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钱海岳在新疆的点滴

文 和运超

2011年，是已故史学家钱海岳先生诞生110周年，这位生前少有关注的明史专家,要单纯以知名度而言，如今很难算“著名”（1968年1月14日，钱海岳被挟持至南京明孝陵摔死），其实一辈子几乎只为了完成了一部史书，那就是耗费35年时间写成的多达百余卷，300余万字的《南明史》（当时还叫《南明史稿》），这部书生前没有得以出版，直到2006年才由中华书局推出。相信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史学巨著的初稿其实是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五年间完成的。

名师高徒，广受青睐的才俊

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曾多次提到：“无锡这地方出人才，在史学界我熟悉的一个是钱穆，一个是钱海岳。”钱海岳于1901年出生于无锡，父亲钱麟书是光绪十五年（1889）恩科举人，曾出任绩溪知县。安徽绩溪也是名人倍出的地方，从抗倭名将胡宗宪开始，胡开文、胡雪岩到胡适，再到今天的胡锦涛。由于父亲颇有学识，钱海岳幼承家学，从小在文史方面就打下了扎实的根基。10多岁时，他就以骈体文闻名。清代文学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复古特色，因此，文坛上一直流行骈文，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文言文，绝大多数都有骈体风格。另外，钱海岳性好游览，也为他增加阅历，开拓见闻。他早期的文字，后来曾结集为《海岳文编》、《海岳游记》。1925年，钱海岳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大学时期是他树立学术方向的时候，他师从梁启超、辜鸿铭等大家，都是学贯中西的鼎鼎人物，梁启超的史学和政论见识，辜鸿铭的文化修养，在钱海岳那里得以牢牢产生影响。钱海岳后来立志完成的正是一部全面而严谨的史学著作，史学家要紧的是博大的见识，不是论述某一领域。正因为在名师的指点下，他的思想不守旧，而且全面，才能最终具备历史学家的素质。之后，他在北洋政府印铸局文牍课任职。不久离开北京南下，至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1928年抵达南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秘书。后经著名政治家和教育家邵力子介绍，调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陆军署秘书。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内忧外患、国步艰难，他越来越为中国前途忧虑。更坚定他志于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找民族出路的想法。任职之余，开始专注于南明史的研究，至于为何钱海岳先生选择南明历史，因个人阅历有限，并没寻觅到有关这方面的文字。从当时一批晚清民国史学前辈如柳亚子、谢国桢都是明末史学大家。不管从推翻满清还是民族主义的思潮，反思明朝历史都是一种学术风气，可能钱海岳也深受影响吧。在政府机构中，年轻的钱海岳本有不错的机遇，民国二十六年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室干事。民国27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3年后改任开国文献馆专门委员。看来是一个既有学识又有前途的人，但抱着对史学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新近归附国民党的盛世才的一个构想，1943年受政府委派，千里迢迢携家属去往新疆，任边防督办公署秘书处副处长，这份公职的真正作用和目的其实并没有达成。所以，一年后改任新疆女子学院院长，兼该院中文系讲师。直到1948年回到南京，继续在开国文献馆任职。解放战争接近胜利时离职回乡。

远赴新疆完成《南明史》初稿

钱海岳在新疆是1943年-1948年的5年时间。稍微了解盛世才背景的都知道，有着留日经历和背靠苏联的盛世才在新疆的大部分时间，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击日本侵略期间。但盛世才直到快离开新疆的前一年才正式投靠国民党，此前他大部分时候一直都是属于苏联的共产党人，也因此，一度吸收了不少国内同志在新疆搞后方建设。

但随着身份的改变，以及国民党官员陆续进入新疆的各级部门，盛世才心里并不那么满意，同时，蒋介石对他在新疆这么远、这么大的地方根深蒂固的背景也不放心，所以没多久被调往重庆，进一步处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不过，民国时期地方一直战事连绵，新疆地处偏远，钱海岳作为当时派到新疆的一名官员，在边防督办公署秘书处副处长的职务下，处理本职工作之外，他此行为公家之目的并不顺利，但私人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史学著作。一年后，改任新疆女子学院院长兼该院中文系讲师，在这几年间彻底写完了百卷《南明史稿》的初稿。此前从20年代便开始编纂南明史料，十余年来，可以说一直笔耕不辍。从新疆返回内地后，这部初稿曾给柳亚子先生看过，后来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的就是柳亚子先生依照初稿抄录的书稿。以后，钱海岳对初稿继续进行了增删，增至120卷。1968年钱海岳身故，《南明史稿》不知下落。钱海岳在生前是否将120卷《南明史稿》改写完成，便成了一个谜。钱海岳后人在这几十年里也在四处寻访书稿的下落，竟奇迹般地发现了《南明史稿》的前96卷定稿和后24卷草稿，恰为120卷。但遗憾的是，与前96卷的工整楷书相比，后24卷草稿字迹潦草，其中很多语句是用作者自己才看懂的字体写成，文中夹杂很多小条也不知如何续接。尽管如此，由于钱海岳生前收藏装满一整卡车的南明史料在十年动荡中已经被付之一炬，这部350万字的手稿中引用的3400余种史料，有些仅由这部《南明史稿》得以保存下来，仅此一点，这本著作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史学价值，其地位也毋庸置疑。

《南明史》的艰难诞生

1979年4月,当时87岁高龄的顾颉刚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彰一、吴燕绍《清代蒙藏回部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1980年底顾老先生辞世，他一直惦记着的这三部书依然没能出版。转眼又20多年过去了，这3部书稿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俞国林，当时是一个年仅28岁的编辑。2003年，当他第一次踏入中华书局图书馆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与如此重要的几部书稿发生什么联系。他率先在书架上发现《南明史稿》。这部书稿存放在图书馆已经有许多年了,很少有人知道。在查阅了作者资料和出版档案以后，发现该书从未出版过，俞国林决定申报这部书稿的选题计划。这书稿是柳亚子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过录本，并非钱海岳的原本稿，要正式出版，还需要尽量寻觅原稿比对校勘。选题申报上去以后，俞国林从同事那里打听到，其实半年多之前，有人曾带着这个书稿到中华书局来过。俞国林找到当初接待的同事一同拜访了书稿现在的保存人，正是钱海岳先生的女婿。因缘际会，顺利得到了原稿，中华书局得以将该书列入出版计划。时隔几十年后，《南明史》终于才和广大读者见面，这部书稿共14册，和中华书局版24史的设计风格很接近，该书是黄褐色的封面，与24史绿色的封面有些区别。这套《南明史》与历来官方史书相同，以传记体记述南明时期的各类人物和典章制度，虽然这样的史书并非当真面面俱到，尤其在一些小人物的刻画上，像后面忠义，隐逸，文苑，儒林，列女诸篇，这部分叙述的人物过多，每个人却只有寥寥数语，也都没有出彩的表现，很多人物并没有必要叙述。另外，在本纪的记载中，相同名字的人物经常会重复出现，有的前面战死了，后面又会出现，对于这部分问题，不能确定是否为同一个人，或者是作者出现疏误。另，绍武皇帝朱聿粤并没有被列入本纪，虽然绍武政权只有存在着一个月，但他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皇帝。

完善新疆地方志未果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一项独特的史学文化传统。前面提到，钱海岳到新疆是因公派遣，除了政府日常工作之外，他来新疆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是为新疆完善编撰地方志。新疆虽然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在辛亥革命以前，据有关文献统计，已成书的省、道、府、县志共有140余部。最后一部成书的是《新疆图志》，1906年由巡抚联魁主持编纂，袁大化继任新疆巡抚时，由布政使王树主编完稿，共有116卷，共计200多万字。1915年由新疆官宝局刻版印刷（参见台湾版《20世纪中国全图录》记载）。1923年由东方学会修订增补后，由天津博爱印刷局重版。随着时代发展和旧书资料的陈旧，民国时期，新疆还有两次完善修志的倡议，其中钱海岳先生就是第二次。前一次是1932年金树仁主政时，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通令，设立了新疆通志馆，聘任甘肃籍清末举人，年已67岁的张德善为馆长，收集了不少文献资料。不料，1933年盛世才上台后，张馆长被捕入狱。家人在惊恐之下，将所收集的文献资料全部烧毁。所谓新疆通志馆，自然也就散架。第二次就是1943年，盛世才主政十年后，国民党势力再次进入了新疆，想起重新编修新疆志书的念头，向政府发出了倡议，请求提供有这方面才能的官员。

钱海岳虽然是国民政府官员，但作为史学家身份，契合编修新疆志书的动议。当年6月，作为国民党党史会的编辑，钱海岳夫妇来新疆负责总纂。钱海岳还有一点，就是曾受学于之前《新疆图志》的总纂王树先生，所以，出于对国家民族史学的热诚，他对编修新疆地方志的兴趣极高，带着众多的资料和满腔的动力千里迢迢奔赴新疆。一路上，他积极收集、研究过去新疆的旧志和文献，拟订出新疆通志的15个部类的篇目。但很遗憾，这一宏伟的计划最终却是昙花一现，没有结果。从酝酿到讨论有两年时间，钱海岳拟定的篇目都未能最终制订，他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和倡议均没有得到地方政府落实，编撰工作一直无法开展。盛世才政府的最终理由是：“战时政局不稳，人才缺乏”。钱海岳先生的这一志愿未能如愿，只有卸任改行教书，然后把在新疆的主要精力用在完成《南明史》的撰写。但是，中华民国那一段非常时期，新疆地方志的编撰毕竟不能因为一时一人而阻碍，几十年里，还是有一些人凭借远见卓识和对修志传统的执着精神，完成过一批县志。最著名的就是邓缵先了。1920年《续修乌苏县志》是其中的代表作，1922年的《叶城县志》共八卷，残留4-8卷，5.3万字，算是对新疆那段岁月的一点残照吧。

本文完成于 2011年12月，部分内容根据新闻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