中世纪学者是阿兰·布罗。他以选题独特著称。他的著作包括对《金色传奇》（中世纪圣徒传记汇编）的结构主义分析、对女教皇琼的神话构建的研究和对封建领主对其农奴新娘的“初夜权”的研究。布罗还从表演和所谓——借用语言学术语——礼仪“能力”的角度，对王权仪式进行了分析，前人认为仪式只不过是跟着脚本依葫芦画瓢，与此相比，布罗的方法更具弹性或流动性。

第四代史学家当中，从事近代早期研究的包括雅克·雷维尔、阿勒特·法杰、罗杰·夏蒂埃、克里斯蒂安·茹奥和安托万·利尔蒂。比如，在《造反的规则》（1988）中，法杰和雷维尔讨论了由儿童绑架谣言引发的18世纪巴黎民众骚乱。他们对所谓的“暴民逻辑”进行了讨论，这一研究承袭由马克·布洛赫和乔治·勒费弗尔建立的学术传统，布洛赫曾从事谣言研究，而勒费弗尔讨论过革命骚乱——这一研究也非常著名。法杰还出版了《脆弱的生命》（1986）一书，此书关注的是巴黎平民，特别是男女、贫富、主仆、邻里和同事之间团结、冲突并存的主题。《脆弱的生命》是在司法记录的基础上写成的，它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处理了三个团结和冲突的场域：家庭（家庭和婚姻）、作坊和街道。

第三代的一些成员从地窖爬到顶楼，但罗杰·夏蒂埃一直就在顶楼工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从事上一章讨论的由亨利让·马丁、丹尼尔·罗希等人引领的书籍史研究。夏蒂埃沿着“文化转向”的路数，将旧的书籍经济社会史，转化为关注印刷品使用的“阅读史”。他的论著显示，他对心态史和第三层面系列史的不满与日俱增。他批评这些方法错误地预设了系列中不同事项的同质性。他讨论蓝皮书库的系列论文，动摇了罗伯特·芒德鲁提出的诠释的基础。他指出，这些廉价书籍的读者，并不限于农民或平民。至少在1660年前，其主要读者是巴黎市民，偶尔还有上层阶级。夏蒂埃坚持的更一般性的看法是，“在特定文化形式与特定社会群体之间建立排他性的关系”乃是不可能的。这自然让文化的系列史研究变得更为困难，假如不是全然不可能的话。在夏蒂埃自身对廉价书及其他文本的分析中，核心概念是“挪用”。他建议说，大众不一定会认同于特定的文本库、物件、信仰或是其他东西。大众存在于“使用文化产品的方法”之中，这些产品包括印刷品和节日等。因此，夏蒂埃关注的主要是特定文本在适应某个大众——或更准确地说一代接一代的大众——需求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型。他讨论的大众通常来自法国，但他也谈到来自西班牙（集中于塞万提斯）和英国（集中于莎士比亚）的大众。

罗杰·夏蒂埃

至于曾和夏蒂埃进行过若干次合作的克里斯蒂安·茹奥，他集中关注的是或可称之为文化政治史的课题，他涉及的课题包括反政府小册子和御用文人。在198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茹奥讨论了17世纪中叶所谓“投石党”叛乱时期的反政府舆论战争。他抛弃了处理这一课题的传统方法，亦即把5000本小册子诠释为大众舆论的“反映”，他像夏蒂埃那样，抛弃了运用“系列史”方法进行分析的做法。他否认小册子内容的同质性，把每个文本当做自主性的行动和所谓“文字投石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考察，认为它们带有自身的意图和效果。小册子写手的策略，是他们对事件和人物的表述，必须服务于某一宗旨——如将红衣主教马萨林妖魔化。像布罗对仪式的研究一样，茹奥强调流动性或调适性。茹奥还写了一部著作讨论文学的力量，此书的章节围绕的是个悖论：17世纪法国作家对国家的依赖达到巅峰之际，就是他们日益被认定为一个独立群体之时。同样，他谈到文学策略，把文学当做一种行动方式，尽管他在此关注的是官方文字而非造反文字。

另一位近代早期史学者塞尔日·格吕津斯基一开始研究的地区是墨西哥。他的《墨西哥的征服》（1988）将勒高夫和杜比风格的社会想象史和殖民化史结合起来。他的《混血儿的心智》（1999）与其说是对心态的研究，不如说是对文化混合，特别是16世纪墨西哥西班牙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的混合的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另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来自安托万·利尔蒂。他是丹尼尔·罗希的学生，现任《年鉴》编委会委员。他的《沙龙的世界》（2005）关注的是18世纪巴黎的社交。他吸收了布尔迪厄、欧文·戈夫曼和诺贝特·埃利亚斯等社会学家的看法，对通常由语言和文学专家而非社会史家或文化史家研究的制度提出了新诠释。

在从事19世纪研究的史学家中，阿兰·科班继续对上一章论及的感知人类学进行探讨，并在发现新课题方面表现出一贯的别出心裁。他的《海的诱惑》（1988）考察了海滨的发现——18世纪前，海滨被视为不值一游的荒野。而他的《大地的钟声》（1994）重构了19世纪法国乡村所谓的“音响景观”，包括为控制钟而产生的诸多冲突。

《海的诱惑》与《大地的钟声》

回归社会史 这个走向再次证明了上文谈到的“祖父法则”。在1996年英年早逝前，贝尔纳·勒帕蒂，一个对恩斯特·拉布鲁斯著作富于批评意识的仰慕者，是这一走向的核心人物。勒帕蒂先后师从皮埃尔·古贝尔和让克劳德·佩洛，从事1740年至1840年法国城市化过程的研究。跟研究卡昂的佩洛不同，勒帕蒂撰写的不是某一城镇的专著，他试图从交通网络着眼，重构整个城市体系。他批评费弗尔将研究焦点放在区域而非体系上，不过他承认受惠于拉布鲁斯和西米昂。在第一本书《陆路和水道》（1984）中，勒帕蒂关注的是字面上的网络，亦即视觉意义上的道路和运河。在第二部更雄心勃勃的著作中，他将法国城镇视为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个体系在1740年至1840年间发生了转型。

勒帕蒂还尝试在一个全新的形态下复活社会史，这体现在他主编的一本论文集《经验的形态》（1995）中。这一事业的另一位参与者是热拉尔·努瓦里耶。他从事移民史研究，并曾撰书讨论所谓的“社会历史学”（socio histoire），这一方法比旧社会史更接近社会学。弗朗索瓦约瑟夫·吕朱也是如此。尽管他并非年鉴网络的一分子，但他和勒帕蒂一样，特别关注18世纪城镇史。他还是法国少有的英国史专家之一。像马克·布洛赫那样，吕朱出版了一部法英比较史著作，在这部关注18世纪个人和家庭的著作中，他将历史人口学传统和聚焦特定家庭的微观史分析结合起来。

作为1986年至1992年《年鉴》杂志的秘书，勒帕蒂曾写过两篇引起热议的社论（署名“年鉴”），讨论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键转向”。他还将经济学家安德烈·奥尔良等社会科学家引入执行委员会，从而恢复了20世纪30年代的做法。1994年杂志改名为《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体现了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展开更密切合作的办刊方针。勒帕蒂对历史写作中的尺度问题，特别是微观史走向也颇感兴趣。

《蒙塔尤》

微观史 从今天回头看，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已被认定为对20世纪80年代所谓“微观史”做出了早期贡献。时隔多年，才出现许多跟风的微观研究。阿兰·科班的《食人族村落》（1990）是另一本社区研究著作，作者从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入手观察这个社区，村民共同谋杀了一个外人，一个表示支持新成立的共和国的贵族。同样，中世纪学者居伊·布瓦通过探讨一个社区的历史——卢尔南村，考察了1000年前后封建制度的兴起，这个村庄位于40年前乔治·杜比研究过的马孔地区。

另一些研究使用史学显微镜，对个人进行焦点分析。比如，丹尼尔·罗希在1982年发表并讨论了他发现的一本日志，日志记录者是18世纪的工匠，一位名叫让路易·梅内特拉的釉工。尽管这种类型的工人阶级自传在19世纪越来越多，但在梅内特拉时代则甚为罕见。在一部充满想象力的重构杰作中，阿兰·科班致力于撰写“一个无名之辈的生平”，此人是生活在19世纪的木屐制作匠弗朗索瓦·皮纳戈，他是通过随机抽样被选定的，本身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正在于避免基于一些类似梅内特拉的非常态（并且异常能言善辨的）个人来撰写普通民众的历史。

对微观史的兴趣，为历史传记在年鉴群体的复苏提供了基础，这是向费弗尔的路德传树立的典范的回归。比如，乔治·杜比出版了一本中世纪英国人威廉元帅的传记，而雅克·勒高夫撰写了法国国王圣路易的生平。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讨论了圣西门公爵，视之为路易十四宫廷的人类学家。而马克·费罗撰写了贝当元帅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传记。

在雅克·雷维尔主编的一部讨论历史写作尺度问题的论文集中，作者探讨了微观分析运动（可惜未译为英文），这是与布罗代尔考察地中海时使用的宏观史学背道而驰的一种走向。这部缘起于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交锋的论文集，讨论了微观层面是否重要、是否应优先于宏观层面等问题。此书还考虑到尺度选择与不同类型解释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个人能动性在微观层面更为显著，而在宏观层面，正如布罗代尔著作显示的，能动性让位于结构性解释。这些集体反思为对历史解释的长期争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是近数十年来最为重要的贡献，尽管微观和宏观解释如何结合的问题仍悬而未决。

勒高夫《圣路易》英译本

身体史 在年鉴学人的著作中，身体史是个相对新颖的主题，尽管让皮埃尔·彼得和雅克·雷维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论及这个课题，而且千真万确的是，米歇尔·福柯在1984年问世的两部著作《快感的享用》和《自我的呵护》中，也探讨了这个课题。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是一度担任过体育教师的乔治·维加埃罗。维加埃罗撰写过卫生史、强暴史、体育史、美与肥胖史等方面的著作，他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在法国开展身体史研究，尽管他也和阿兰·科班——由于感知史方面的兴趣，他成为这一任务显而易见的人选——及人类学家让雅克·库尔第纳参与合作项目《身体史》（2005）一书的编写。在这部集体编纂著作的序言中，开篇就提到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塞尔·莫斯（曾写过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身体“技术”的著名论文），从而将这一新领域纳入年鉴传统之中。但尽管马塞尔·莫斯很早就关注这个课题，对身体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史学研究却并非法国专利。从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意大利、美国和英国学者，包括鲁道夫·贝尔（《神圣厌食症》，1985）、芭芭拉·杜登（《皮肤之下的女性》，1987）、裘利亚·西萨（《希腊的童贞》，1987）和彼得·布朗（《身体与社会》，1988）等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乔治·维加埃罗《身体的历史》

图像史 如果没有图像提供的证据，身体史就无从谈起，因此不少国家的史学家几乎在同时发现这两个课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处于年鉴边缘的菲利普·阿里埃斯在1960年出版的讨论家庭和儿童的名著中，就已使用了图像证据。在这个群体内部，20世纪70年代视觉转向的先行者是乔治·杜比和马克·费罗。杜比研究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费罗在论著中讨论了电影对史学家的功用。

到20世纪90年代，图像证据日益成为文献和统计证据的补充，图像证据本身作为物质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成了研究对象。比如，让克劳德·施密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世纪的视觉文化进行讨论，而阿兰·贝桑松撰写了一部思想史，讨论偶像破坏论，或更准确地说，讨论制作和破坏偶像、尊崇和逃避偶像实践背后的思想预设，这部史书从柏拉图一路谈到卡西米尔·马列维奇等非具象或反具象画家。

莫里斯·阿居隆也参与了视觉转向，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19世纪所谓“塑像热”，并对大革命到20世纪法兰西共和国的人格化象征“玛丽安”进行了研究，他侧重探讨了在民间文化及精英文化中，她的形像的内涵是如何变化的。塞尔日·格吕津斯基出版了研著《交战中的图像》，此书再次聚焦墨西哥，侧重讨论了传教士对宗教想象的利用，不过在布罗代尔长时段的感召下，书中讲述的故事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

《私人生活史》

记忆史 图像在集体记忆的保存和重构过程中都起了关键作用。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可一直回溯至年鉴传统早期。我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莫里斯·哈布瓦赫和马克·布洛赫都谈过集体记忆。20世纪70年代，雅克·勒高夫和菲利普·茹塔尔重提这个论题。在第四代学人中，吕塞特·瓦朗西研究了对阿尔卡扎克比尔战役的记忆，1578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在这场战役中丧生。更准确地说，她的主题与其说是对这一悲剧事件的记忆，不如说刚好相反，是否认发生了这一事件，其表现是，在根据古老传统等待塞巴斯蒂安回国之后，盼来的是一位自称国王的冒名顶替者。

主导法国记忆史的是集体成果《记忆所系之处》。此书于1984年至1992年问世，主编是兼具出版家（任职于伽里玛）与史学家身份的皮埃尔·诺拉。这部七卷本的研究法国文化的著作，集中讨论了过去在现在的复活和过去在现在的功用，这是20世纪末令人印象至深的史学事业之一。法文书名“记忆所系之处”具有双重内涵：其一，指的是古典记忆术（利用寺庙等想象场所来组织记忆素材）；其二，指的是唤起造访者记忆的建筑场所（以及印象、音乐、书籍和其他对象）。诺拉在导论中表达了他的撰稿人不一定认同的思古之情，他认为今日记忆之所以成为热门话题，是因为真实的记忆已遗失，被历史所取代了。

《记忆之场》（《记忆所系之处》的中文简体字译本）

为找到这部著作为数甚多的篇章的撰稿人，诺拉必须撒开大网。但年鉴群体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代表：比如，阿居隆撰文讨论城墙，伏维尔讨论《马赛曲》，波米安讨论法国档案，勒高夫讨论了兰斯——这个城市是举行法国国王加冕礼的地方。诺拉自己虽然处于史学职业的边缘，但他和年鉴群体私交甚厚。他和维达尔纳凯是中学同学，伏维尔是他的预科班同学，他和勒华拉杜里是好友。他是费雷的表兄弟，和勒高夫同为集体三部曲《史学的技艺》的合作者。他于1977年进入高师，《记忆所系之处》即渊源于他在高师的讨论课。继叙事问题之后，在集体记忆研究的激发下，保罗·利科恢复了与史学家的对话，他批评诺拉自己撰写的文章在使用“记忆”一词方面不够统一。

在这里讨论的新走向中，我们把第四代最为突出的特征放到最后进行讨论。简言之，它可被称为“反思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