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黄侃（1886-1935）。

黄季刚先生（1886-1935），讳侃，湖北蕲春人，是辛亥革命元老，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先生身后，轶事流传甚广，真伪参半，颇有待发之覆。迩年以来，读季刚先生遗著及残存日记，有可为记述及辨正者。因不惮覼缕如次。

“八部书外皆狗屁”

季刚先生学识渊懿，博览载籍，于书无所不窥。但频年流传一句“八部书外皆狗屁”，人以为是季刚先生口吻，仿佛他学不过专门。我在不同场合，听人津津乐道，以为谈助，甚至连季刚先生的一些后世传人，对此也深信不疑。其始作俑者，不能不说与启明周二先生有关。他在《知堂回想录》一五六《北大感旧录》黄季刚一节中说：“当时在北大的章（太炎）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这里，明言咏“八部书外皆狗屁”的是“北大的章门的同学”，肯定不是季刚先生所言。关于八部书的名称也具体指称，因为季刚先生作《文心雕龙札记》，当时洛阳纸贵，今天看已是传世经典作品了。不能不加上去，那样就不是八部书，而是九部了。

关于传统典籍，季刚先生在《治小学门径·小学所须之书籍》里说：“吾国书籍之要者，不过廿馀部：《十三经》而外，益以《国语》《大戴记》为十五，言小学益以《说文》《广韵》为十七，言史益以《史记》《汉书》为十九，言诸子益以《荀子》《庄子》为二十一，言文学益以《文选》《文心雕龙》为二十三。”这是泛指“吾国书籍之要者”，若专治小学，主要书籍有“《尔雅》《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此十书中，以前六种为主，后四种为宾”。至于“辅助书籍”，那就更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了。详见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季刚先生少年孤露，中年穷困，晚岁粗安。先生《寄勤闲日记》1931年3月5日记：“戊辰（1928年）买书……约用三千三百元，己巳（1929年）用二千元有奇，庚午（1930年）用二千元有奇。三年来，买书几斥去八千元矣。旧有书亦当费千元有奇。寒士为此，宁非甚痴？”“痴”者何？先生《题所藏书目簿子上》诗云：“稚圭应记为傭日，昭裔难忘发愤时。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编者注：西汉匡衡，字稚圭，少家贫，与人佣作，后官至丞相。后蜀毋昭裔贫贱时，曾向人借《文选》，对方面有难色，昭裔发愤异日若显达就出资刻书）据先生《量守庐日记》，他最后买得之书为《道藏》，1935年9月14日，售者“言明价洋一千元，惟因缺少六本，书到先付九百元，俟缺少之书寻到再补一百元”。9月21日，《道藏》寄到，“先寄三册，启箱得千一百十一册，计全书千一百二十册，尚缺六册”。得书之日，距季刚先生10月8日因病去世，仅有十八天。

费万元买书，积“三万卷”，难道是一堆“狗屁”么？

要之，季刚先生读书治学，经学文学兼擅，尤邃于小学。虽有主次，而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他甚至还“看爱因斯坦学说”（《寄勤闲室日记》1933年9月25日），绝不是“八部书”所能范围的。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

手批白文《十三经》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月影印《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季刚先生之侄、经小学家黄耀先（焯）先生为作《前言》及《符识说明》。《前言》云“先生治经，持论平允，不存门户之见。凡有所疑，必广搜旁证，辗转求通，不轻改易本文”，“其学于名物、制度、文辞、义理，靡不兼综广揽。其持论，闳通严谨兼而有之。追比乾嘉学者，有戴震之闳通，而无其新奇；有惠栋之严谨，而无其支离琐碎之病。洵为一代巨儒”。又云：“本书底本为一九一四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先生之批校，约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零年进行，一九三二年又改正一遍。在此之前，尚有一部初校本，约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批校，一九三零年冬复阅改正。”季刚先生确实有两部《白文十三经》批校，但各有因缘，其实不必言“初校”。

季刚先生《六祝斋日记》卷一辛酉十二月十一日（1922年1月8日）记：“夜十一时许，规识《考工记》竟，丙午之冬，郑奠居松公府夹道，余诣其寓，见有商务印书馆印《十三经》白文，编为一厚册，喜其便于行箧，因携以归。其书本周介藩物，介藩以风疾死，书展转归奠。余既点读注、疏，因以墨校是本讹字，且断句豆，将以授两儿。然其书但据阮刻十三经为本，未遑斠覈，且有新讹。中间行旅忧虞，疾疢忘忽，因循六载，始获毕功（不依原次，故《周礼》居后）。夫离经辨志，童蒙之事，然且如此之难，况于熟之、解之、疏之、证之乎？国文且废，何有于经？是书也，或能永置巾箱，待皓首而致穷经之誉；或且藏之家巷，遗后嗣，以当满籝之诒；或札烂又脱，以饲蠹鱼；或为人藏弆而置屋壁。皆未可知也。冬炉夏箑，有时可忘；病榻寒檠，努力自策。聊书数语，用志辛勤。”此书原有者郑奠先生，是季刚先生弟子，本字介石，因“避总司令号，改字石君”（见季刚先生《读严辑全文日记》1928年6月5日）。日记中的“丙午之冬”，“丙午”为“丙辰”之误。以“因循六载”，六年前正是“丙辰”（1916年）。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卷末之题识。

季刚先生手批另一部《十三经》，黄耀老言“先生之批校，约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零年进行，一九三二年又改正一遍”。说“约”，是因为始批于1926年是推测。是书卷末有题识“奉诒伯夏弟为考入北京大学之纪念。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李宗裕”，伯夏是季刚先生长子念华之字，李宗裕是季刚先生弟子。黄念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次年8月15日以肺结核病卒。季刚先生对念华寄予厚望，故甚伤心。此书应是念华病卒后，归于季刚先生，先生遂加手批，也有寄托哀思之意，始批应在1927年或稍后。季刚先生1930年日记残缺，现存者没有发现批校完结的记录。此书正文前有季刚先生篆文题识“岁在壬申夏四月八日甲戌，禺中（将近午时）温全经讫，以避寇寄居京师正阳门外长巷四条胡同卅七号，蕲春黄侃季刚”。壬申是1932年，先生《避寇日记》是年5月13日（旧历四月初八）记：“禺中温礼经讫。至是，十三经俱温毕。自去年迻写刘履芬临诸家校本《经典释文》毕工后，即迻临昔年所圈点全经。虽逃难来燕，未敢无故辍业，岂曰好学，遣忧而已。”黄耀老说“一九三二年又改正一遍”即此。此年5月23日（旧历四月十八日）先生日记云：“暮，骆生请饭于玉华台，酒罢，郑生忽言及门人李宗裕以去年十二月瘵死。李往待亡儿念华有情谊，念华考入北京大学时，李赠以商务印书馆印《十三经》一册，即余见时日日所翻阅者也。何意此书赠者受者今皆逝矣。灯下展视经后李生题字，不禁泫然。”于是，先生复在书后李宗裕题字后书曰：“壬申四月十八日甲申，即新历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骆鸿凯请饮于锡拉胡同玉华台食肆。酒罢，乃言及门人李宗裕以肺疾亡于去年十二月，追念亡儿念华没，已五易岁名，死亦以瘵。此书赠者受者并归下里，尺波电谢，穷经亦欲何为？灯下泫然，聊记于此。黄侃。是日陪坐者郑奠，亦待亡儿有情者也。”

季刚先生为长子“锡以嘉名”，名念华，字伯夏，其意自不待言。先生《寄勤闲室日记》1933年2月20日记得第七子，“子命名曰念宁：一祝其他日师宁人先生之淑身淑世；二愿天下安宁；三不亡辽宁之事；四以示生于江宁也（小字师绛）”。顾炎武先生，原名绛，字宁人。季刚先生读书行事，每有深意存焉，于此可见一斑。

《联绵字典》卷首所载符定一像。

序《联绵字典》事始末

《联绵字典》，符定一撰。定一字宇澄，湖南衡山人。撰《联绵字典》，都四百三十万言。1910年创始，1940年完编，194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再版。其书有黄季刚、王树枏先生序。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35年10月10日记闻季刚先生逝世，曰：“余乡人某，著一《连绵词典》，手稿百数十册。季刚见之，惊其夥颐，赞许不容口。而竟不知其芜秽凌杂，绝无可取也。某曾以其书求序于章先生，先生以其太劣，拒之。此吴检斋亲闻之先生以告余者。先生之识力，季刚愧之远矣。”遇夫先生（编者注：杨树达字遇夫）关于季刚先生的叙述不是事实，杨亮先生《黄侃序〈联绵字典〉考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七辑），对于季刚先生作序表示理解之同情，但归结于符氏求季刚先生作序不果而转求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因命季刚先生代作，亦恐非情实。加之季刚先生《日记》新旧历并用，杨亮先生引用多误，不能不就此做些说明。

1932年2月4日，季刚先生避乱至北平；5月29日返回南京。其间日记命曰《避寇日记》。符定一即此期间与季刚先生交往。3月6日，“午赴宇澄、陈仲骧、林公铎三处招”，为始。3月7日，“宇澄来久谈，留其《联绵字典》稿于此”，“约后日九时诣之”；3月9日，“诣符宇澄饭，还其《联绵字典》样稿，留其序例”；3月22日，“宇澄来”，是日“听太炎师讲代议制改良之说”，“旋送师还永康胡同寓（与宇澄同往）”；3月25日，“观梅兰芳演洛神剧，宇澄同往”。交往可为频繁。其时，《联绵字典》属稿尚未完就，符氏留待季刚先生看的是“样稿”，且仅隔一日“还”之，未出一语以赞。当然没有也不会“惊其夥颐，赞许不容口”。推想，符氏宴请季刚先生时请其作序，所以季刚先生“留其序例”。此后，符氏即不断催促。3月28日，“得旭初快书（编者注：加急信件）……又宇澄催作序书”，季刚先生久未报。4月20日，“晨，宇澄来云，汤芗铭将军见访，顷之至，久谈，甚畅”，汤与季刚先生同乡，应是符氏邀以借重；5月5日，“宇澄书来，趣作其书序”；5月12日，“宇澄又趣作序”；5月13日，“覆宇澄书”，未及内容；次日，“宇澄补其《联绵字典》例二条”，想与此有关；5月21日，“得宇澄书，嘱审其书例，又促作序”；5月27日，季刚先生决定次日南行，“宇澄、衮甫来书，予未以行告”。至此，作序之事，经符氏四度催促，仍未成就。

季刚先生《寄勤闲室日记》1932年6月11日记：“奉太炎师十日发书，知于二号还于上海。先我行而后至也。令侃代作符宇澄书叙，容审思之。”杨亮先生因此以为符氏求季刚先生作序不成，因转求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因命季刚先生代作。其实，在北京时，符氏与太炎先生也多过从，请太炎先生作序，也属常情。太炎先生命季刚先生代作后，6月13日，“得符宇澄书，示以新增其书凡例一条。又催作序”。符氏仍在催促季刚先生作序。一书多序，本多有之。推符氏之意，如能得到章黄师弟为序，自能增重。经符氏反复催促，太炎先生有命，6月17日，“上先生书。与宇澄快书（内附润格）”；6月19日，“与宇澄书，寄以《联绵字典》序”；6月25日，“得宇澄书，内附润笔六十元”。此事遂告一段落。如杨亮先生所言，季刚先生是代太炎先生作序，就应署太炎先生名，事实当然不是如此。

应该说，季刚先生没有看到《联绵字典》全稿，故相当谨慎，一再迁延，作序也实属勉强。这可以稍作比较，季刚先生2月4日到京当晚，“夜出访汪荣宝”，荣宝字衮甫。2月9日，“夜赴衮甫招，以予为宾，众宾有胡适之、黄秋岳、孙子涵、夏蔚如、丁文江……共九人，畅谈。客散后，衮甫留观其《法言义疏》稿本，且令携还细看”。南还后，7月15日，“晨起阅报，忽见衮甫兄昨晨五时三十分在燕以心脏衰弱病告终，不禁泫然”；10月1日，作挽联；10月24日，“忽殷生至，持汪衮甫《法言义疏》初印样本来，传旭初语，嘱予为后序”；11月12日，“未明即醒，枕上撰成衮甫先生《法言义疏》后序，起振笔疾书，有文不加点之乐”。则别是一番光景。

综观《联绵字典》序文，季刚先生先引《荀子》之言，曰“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又曰“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以说明“华夏之语，单复兼行。单以立其本，复以广其用。故文字虽约少，可以达情，可以极物”之学理，以说明汉语单音节字和双音节词之关系。具体到《联绵字典》，谈到“排比整齐，以便寻觅”，三十年“曾无辍业”，“讫未假手于人”，本是实情；至于“世之览者，执符氏之书，以穷丽名之数，进窥苍雅杨许之学”（编者注：《仓颉篇》、《尔雅》、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俱为古字书），也只是说符氏之书可为寻检之资，能否“以穷”“进窥”，端在“世之览者”，也并非过分褒扬符氏之书。哪有遇夫先生所指责的“赞许不容口”呢？《联绵字典》在今天看来，自有其价值，不论有多少缺点，也不是遇夫先生所说“绝无可取”。其书梓行之前，有朱起凤先生撰《辞通》（1934，开明书店）。二书性质及优缺点也大体近似。《辞通》有章太炎、胡适、钱玄同、刘大白、林语堂、程宗伊、夏丏尊诸先生序。不知遇夫先生以为何如。此外，遇夫先生一直在北都，与符氏为同乡，亦近便，不知符氏为什么反复求之章黄，而不求之遇夫先生呢。

《黄侃日记》内页。

联句

浙江古籍出版社印行曹辛华先生编纂的《全民国词》第一辑，凡十五册。读第十一册黄季刚（侃）先生词，有《霜华腴》一阕，序谓：“重阳前一日，适值休沐，偕游北渚，用梦窗韵。”读次，颇想佳节前夕，“偕游”者谁人，“北渚”者何地？于是查《黄侃日记》，民国十八年（1929）夏历九月八日，“旭初、晓湘、辟疆、瞿安来，遂偕游后湖，携酒蟹以往，憩洲山茶社。久坐，对钟山岚色，北渚烟痕，荷凋柳黄，秋容凄懔，约连句填词一首，趁月而归。”因知“偕游”者四人：汪东先生字旭初，王易先生字晓湘，汪国垣先生字辟疆，吴梅先生字瞿安。他们和季刚先生同事，都是中央大学教授。“北渚”即南京后湖。此日，“极朋尊游赏之美”，《日记》记录了先生们“连句”所填的《霜华腴》一词：

素秋纵目，笑紫萸，明朝又满危冠（侃）。堤柳全疏，篱英初绽（红藕香残，白苹风劲），伤高念远先难（吴梅）。暮天侭宽，共放清歌酌花前（王易）。怅斜阳，渐落汀洲，断桥流水景荒寒（汪东）。 江国胜游堪记，奈才酬怨鴂，便听凉蝉（侃）。哀乐中年，阴晴芳候，还劳倦客题笺（吴梅）。再无画船，只败荷相望娟娟（汪国垣）。趁归途，賸有销凝，远山扶醉看（易）。

可见，这不是黄季刚先生一人的词作。“连句”多作“联句”，是合作诗词的一种方式，即两人和多人轮流，一人一句或两句，合而成篇。《全民国词》据《黄季刚词钞》录入，字句和《日记》略有不同。如“笑紫萸”作“算紫萸”；“伤高念远先难”作“应难”；“江国”作“京国”；“奈才酬怨鴂，便听凉蝉”作“记才酬怨鴂，更和凉蝉”；“阴晴芳候”作“阴晴尘世”；“只败荷相望娟娟”作“对败荷”。可能经过后来的修改。吴梅先生句先作“堤柳全疏，篱英初绽”，改作“红藕香残，白苹风劲”，想是当时写就后立即改写。季刚先生把原句和改句都记在《日记》里，推想原件应保存在先生手中。可惜这件珍贵的“文物”现在不知所在了。

当时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文学院教授，季刚先生和上述四位先生外，还有胡小石（光炜）、陈伯弢（汉章）、王伯沆（瀣）、胡翔冬（俊）诸先生，怀瑾握瑜，各抱利器。他们常于佳节暇日登高雅集，饮酒赋诗。季刚先生《日记》有不少记载，或分韵，或联句。可以想见风雅，只是今日恐已广陵散绝了。

国民党元老张继（1882-1947，字溥泉）。

对日事略

季刚先生清末曾留学、流亡日本，在东瀛参加同盟会，与日本渊源颇深。后见国事日非，遂淡出政治，一心治学。而近代以来，倭寇频频入侵，季刚先生和日本及日本人士之关系，也蒙上时代烙印。先生《寄勤闲室日记》1933年10月24日记：“夜甫欲寝，张继忽来，闯然而入，久谈不去。予前曾告彼有日本人治汉学者曾来谒予，彼遽以勿与日本人往还为词。且予偶有一日本人至，彼则云日日有来者。夫日本人诚可疾，然如以问学来，宁能逆诈，遂以为中诇？予虽愤时疾俗，亦岂能输情异邦之人，以议己国之事？昔者，头山满、犬养毅、宫崎寅藏之流，援助中国革命，不遗馀力。继躬与之周旋，宁不知其用心，而乃倚为石交？”又云：“今朋党纷纭，继方以目前富贵沾沾自喜，而师盗贼诬良之术，必将播散飞语，以为予交结倭奴，用心一何险狠！盖予于‘彼哉’之徒，疾之已甚，邦家幅裂如此，酒酣耳热，不免偶有愤言，既无术以加予罪，不得不设计构成。予立身用心，世人所共悉，岂畏曾参投杼之事乎？诱之以利不动，怵之以势不动，乃至萋菲以成文章，其手段亦可谓卑劣也已！愤极痛呵之，且揭发其隐衷，彼乃仓皇而去。予本感冒，藉此大声疾呼，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张继是“党国”元老，先生严斥，确实痛快。这里面的来龙去脉，从季刚先生《日记》里也可稍理端绪。

季刚先生《寄勤闲日记》1933年2月18日，记“日本吉川幸次郎（字善之，兵库神户人，狩野直喜弟子，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生，留学北京数年）来谒。其人华言颇娴，自言研治注、疏，因与久（下阙）”。2月22日，“吉川幸次郎来，留饭，并约瞿安，又赠以一诗。吉川为予书扇，录新宫铭”。吉川在《我的留学记》一书中有详细的记录；季刚先生去世后，吉川有《与潘景郑书》发表于《制言》1935年第5期，对季刚先生表示怀念。1933年4月10日，“倭人桥川时雄介其友木村英一（彼京都大学研究生）来，未见”；次日，“木村又来，不得已见之（旭初同见）”；1933年4月25日，“倭人寄其古纽研究来。今时何时，予岂屑与岛夷谈学乎”。此外，未见其他记录。何以张继有疑先生与日寇通款曲呢？在此之前，季刚先生忧愤日人侵迫，对当局或时事多次或经常表示讥讽、漫骂。1928年5月19日，先生日记及“时事：倭寇干预辽蒙，用兵济南，皆悬倭旗。无故易徽帜为白日，宜有今日。国亡在旦暮，而无奈何，求免于鲁连之讥，得乎”。5月21日，记“作《勉国人歌》一首”。此歌载于《量守庐诗钞》：

嗟我兄弟，邦人诸友兮，急起逐倭奴。前进有尺却无寸兮，存亡于此区。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寒心孤立兮，谁助予？神道不足凭兮，公理亦已诬。雪我失琉球以来之深耻兮，舍力战岂有他途？赫赫先圣在天临睨兮，嘉我众有若貔貙。行行各努力兮，一何壮乎！行行各努力兮，一何壮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先生《寄勤闲室日记》9月20日记“突闻十八夕十九晨辽东倭警，眦裂血沸，悲愤难宣”。是日，先生作《闻警》诗云：“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事变周年，先生又作《书愤》诗，句谓：“恸哭秋风又一年，谁令辽海陷腥膻？力微难挽沈渊日，劫尽真逢倚杵天。”1932年，淞沪会战，季刚先生虽避寇旧京，但关心国事。先生《避寇日记》2月21日记“读报，知我军大捷于上海，甚慰”，2月24日记“阅报，知我军连捷，杀倭子数千，洵快事也”，2月26日记“见晚报，差解忧怀”，3月2日记“闻上海我军退昆山之报，为之怆然不怿”。等等。

先生敢于议论国事。《寄勤闲室日记》1933年4月30日记“汪兆铭近有老话一篇登诸报。其警句曰‘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政府不是不和不战，而是抵抗与交涉并行。’应诘之曰：‘抵抗即难成交涉，交涉又何须抵抗？真抵抗即是战，真交涉即是和，政府欲避不战不和之名，而为且战且和之计，外不能欺强虏也，所欺未知为谁？有前死一尺，无后退一寸，愿以告言抵抗者；命之罔极，亦云亡矣，愿以告言交涉者。’”先生素有民族气节，但对当局也有清醒的认识。5月26日，先生记“当思谨言，彼丧权辱国于外，必且取威于内”。果如所料，张继之流还是以先生与日本学者偶有学术交往为借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生活点滴

黄季刚先生有登临之兴，口腹之欲，脾气颇坏，性情殊乖，其生活情状每为人所乐道或诟病。其实，使酒骂座，乃至吃喝嫖赌之事，他的《日记》里都如实记载，也可窥见时代风气，有异于今日者。这里，就几件不甚为人注意的事情略作说明。

先生极爱看戏。比如梅兰芳先生演出。先生《癸丑日记》1912年7月15日记在北京“始见梅兰芳，色艺当与贾璧云相等”；其后在上海，9月20日、27日，又看梅剧。11月10日，“梅郎戏极佳”；11月19日、24日连看梅剧。1932年，先生避寇至京，《避寇日记》记3月5日，4月8日，又看梅剧。1934年在南京，《量守庐日记》2月19日记“允诚约往励志社看梅兰芳演剧。歌声清远婉约，虽韩娥、謇姐不是过矣”。先生因作《别梅兰芳》诗云：“拂衣归去自由身，梦里犹憎九陌尘。引我空桑三宿感，梅郎毕竟是佳人。”

先生书法颇深，爱畜字画。比如徐悲鸿、齐白石所作。1932年，先生至京，《避寇日记》3月8日记“午诣玉华台，汤锡予招饮……坐间晤步曾、徐悲鸿及凌君，久谈”。3月12日，“遂乘其（溥泉）车至硕公处夕食，同座谢寿康、徐悲鸿、陈垣、杨仲子”。先生南还，《寄勤闲室日记》9月6日记“趋徐悲鸿家，承其当面画碧桃便面见贻”。便面者，扇面也。11日，“徐悲鸿夫妻来”。1934年，季刚先生《量守庐日记》记1月6日，在南京太平门内蓝家庄九华村西买宅基地一亩，3月22日新宅动工，6月14日验收，总费七千四百元，取陶渊明诗“量力守故辙”意，命曰“量守庐”，6月26日迁入。7月6日，“与旭初信，嘱作《量守庐图》并代求（太炎）先生撰记，书讫，装为横幅”。1935年4月2日，先生五十初度，“朱心佛来，送齐白石（璜）所画《量守庐图》，此最佳礼品也”。4月12日，“齐白石璜为作《量守庐图》（值五十元，朱心佛所送）装成，悬之客次”。不半年，先生遽归道山，此图今不知所在矣。

先生素爱麻将。日记记“手谈”多多。余作《徐行可与黄季刚》，谈及先生交游，“饮酒赋诗，甚至‘手谈’（赌戏，不过文士雅玩而已）”。有读者告以“手谈”谓围棋，余非不知，只是觉得季刚先生的“手谈”或尚别有所指。先生《六祝斋日记》1922年1月15日记“梅僧、孝先、蔚农来，手谈殊乐”，次日，“甫起，若夔即来；顷之，梅僧、孝先来，遂手谈至夜”，都是四人成局。4月26日，“孝先来欲手谈，乏人不能成局”，若是围棋，二人即可矣，何曰“乏人”？二人“手谈”，是为围棋；四人“手谈”，今据荀慧生先生《小留香馆日记》所记，当指麻将，亦称“看竹”或“竹戏”。季刚先生好赌，先生《日记》时时记之，常自责，又不能自戒。所与赌者，多名流，中央及金陵大学之同事教授常参与，亦可见一时之风尚也。

戴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