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倪慧丽，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23年4月15—16日，第25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六十余家高校、科研机构及期刊杂志的百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以“古今中西之间：历史学的传承与创新”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相关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充分展现了当代学者的学术热情和深入思考。

一、在传承中推动史学理论研究创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史学领域理论研究逐渐从“历史理论”转向“史学理论”，理论研究者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史学理论”相关问题上，“历史理论”研究水平随之渐趋平缓。近年来，对“历史理论”研究传统的重新发掘逐渐扭转了这种局面。在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中，不少学者立足于“历史学的传承与创新”，阐发了对“历史理论”相关问题的新思考。

历史理论与史学观念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实现转型、重建、更新与发展，是本次会议主题发言环节关注的重要问题。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指出，中国史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传统，使传统史学在社会转型中陷入困顿，也促使中国史学发展出了一条与西方存在一定差异的道路。如何实现本土史学传统与现代史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并走向现代转型之路，依旧需进一步探索。吴英（历史理论研究所）指出，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解释力逐渐下降，不断被边缘化，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的步伐。克服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缺陷，建构适应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是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任务。李勇（淮北师范大学）从“史学史是思想史”这一观点出发，思考思想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的相互关系问题，强调“雷戈之声”，即认为史学史研究应当成为一门有思想的学科的观点，对于当今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张旭鹏（历史理论研究所）以星球史为视角探索当前人类文明危机问题，并从生命质量、人类团结和生态恢复力三个方面提出应对星球史时代文明危机的办法。从星球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人类历史体现出一种史学观念的更新。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中国化”，是随新时代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发展的重要课题，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左玉河（历史理论研究所）认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所作的本土化阐释，既肯定了社会史论战的成绩，又对论战中的偏向予以补正，揭示了一般规律与特殊道路的辩证而复杂的关系，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本土化的最初表述。陈峰（山东大学）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有助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实现中国历史主体性的重塑，并从“走出普世主义叙事”“摆脱苏式教条的笼罩”“中国化以国际化为前提”“批判、改造和转化传统史学”“回归学术化”五个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方法论支持。

在专题研究方面，与会学者从古、今、中、西各个方面展现了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新思考。在中国史学专题研究方面，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探讨了汉人秦论的三个维度：承秦、过秦、摒秦，认为三个维度既有议论侧重点的明显不同，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而“过秦”是其中的枢纽。三个维度的出现，说明汉人对秦朝历史认识的复杂性。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将乾嘉考据学注入当代历史学发展之中，认为乾嘉考据学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精神资源，在现代史学中已成为一种以文献考证为重心的思想观念与治史方法，在史学研究中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和价值。张越（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古史辨”传扬过程中专业学术研究与大众舆论传播之间的冲突与抵触问题、冯友兰使用“信古”“疑古”“释古”划分史学流派带来的问题以及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初步形成自成体系的史学理论学说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的深思将推动这一研究课题的创新发展。钱茂伟（宁波大学）探讨了20世纪50—70年代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四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编写运动，提出“人民史”的概念，认为“四史编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人民史”编写活动，着眼当代中国的“人民史”编写更能发挥民史之长。

在关注中国史学专题研究的同时，与会学者也高度重视对西方史学的专题研究。刘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探讨了俄罗斯史学在转型中对西方新史学的选择、借鉴与批判，认为苏联解体后，西方新史学在俄罗斯史学摒弃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郭震旦（山东大学）从方法论的视角梳理了柯文的史学实践，认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预言”了近三十年中国学术整体上回归自身的发展方向，而柯文在其漫长学术生涯中所研究的众多课题，都以极强的方法论意识和前沿理论刷新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化与推进

经过近四十年的反思与重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逐渐形成一套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在“回归学术、走向专精”的道路上日益精进。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呈现“回暖”趋势，在新一代年轻学者的推动下逐渐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史家个体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是与会学者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人物。王舒琳（中国地质大学）梳理了郭沫若在20世纪20—50年代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研究历程，认为郭沫若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社会形态研究的进程。陈闯（东北大学）以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为例探讨了国统区左翼史学在新中国的际遇，提出在革命成功后如何评价国统区左翼史学的价值问题。张晓鹏（山东大学）分析了郭沫若的“人民本位”史观及其思想转变，认为郭沫若的“人民本位”史观掺杂着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在实际运用中又呈现出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张力。兰梁斌（西北大学）探讨了吕振羽与侯外庐的深厚友谊及他们史学思想的异同，认为这些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在历史研究中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复杂面相。陈永霞（贵州大学）从历史本体、史料、传统史学和中国通史四个方面探讨了翦伯赞的史学方法论，认为翦伯赞以其方法论建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阶段作出了杰出贡献。

非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李长银（山东大学）指出，程憬以其对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突破了实证主义史学的限制，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化路向。贾鹏涛（延安大学）梳理了童书业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通过童书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次性学习管窥旧知识分子群体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状况。殷飞飞（上海财经大学）探讨了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从五四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认为朱谦之的马克思主义之路，是一个寓研究于批评、由表层达肌理的过程。王丁（南昌大学）认为，刘泽华及其学派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降温，对文化保守主义起到了较大的制衡作用。王玉婷（复旦大学）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陈守实从“马列主义研究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程。段锦珂（山东大学）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吴晗《朱元璋传》版本更改问题所反映的史学界新旧交杂的实际情况。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域外学术的关联互动成为重新评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因素。王庆婷（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考察了翦伯赞在撰写《历史哲学教程》时吸收的以苏联学术为主的域外资源，认为这些资源提高了《历史哲学教程》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李自强（郑州大学）介绍了马扎亚尔及其学说在民国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指出马扎亚尔的形象随着学术语境的变迁也从“学术权威”转变为“伪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进程有一定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考察也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张喆（中南大学）探讨了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船山哲学的研究，认为这一研究经由发现—阐释—融合三个阶段，从多重维度继承和发扬了船山哲学中的现代要素。王坚（河北师范大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史家嵇文甫晚明思想史叙事模式的生成，认为嵇文甫建构出以阳明学流变与影响为中心的晚明思想史叙事，是现代“晚明思想史”的重要范式。吴海峰（西北大学）认为，邓广铭的岳飞研究注重文献搜集与考订，实现了爱国主义现实性和史学科学性的有机结合。

另外，程鹏宇（忻州师范学院）介绍了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时事评论撰述的分期与内容，认为这些时事评论与史学著作交相辉映，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范国强（江苏大学）辨析了“草根史学”“小写历史”“通俗史学”“历史发现”“历史自信”等五种历史概念，认为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应紧紧围绕唯物史观进行守正与创新。王露晗（山东大学）介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关于“中国特殊性”问题的争论。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再认识

在本次研讨会中，与会学者立足当代视角，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创新性阐释。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是本次中国古代史学分论坛重点关注的领域。陈嘉礼（山东大学）从记忆研究的角度揭示周代青铜器反映的古人对于记忆的制造和删除，为我们了解周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分析了秦汉时期知识流传中的口头传播和书写传统及其在知识史中的意义，认为自司马迁《史记》后，口头隐居于书写背后，虽不曾消失却不再是知识生产的核心。戚裴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认为，汉唐正史中反映的“华夏”对自己与“四夷”关系演变的认识揭示了历史书写中各族对“自我”身份的强化和对“他者”身份的区分。时培磊（廊坊师范学院）讨论了《新五代史·唐六臣传》的写作方式，认为欧阳修采用了“史论分离”的方式，以“史笔”保存历史真相，以“论赞”发挥道德评判，体现了史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属性。陈安民（西南大学）从历史撰述角度讨论了《史通·采撰》的得失，认为刘知幾基于博雅统一原则对历来史料采择乱象的批评，是中国史学阙疑传信和博闻实录传统的重申与深化。朱露川（北京师范大学）对“书事”概念及其法则展开讨论，揭示了刘知幾的史学立场，即围绕“国之大事”展开叙事是治史“恒理”。谢辉（北京外国语大学）考察了《通鉴节要续编》在明代的版本流变问题，认为此书在明代反复刊刻不下二三十次，弘治年间为此书文本变化的关键点，嘉靖年间则是卷数变化的关键点，最终因学风转换在清代迅速消亡。段润秀（云南省文联云南文学艺术馆）以五种南明史著述为例，考察了清代前期官方对南明史著述的处理问题，认为清朝官方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经历了一个从确认正统、宽松处理到彻查控制的过程。万剑锋（清华大学）提出文学创作中的“有为而作”和“无为而发”原则也可以在史学创作中使用的观点。

中国古代史学家及其思想研究，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靳宝（历史理论研究所）从选择“复汉”、构建“复汉”理论和史学事业下的“复汉”实践三个层面，考察了班彪的“复汉”之路。张博阳（廊坊师范学院）考察了陈寿《三国志》中的正统观，认为陈寿通过塑造刘备的形象暗示他属于少数民族而非帝王异相，由此展现了《三国志》中的写作笔法和正统观念。程源源（历史理论研究所）分析了吕祖谦的《左传》研究，认为吕祖谦在经学立场上考察《左传》的义理，在史学立场上考察《左传》的史事，呈现经史并重的特点。常文相（历史理论研究所）剖析了黄宗羲“民本”观念的历史内涵及时代价值，解释了明清中国从传统向近代变迁的历程，并重新挖掘了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屈宁（山东大学）考察了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认为二者在一些具体的学术主张上无不“暗合”，这一特点正是乾嘉真实学术境况的一个缩影。谭景玉（山东大学）考察了清代学者黄恩彤对两宋历史的评论，认为黄恩彤将对两宋历史的评论与其政治实践相结合，借评论两宋历史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为自己的议和主张辩解。丁文（南开大学）分析了刘知幾的少数民族史学观。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与会学者的不少成果颇具新意。马新月（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中晚唐时期道统论的理论构建及其对儒学价值观的宣扬，为中晚唐时期的历史认识和史学撰述思想打上了儒学道统的烙印，为宋代以后理学的兴起和史学的义理化发展做了铺垫。高希中（历史理论研究所）从文化实践视域辨析了《大学》“格物”概念，认为程朱的“穷理至极”并不能从实践上根本实现“明明德”，而“为善去恶”与“格除物欲”说则更符合《大学》本意。曹姗姗（云南师范大学）梳理了明代史学批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提出开展明代史学批评研究的史学史思路和史学理论思路。崔庆贺（河南大学）分析了乾嘉学人与经史合一的多重阐释，认为乾嘉学人打通了经、史、子、集四部的界限，开经史研究新方向，至五四时期，乾嘉时期的多种经史合一论最终取代了传统之道。秦行国（北京师范大学）认为，胡适的“六经皆史料”之论曲解了章学诚的本意，但他将六经视作史料，主张采用科学的方法归类、整理，具有现代学术的眼光，推进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李健胜（湖南师范大学）考察了先秦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认为西方语境下的单质主义史学视域无法统摄中国历史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应在本土语境下确定这一时期国家形态的演进方式。

四、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反思与争鸣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探究与反思，经过近四十年的沉淀与积累，呈现多元化的研究取向。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各种理论思潮、机构组织、史家思想等均得到与会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和讨论。

近现代重要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是，与会学者讨论的重要对象。庾向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认为沈兼士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抢救、发掘与整理，对创建时期的民国清代史学具有奠定史料基础、拓展研究领域、培养中坚力量和开拓研究理路的重要贡献。汤莹（山东大学）介绍了顾颉刚编纂的《现代本国史》，认为该书的出版推进了中国通史编纂的进程，完善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建设。何鑫（南京大学）指出，在1930年前后，萧一山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仍采取传统叙事模式，而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则以“民族革命史观”阐释太平天国运动，直到1962年再版《清代通史》，民族革命的线索一直贯穿其中。熊锐（湖北师范大学）考察了近代史家刘咸炘整合传统与近代学术资源对史部目录进行重塑的过程，认为刘咸炘对史部目录的重塑展现了别名实、尚内容、重研究的分类特征。杨翔宇（河南师范大学）考察了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认为此书立足传统校雠学，援引西方现代学科理念，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冯立（历史理论研究所）指出，金景芳基于自然辩证法的相关原理，以应时史观为孔子思想的根本，对于重新思考先秦时人的宇宙观和社会观具有重要意义。朱斌（江苏师范大学）讨论了杨宽在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层累造成说”，以古史多元论为理论前提，着力解决古史辨运动遗留的古史建设问题，是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赵满海（曲阜师范大学）指出，顾颉刚与汪宁生在中国现代民族考古学领域借助人类学知识追溯民族考古学学术史，推动古史重建，其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深深鼓舞后学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张炜（中国人民大学）认为梁启超在20世纪初游历新大陆之后，逐渐抛弃其线性进化观，开始强调“适者生存”和本土文明。

与会学者还关注了近现代中国的史学机构与杂志。张辉（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考察了1928—194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职称和职位分布，认为在此期间史语所逐渐形成技术和学术两种不同的晋升路径，是中国近代学术体制转型中积极探索和发展轨迹的鲜活缩影。李恒（河南大学）以《史学月刊》为基础分析了21世纪以来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状况，勾勒出二十余年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总结了该领域发展的基本特征。薛明骥（山东大学）以《文史哲》杂志为例，分析了学术期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学术体系的重构。

此外，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专题研究也异彩纷呈，有不少亮点。谢进东（东北师范大学）考察了中国新史学的双轨，即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认为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张光耀（中国人民大学）从史学观念及方法论等层面，考察了民国史学观念演变下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尤学工（华中师范大学）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与态度。吴航（淮北师范大学）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普及与史家担当的面向，认为史学的发展始终在呼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史学家以“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担当是积极探索历史普及的有效方式。武晓兵（淮北师范大学）探讨了1979—1987年海峡两岸史学早期接触的时代背景、特征和意义，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两岸史学界的交流为两岸学者的情感交流和相互认识提供了契机。

五、中外史学比较与国外史学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大规模引进西方史学理论以来，国内学者不仅广泛拓展了国外史学研究的广度，在研究水平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本次会议的相关讨论中，与会学者既基于西方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深刻反思，也充分关注到国外史学研究的新课题、新趋势。

海外中国学研究，依旧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陈黄蕊（温州大学）分析了加州学派的历史解释和比较研究，认为加州学派在历史解释和比较研究中形成了独特的“大分流”理论，是对“冲击—回应说”和“中国中心观”的突破。李天成（中国历史研究院成果评价处）、杨新新（历史理论研究所）指出，近代以来韩国史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而起步，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张德明（历史理论研究所）介绍了海外晚清史研究的嬗变，认为海外晚清史研究在关注的视角、跨学科方法、研究范式转变等方面不无创新，但也存在理论应用僵硬、过度解读等问题。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基于时人日记考察了民国学人的域外汉学阅读史，认为这些阅读史不仅折射出民国学人在域外汉学的倾向上存在个体差异及汉学观的嬗变，同时亦可看出民国学人视域中的域外汉学实力图谱。卢晓娜（历史理论研究所）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颠覆了美国观察者对中国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的既有认知，推动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战略角色定位的改变。

对国外史学的关注还体现在对具体研究领域的思考。胡宇哲（天津师范大学）介绍了美国政治史与政治学的分合，认为这一互动关联是我们认识美国政治史，乃至整个美国史学发展的关键线索。于留振（陕西师范大学）考察了近年来美国史学界关于新资本主义史的争论与反思，认为新资本主义史为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议题，推动美国史学关注经济问题，同时也使得美国史学面临许多挑战。张一博（历史理论研究所）认为，施莱格尔的《普遍史论稿》借助中世纪的世界历史书写模式，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到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中，借此批判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为现代化寻求另一种出路。于沁可（山东大学）分析了赫尔德思想与浪漫主义民俗学的兴起，认为赫尔德参与的浪漫—民俗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金鹏（延安大学）认为古代波斯史学虽不像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那般恢宏，却也在内容、形式及特点等方面独具特色。王迪（上海社会科学院）以秘鲁独立史为例考察了秘鲁史学研究从民族主义史学到修正派史学的嬗变，认为秘鲁独立史研究的变化体现了传统的精英主义史学的式微，凸显秘鲁重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重要意义。马健程（东北师范大学）以提比略继位为例，分析了塔西佗的批判性叙事。

在中西史学比较方面，卓立（西南政法大学）使用“记实性”与“解释性”两个术语说明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认为中国史学传统偏重于记实性，西方史学传统更偏向解释性，两者虽基于文化传统被固化，但仍然具备可交流性。庄亚琼（历史理论研究所）考察了欧美史学界对《史记》《汉书》史表的研究，认为欧美史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已取得重要成果，但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的异同，指出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史记》《汉书》史表追求理解历史之“变”。

关于国外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研究实践等方面，与会学者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李根（东北师范大学）从历史书写的角度讨论了海登·怀特和卡罗·金兹堡的历史叙事共识，认为两人均认识到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忽视了叙事本身的不稳定性，并提议借鉴现代主义文学表现事实的笔法书写历史。侯方峰（齐鲁师范学院）认为，海登·怀特借助语言学的方法建构了一套包括词汇、语法、句法、语义四个方面的言辞模型，这一模型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张作成（东北师范大学）分析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方法论变革及理论范式的转型，指出其中研究方向、研究趋势和研究兴趣的转变并不是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终点。王利红（北京联合大学）考察了历史学的生成论视域，认为生存论视域是历史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历史学的生存论视域将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书写的单向度模式。庄新（历史理论研究所）从历史书写、博物调研和知识报道三个方面探讨了19世纪中前期来华西人茶区探险文献研究，认为这一文献中的物质、文本实作对于中西博物学知识的流动和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牛牧晨（北京大学）考察了唯物史观对实在论和观念论的超越，认为唯物史观从实践论的层面重新阐释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倪慧丽（山东大学）从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出发，考察了后现代语境中历史实在论的嬗变与重建。

在近年来西方史学研究的新课题、新领域方面，吴羚靖（中国人民大学）分析了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转向，指出该领域所展现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转向使学界对英帝国的认识从“仁慈帝国”转向“自然帝国”，超越了“帝国文明传播论”或“帝国和平论”。李森（首都师范大学）指出，声音作为历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对象，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扩大了历史思维的感觉手段。石烁（清华大学）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质疑了西方政治传统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分法，从而挑战了建立在这种二分法基础上的对政治的传统理解。陈祖根（山东大学）考察了美国中国学的海洋转向，从边缘逐渐走入全球史视野。郭玉飞（山东大学）分析了西方学界对奴隶制社会问题研究的路径与趋势。王超群（山东大学）指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情感转向”促使学界走出正统派和修正派的争论。吴泽艺（东南大学）考察了节日研究中的记忆转向，认为从哈布瓦赫、葛兰言到扬·阿斯曼，历史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及社会形态学理论转向记忆空间与记忆场理论。

结语

总体而言，本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史学史研究较之理论研究更加密集，而史学理论研究侧重于历史理论研究；其次，史学家及其思想仍是与会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但在研究视角上多有创新；再次，中外史学交流与互鉴在各个研究领域均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最后，基于老一辈学者的培养和引导，中青年学者成为推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主体力量。

回顾史学理论学科近四十年发展历程及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能切身感受到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今非昔比，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因而史学理论研究同仁还需在以下方面共同努力：其一，坚持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相互结合的研究路径，不可偏废；其二，坚持跨学科研究方法，尤其要注意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和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互鉴与交流；其三，坚持发挥史学批评与反思的学术促进作用。“路漫漫其修远兮”，相信在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将会迈向一个新台阶。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