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个人意见不一，有人说作者四十岁成书，也有人说作者五十岁脱稿。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成功的优秀的作品，作者必然花费较长时期汲取提材、剪摘、布局，然后着手写作，决不可能不假思索，一挥而成。尤其像《聊斋志异》那样题材多样化、内容丰富文学加工精致的几十万言的短篇小说集，更需要一个长期的创作过程。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抄》中引述鄒弢的《三借廬笔谈》一段说；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与人。作此书时，每清晨，携一大磁甖，中聍苦茗，具谈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蘆襯 ，坐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至于语，搜其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其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分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成故笔法超绝。 这话显然是有意敷衍夸大的，不足征信。但指出作者博征广询民间传说，“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经过长期辛勤的脑力劳动才写出成《聊斋志异》一点却也不无事实根据。作者在本书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多”。这段话已简单扼要地说明题材来源和创作过程。

毫无疑问，作者撰写此书是大费经营，赵起杲在《聊斋志异例言》中所谓：“先生毕殚精力，始成是书”。完全是指的实际情况。 《聊斋志异》的开始创作，大约在顺治十七年庚子（一六六○）前后，那时作者十十岁左右。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谓：“文名藉藉诸生间，然入棘闈，辄见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决然舍去，而益肆力于古文辞„„而蕴结未尽，则又搜抉奇怪，著为《志异》一书”。可见作者开始写作聊斋志异是在屡次入棘闈失败之后，总该在二十岁以后。 成书年代约在康熙十八年已未（一六七九），亦即作者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他的自序是写于这一年春天的，而在通常情况下，序总是在脱稿后写的。这样推算，本书前后恰巧化了二十年的漫长岁月才写成。 应该指出，一六七九年写成的只是初稿，决非定稿；内容也只是一部分，而非全部。因为我们发现聊斋志异中有若干文字是写于一六七九年以后的，祝翁、狐梦两短篇中提到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一六八二）的事，花神一开始就点明：“癸亥岁，余馆于毕刺史公之绰然堂”。癸亥岁是康熙二十二年，亦即公元一六八三年， 离开作者写出序已四年之久了。 特别是韩方篇结束“异史氏曰”中，有“犹忆甲戌、 乙亥之间”一语，甲戌、乙亥正是康熙三十三、三十四年之间，也就早公元一六九四--一六九五年之间，离开写序的时间已在十五六年之后了。

《聊斋志异》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每一篇均自成一个独立故事，题材来源是多方面的，写作过程是漫长的，内容随时可修改，篇幅随时可增删，故作者完成大部分初稿后，当时主观上想告一段落或结束，因此写上一篇自序以自志创作动机和创作过程，但日后发现了新的题材，或有了新的感触，再增加几个独立的短篇（如《狐梦》、《祝翁》）或在旧文结尾加上一段感想和评论（如韩方后的“异史氏曰：”）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说一六七九年本书脱稿不过指其大概情形而已， 并不 说每篇文章都要在一六七九年前写成，此后不许有所增益。这原是十分明白的事，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或不可思议的地方。 《聊斋志异》虽然在一六七九年就基本上完成，但正式出版却在八九十年后。蒲立德书跋中谓：“初藏于家，无力梓行”，其后，“人竞傅写，远邇借求”，靠抄本流傅当然受到限制，不会很广。直到一七六五年，始有湖南王氏的刻本；次年即一七六年，浙江严州太守赵起杲又刊行新刻本，即青柯亭本。赵刻本在"弁言"中说明主要是根据闽中郑荔薌先生所藏原稿会印的。又在“例言”中指出： 是编向无刊本，诸家傅钞，各有点竄，其间字斟名酌，词旨简严者有之，然求其浩汗疏岩，有一种粗服乱头之致，往往不逮原本，兹刻悉仍原稿，庶几独得廬山之真。

是书傅钞既屡，别风淮雨，触处皆有，今悉加校正，其中文理不顺者，间为更定一二字。 卷中有单章双名，意味平浅者，删之计四十八条，从张本补入者凡一条。 赵氏虽然是以相当严肃负责的态度来从事这项工作，但已有不少地方凭个人主观加以取舍。“更定一二字”，“删之计四十八条”、“补入者凡二条”。删去的四十八条内容如何，已不可知。但我们可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