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印象·野史

向日葵味道是怎么样的。

看完了混沌武士，我还是不知道。不过说起向日葵，在前面的某集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情节：德川幕府时代，一位日本的画家，一心想往南蛮，学习更高层次的画技，然而在偷渡过程中被捉，遣送回了日本；然而，当时他的一幅画作——盛开向日葵的背景前，一位从和服中露出一个雪白臂膀的女人，遗落在了前往南蛮的船只上，并被带到了南蛮国——荷兰。日后，向日葵成为了荷兰一代画圣梵高作品中最为著名和极为常见的植物。

这段固然是戏说，然而作者戏说得极为冷静，正如人们无法考证这一段历史是否存在过一般，无人能够知道梵高是否真的得到过一幅画有向日葵的日本画，也无从知道得到后是否受到它的影响等等。混沌武士，每每用一种冷静的却又犹如狂言般的语调，诉说着一些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故事，让它像历史一般流淌在眼前，亦真亦假，无从分辨。

也正如，我们无法分辨我们所理解为“正史”的东西，是否真正如此发生过一般。历史总是由人撰写为人解读被人亵渎，它的存在永远只对当代人有效，对当时的人们是毫无价值的存在。

不管怎么样，那个情节发生在17世纪的日本；梵高的画作集中在19世纪末的欧洲。

现今，已经看完了混沌武士的全部26集，猛然想起这个情节，想起了梵高，想起了当时被忽略的一个更具有戏剧化的情节。情节中，那幅被带到了南蛮的画，出现在了梵高的一幅著名作品中。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十分肯定了这个细节，以此证明这一情节虽为“野史”却也可能是事实。

这幅著名的作品，正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的《美术》课本中的那幅《温森特的卧室》，梵高于1888年10月创作于阿尔。温森特，是梵高的名字，这幅作品所描绘的也就是梵高自己的卧室——可能我们不能记住画的名字，但是所有看到的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一张不大的单人床，橙色的，几乎占据了卧室的一半空间，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从窗子上看，看不出任何古朴的屋子，所有的陈设却是如此古朴，一如那张床板的曲线。印象更深的可能是，墙上、床上挂满了画作。

我翻开这幅画作，看了那段情节中，那幅日本画应该出现的那个位置，笑了。

完全，不是那幅画。

那幅画，是所有画幅中最为模糊的，但是又是最为清楚的。蓝色的画面，什么都没有，除了蓝色。什么都没有画，但是非常肯定地，不是那幅日本画。

这样的证据，类似的，或许已经成为正史的证据，虽然我们不曾知道，但是实际上，如果要颠覆它却是如此简单。可能混沌武士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也说不定。

尽管如此，用向日葵将日本，和梵高联系起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向日葵，知道这幅画作的人很多，一些记不住梵高名字的人，看到这幅画作，也至少能说出“有名的”三个字来。

但是不出意外，如果让他们看到梵高的《瓶中的十四朵向日葵》和《瓶中的十二朵向日葵》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应该差不多都是这样，尽管这两幅构图上来看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都是创作于1888年8月的阿尔。

除却梵高用的画法和笔墨的极度不同外，对比的时候至少很快能发现背景色、花瓶色的截然不同，就算是再不懂画作赏析的人——如同我——也能轻易看出这本是两幅画。然而，前者比后者却著名得多，可能是人们更喜欢画面充斥着虽更单一但明显更明亮的橙色的缘故吧，尽管《十四朵》中更多的向日葵已经凋零了花瓣，图留下褐色的花盘。

事实上，梵高的向日葵不仅仅《十四朵》和《十二朵》两幅，早在1887年秋日，梵高就画过两幅向日葵画作：《四朵向日葵》和《两朵向日葵》，作图地点是巴黎，而这两幅画作中，向日葵不是置放在花瓶中，而是横放在了桌子上。

哪怕除却这两幅作品，1889年1月，梵高笔下又有了《瓶中的十四朵向日葵》和《瓶中的十二朵向日葵》各一幅，如果不仔细看，可能发现这两幅与1888年8月作品几乎一模一样——至少从两瓶花的形状上来看，然而用色和风格上，却还是有了较明显的不同。

说到这里可能会让很多人一头雾水，梵高，究竟有几幅向日葵作品。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过的，至少有6幅，其中4幅极为相像，相像到任何一幅放到某个不熟悉梵高的人面前，他都会将其视作最著名的那幅作品——或许这也是为什么，那幅最著名的作品被命名为《向日葵》而不是《十四朵》、《十二朵》的原因，反正就是梵高的向日葵，几朵花，什么时候画的，或者简单的说哪一幅，不并那么重要。

其实，最著名的那幅，应该是1888年8月的《瓶中的十四朵向日葵》。然而，人们对梵高的向日葵的态度，其实就是一种迷信罢了，真正从中获得感动的人，是很少的吧。

说起来，这个责任未必应该全部推给喜欢迷信的后来人，画出如此想象作品的梵高本人，或许也难辞其咎。

梵高向来喜欢临摹画作，后两幅——1889年的两幅同名作品，是他临摹了自己的1888年画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对此，我没有做过任何考证，但是如果是静候向日葵自然生长而作出这样的作品，那么可能性近乎为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临摹，本来应该是复制的关系，但是在梵高来说，却将其自身的力量烘托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正如梵高自己对画作、画家的理解一般，真正能够感动人的作品上的每一笔，都是画家精神和意志的表现，而并非实物的存在，哪怕是再写真的写生画也一样。

所以，梵高在临摹自己的画作的时候，也能临摹出不同的味道，以至于曾经给我一种一瞬间错觉，就是1889年1月的向日葵，可能是相同的两瓶花，继续成长、继续凋零后的静物写生作品——不过这个错觉，在我对比后发现连叶子生长的细节轮廓都是一样的以后，才得以消除。

不过，梵高曾深受日本画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一定程度上并不一定为知道他名字和他最著名的几幅画作的人们所知。

之前说到了临摹，梵高曾经临摹过日本版画，而我看到过3幅，分别是《开放中的李花》、《雨中之桥》和一幅无名的版画。如同梵高临摹和其他名家的作品时，会融入自己的精神和意志一般，这3幅画作，唯一能够让人联想起日本画的，可能只是画边上的文字和画中穿着和服的仕女罢了。色彩和风格，已经被敲上了浓重的梵高的烙印。

特别是那幅无名的版画。

这幅从画面本身来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是最为著名的日本版画之一，因为我们常常能够见到它原作的复制品——是复制品不是临摹作品。画面呈竖长方形，画面正中，一位穿着绚烂和服的仕女，她侧背着观者，而面部也同时向观者半侧回看，她凌波微步向前行走，衣摆拖在地上，而途中的这一回眸已经成为了当年日本版画的经典形象。

3部日本版画的临摹作品全部是创作于1887年的9、10月间。

对于日本版画，梵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果谁的房间里没有挂日本版画，这就不成其为房间了。”而同时，梵高本人也极度崇拜日本画家的风格：“我羡慕日本画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每一样事物都是非常清晰的。他们的作品如呼吸一样单纯，他们以流畅的寥寥几笔来画人物。”

这一评价是极度到位的。一如我们现在能在日本料理店中看到的相扑画也好，或者极为著名的日本浮世绘也好，都是由连续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了人物形象，特别是脸庞的刻画属于极其简洁的，所有五官基本上都是一笔完成，毫不拖沓。

梵高的临摹仕女图中，和服则和日本画显现出了极度不同的风格，选用了浓重的色块却又有点粗枝大叶地勾勒，与日本和服本身的精细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对脸部的临摹是最为接近日本原画的，同样的寥寥数笔，同样的黑色线条白色脸庞，简单，清晰。

猛然惘然起来，自己怎么突然开始写梵高了呢。人们对梵高的理解是过于感性的，一如我一样，如果不是对荷兰有较深的感情，梵高对于我来说，可能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人”而已，虽然现在，也差不多。

从一段野史，谈到了向日葵，以及梵高和日本的关系——实在是奇怪得可以的文字思路。想起来，日本和荷兰两个国家另一个共同点在于，两国的传统鞋子都是木屐，不同的是日本的木屐是拖鞋形状，荷兰的拖鞋是船鞋形状——这点也常常被人忽略了，以至于大多人听到“木屐”两字想到的都是日本式拖鞋。

说起来，好事者不妨设计一个故事，类似于木屐飘洋过海，异地扎根，说不定多少年来，也会成为一段可以流传的野史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