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是明代文坛领袖，其倡导文学复古，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其文学成就早已为人所关注，惟其史学成就直至20世纪60年代方引起学界注意，但相关研究对王世贞的史学理论多论而不深，语焉不详。《王世贞史学研究》一书系由孙卫国博士论文整理而来，初版于2006年，修订后于2020年再版。虽然历经十余年，围绕王世贞的研究成果越发丰富，但本书依然是关于王世贞史学研究的最为系统的著作，全面论述了王世贞的生平志业、史学思想、史学贡献和学术影响。

但凡理解一人的学术成就，必先对其所处时代和生平有基本的理解。因此，本书首先介绍了王世贞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生平与仕宦生涯。王世贞身处明朝中后期，历嘉、隆万三朝，其时明帝国表面国势犹盛，但外有南倭北虏之患，内有宦祸党争，日薄西山之状已显，而社会经济发展又使士民风气与国初迥异，世风浇薄，唯利是图。王世贞出身官宦世家，为人聪颖，但其终身不脱文人秉性，与当政诸公见忤，因此仕宦之途不顺，几经蹉跌。这些经历对王世贞治史也势必产生影响。

以是书观之，王世贞毕生治史，其贡献有数端。

一是史学思想富有见地。王世贞治史注重经世致用，因此其尤其注重对明代现实问题的研究，举凡党争、宗藩等等，无不是其探讨的重点。这使得其史学思想富有现实主义特征，尤其见诸其迥异于时的正统论。明代的正统观强调政治正确，如邱濬的《世史正纲》沿袭当时主流观点，强调“严华夷之分、立君臣之义、原父子之心”，相应的只认可三代、汉、唐、宋为正统。对此，王世贞不以为然，其充分肯定秦的历史地位，他否认秦为“篡弑”，认为秦一统天下，功盖尧舜，又废除封建，创设制度，应予认同。类似的，他对曹魏也不无肯定。总体而言，其看重功绩主义，而不拘泥于道德观念，颇有见地。与此相仿，其它如人物品评，王世贞也注重审时度势，考校人物所处时代背景，如对冯道的评价，不遵从传统史家基于儒家道德观所做的批评，将其置于五代乱世这一朝不保夕的背景中，报以理解和同情。这一观点即使放在今天也可谓中肯。

二是史学研究注重考订。王世贞一生以修国史为己任，而对史料加以考证就成为著史的基础性工作。王世贞将史书分为“国史”“野史”“家乘”三类，认为三者各有短长，应相互参详，互为佐证，以求得真相。据此，他对明代史书进行了系统考订，对疑误史事加以细致考证。如对明代诸开国功臣的结局，王世贞针对实录中的讳饰、曲笔详加考辩，从字里行间发掘出了历史真相，指出“例凡暴卒者，俱赐自裁者也”。王世贞还注重撰者的心术和作史动机，“设其事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以辨别史料真伪。如《武宗实录》对王守仁平定朱宸濠之事就多加贬抑，王世贞就分析认为这是因为编修总裁杨廷和等人与王守仁有仇怨之故。而对于事实不充分者，王世贞则坚持“其龃龉而两有证者，吾两存之”，即存疑者不妄下结论，如建文出亡一事，王世贞对当时传说的出亡诸说予以批驳，证以不经，但即便证实这些俱系伪托，已有证据并不能证实建文是否自焚于宫中，故王世贞仍以“大抵建文出亡与否不可知”结案。王世贞所作考证厘清了许多明代史实，对后代影响颇大。

三是史学著述影响深远。王世贞虽然毕生未能著成国史，但留下了许多明史著作和明史资料，一是明史资料汇编，如《天言汇录》《明野史汇》等；二是史料考辩作品，如《史乘考误》；三是史书初稿，如《锦衣志》《公卿表》《史传》等；四是史学专著，如《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等。其著作对之后明人著史影响甚大，钱谦益等人对明史的考辩大多不脱其范畴。清代官修《明史》也参考了王世贞的著述，其中张居正等人传记大体即以王世贞所作传记为蓝本，对明史疑案的论定也以王世贞的考辩为基础。王世贞的著作也为朝鲜所熟知，是朝鲜人撰修明史的必备参考书籍，可见王世贞史学作品影响之广。

作为学术专著，本书征引丰富，全面展现了王世贞的史学成就。尽管如此，本书并不晦涩，行文简约，读来非常顺畅，不仅让读者领略了王世贞作为史家的风采，一定程度上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明中期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