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类型-米儿火

《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部书分十三类，列有八百多种，一万三千多卷。据初步统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修撰的，不论种数或卷数，大约都要占到百分之八九十光景，有许多史书的类型则更是前此所未有，或虽有而不发达，而是在这一时期新创立或发达起来的。

这一时期的史书作者，最感兴趣的是编撰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

这两种书算是一大类型。因为陈寿、范哗、沈约、萧子显、魏收五人的著作和后来的唐修八史被列为“正史”，陈振孙《书录解题》.就把正史以外的这类断代史都归人于“别史”。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后汉别史有十一种，八百九十七卷，现存的仅晋袁宏《后汉纪》一种三十卷。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十志被保有午范哗《后汉书》中。

其他的书全部都亡佚了。三国别史有十六种，约三百多卷。现存的仅晋常壕《华阳国志》一种十二卷。鱼豢《魏略》有辑本，其他各书有部分内容保存在裴松之，《三国志注》中。晋别史有二十三种，八百八十七卷，现已全部亡佚。

五胡十六国史有三十种，约四百多卷。书已全部亡佚，只有梁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和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有后人辑佚本。南北别史南北合计有二十一种(不包括隋朝人的作品)，七百六十二卷，书已全部亡佚。以上纪传、编年两种史书，合计有一百零一种，三千二百多卷。

皇帝的起居注是这一时期史书的一大类型

这纯粹是一种官样文章的史书。相传它起源于汉武帝时，当时有《禁中起居注》。后来东汉明德马皇后撰有《显宗起居注》。侯瑾撰有《汉献帝起居注》，书五卷，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用了若干条。

但在晋以前，这一类史书毕竟还很少，大概尚未定型。前面提到晋武帝泰始六年诏“秘书写付”泰始以来大事，并要将此定为一种制度加以“集”的，看来大概就是起居注或实录一类东西。经晋武帝一提倡，以后有晋一代这类起居注就大量出现了。

《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历代起居注四十八种，一千一百七十四卷，除《汉献帝起居注》五卷，《隋开皇起居注》六十卷外，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一类型的史书在数量上虽然远不如前面第一类和后面要说的几类，但由于它专记帝玉起居，对于后来撰写史书的帝纪部分，应是主要的原始资料来源，所以还是比较重要。

晋惠帝时候，担任著作郎撰《晋书》的束哲，著作西观，“草创三帝纪及十志”，大概就是参考这一类史书写的。后来唐修八史的帝纪部分，主要的原始资料大概也离不了这类起居注。

人物传记是这一时期史书的一大类型

有历代人物的合传，如魏明帝的《海内先贤传》;有廿个特定时期的人物合传，如袁宏的《正始名士传》，专记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至248年)的名士;有某一地区人物的合传，如谢承的《会稽先贤传》、习凿齿的《襄阳誉旧传》;有专记忠臣、孝子、隐逸人物的传记，如梁元帝的《忠臣传》、萧广济的《孝子传》、皇甫谧的《高士传》等。

此外，还有僧道和其他个别人物的传记，如《高僧传》、《神仙传》等等。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这一时期出现的人物传记有二百一十九种，一千五百零三卷。后人又根据古书所记，补出书目二百一十九种，二者合计共四百三十八种，估计卷数有三千上下，在数量上占这一时期史书的第二位。

这些书有的至今尚存，有的为各种古书所引用。它们往往能保存史官不及备载的“风俗之旧，誊老所传，遗言逸行”，其作用是“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乏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对于研究历史可以说是很有用处的。

前面提到的谱蝶家传之书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重要类型

据阮孝绪《七录序目》所记，谱状部有四十二种，四百二十三峡，一千零六十四卷。这些谱碟家传之书，上记皇帝、大姓家谱，下记地方诸姓百家，又有《姓氏英贤谱》、《氏族要状》等等。

它的起源虽然据说可以上溯到战国晚期的《世本》，但真正形成为一种被人们竞相摹仿的史书类型，恐怕要推晋朝挚虞所撰《族姓昭穆》。前面说过，这一类史书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也就是说，谱喋家传之书的编撰，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是门阀地主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的一种传家之宝，是取得高官厚禄、贤妻美妾的有力武器。

不过这一类史书中记载了氏族来源、世代系统、户籍迁徙、婚姻状况、子孙繁衍等等材料，也有某个家族中有名人物的传记，以及与一姓一族有关的政治经济等故事轶闻，对于研究历史也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地理方志之书是这一时期与谱碟家传同样重要的一个史书类型

有记全国地理的书，如《太康土地记》，记晋武帝太康年间的土地范围;有专记一地概貌或单记一地的山川、风俗、物产的，如齐宗测的《衡山记》、宋谢灵运的《游名山志》、晋周处的《风上记》、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等。

此外，还有专记宫室寺庙墓家的，专记外国情况的，前者如《三辅黄图》、《洛阳伽蓝记》等，后者如《吴时一外国传》、《佛国记》等。这一类史书起初用途并不广，主要是为南迁士族了解江南情况而作，后来范围越来越广泛，用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受人欢迎了。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当时这一类史书有一百四十种，共二千四百三十四卷。由于地理方志之书记载了地方建置沿革、山川、疆域、名胜古迹、风俗民情，以及人物故事等等，因此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一类史书。清朝史学家章学诚特别重视地理方志之书，他说:“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他认为修一代之史而不取材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史书类型是史注

史注不是独创性的历史著作，而是对已有的史书进行研究、加工、或者为了方便读者而给史书注音释义;或者是以新发现的资料给史书纠谬匡正;或者评论史书内容，褒贬历史人物;或者给史书削繁就简，增补添加。这种工作可以上溯到《春秋》三传，据说《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就是注释《春秋》，的，是史注的鼻祖。

在《史记》、《汉书》相继问世后，很快就有人为这两书作注。到魏晋南北朝，史注大量发展，注家越来越多，并且也有因此出名，甚至其名声超越原作者的。如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梁刘昭的《后汉书注》，北魏哪道元的《水经注》。裴注三国和哪注水经，注文超过原书数倍、十数倍，所用功力极大，贡献不小。

搞史注的出发点可能是由于既想撰写史书而又怕以此招祸，因此就拿现成的史书来进行研究、加工，借以寄托情趣;也可能觉得某一部史书不够理想，因此就在它的基础上花费功夫，希望把它搞得更理想些，还有一种可能是嫌原来的史书古奥难懂，因而为之作注以广流传的。

这种工作在保存史料、传授音义、纠正谬误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所谓“开导后学，发明先义”，也还是有价值的。至于削繁就简，搞成“要传少”、“史钞”一类的书，作为史学启蒙用书，或供并非研究历史的人作消闲用，也还是可以的。如取舍不当，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据初步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史注有三十多种，约一千卷上下。

以上粗略地介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种史书类型，种数共约七百九十多种，卷数约一万零七百多卷，已经占到《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部书的绝大多数，这一时期的其他类型的史书也就所剩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