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自出版以来，早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名著了。现在凡是要研究鸦片战争，大概是无法绕过茅教授树立的这个不低的标杆的。同样的，现在如果研究戊戌变法，依然无法绕过茅教授的新一个高度，这便是这本《戊戌变法史事考》。

和《天朝的崩溃》不同的是，《戊戌变法史事考》不是一个结构紧密的著作，而是多篇论文的结集。即便如此，各篇文字之间依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有些虽然只是就个别问题进行探讨，但正是这些细小的问题，冥冥中决定着变法的方向和前景。《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朝廷保守一派不满于翁同龢张桓荫等帝党专权，徐桐上奏要求让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入京，以图让其主持政务，削弱翁张等人的势力。由于真实的原因一直对张之洞保密，疑惧满腹的张先是以病拖延入京的时间，直到后来看出端倪，匆忙上路正在途中之时，沙市事件正好发生了。于是光绪帝又匆忙命令张赶回湖南处理善后事务。等事件平息，朝廷的实力布局已经完成，张之洞进京一事便不了了之了。茅教授在最后的结语中认为：“如非历史的偶然，戊戌维新很可能在他（张之洞）的主持或指导下展开。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我当然无法臆测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我已感到，由于他的机敏，很可能会避免戊戌政变的这一结局，那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倒退。”茅教授显然是对张之洞未能进京辅助国政很是惋惜。虽然他的结论中不无想当然的意味——假使张之洞能成功进入权力中心，以当时的权力格局来看，他也很难有什么出色的表现。这样的假设所涵盖的内容过于庞杂，其中依然有许多变数——但以张之洞个人的气质来说，至少可以在后党与帝党之间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在前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的无疑是恭亲王奕訢，自奕訢死后，两党之间的矛盾便成白热化的趋势，张之洞从中介入，多少能缓和矛盾，甚至可以避免八月初六的政变。当然，这些依然只是假设。

在书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一章。让人称道的是，作者先是系统地回顾和分析了前人先进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作了简单地评价。接下来按照时间的顺序，条分缕析地把政变前近十天的情况一一作了细致考证和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对于未能解决的，如“慈禧为什么八月初五决定将回颐和园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以及为什么于初六日亲政”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茅教授并没有牵强解释，而是作了阙疑。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很久以来坊间传说的，戊戌政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于是“戊戌六君子”的死袁世凯便必须负主要责任了。由于袁在之后声名狼藉，人们很自然地坚信他就是刽子手，他是用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茅教授显然支持黄彰健先生在《戊戌变法研究》中的看法，即在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之时，袁世凯的告密根本无法传到到宫内，也就是说政变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袁的告密。告密只是强化了政变本身并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波及。在今天看来，慈禧最后的反攻倒算几乎在变法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的，差别仅仅是发生的时间迟早而已。

中学历史教材中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时候往往把责任归咎在改良上。历史真实却恰恰相反。政变之所以在变法一百零三天之后爆发，问题就在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做法和态度太过激进。政治斗争说到底就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对于保守顽固如满清这样的政权，任何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和窥视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康有为等人在明知光绪权力有限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完全无视慈禧的存在。他们过分高调的举动一来更加激起旧有保守派的反抗，二来将原本处于中间摇摆状态的人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任何改革其实就是笼络权力者，形成自己坚固的利益集团。在牢笼的过程的起关键作用的往往就是处于中间的部分。这个群体势力最大人数最多，谁能尽可能多地争取到他们的支持，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很不幸的是，康有为等人还没等变法好好展开，就把大多数人得罪了，尤其是当时处于朝廷中枢的满人，强烈的民族情绪使得康有为们在一开始就拒绝和他们合作，并试图把他们排除在改革的范围之外。其实大多数人对于康有为等的变革不存在什么理想主义情怀。在官场混迹多年，他们早已经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能力，他们支持或者反对变法完全是围绕着最高权力展开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变法的一百多天里反对变法的奏折寥寥可数，绝大多数是那些效忠赞成变法的。

所谓革命，就是我活，但是你必须死。但改良不是，改良应该是我活，也得让别人活。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指向要把慈禧赶出权力中心，然后自己取而代之。这和改良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无怪乎保守派会在政变之后那么疯狂地搜捕康梁等人了。从具体主张分析，那些参与或者主持变法的人未必真的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素养。不说四位军机章京如何的缺少处理政务的经验，但就各地各部门稍具维新意识的官员的上书来说，几乎没有人真正对西方政治制度有深入研究。比如关于设立议会，他们只强调它有使上下信息通达，而毫不论及他的权力来源以及界限。少数或许是自我保护的谨慎态度，但大多数确是不知议会制度为何物，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名字罢了。所以茅教授对变法是为了施行“君主立宪”一说持的怀疑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的过程中日本对当时情形的观察和它在政变前后对权力中心的影响。为此，茅教授专门在最后一章《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中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整本书中，这一章也是最具有传奇性质的。尤其是日本和英国政府对梁启超和康有为的解救，实在可以拍一部可看性很强的电影。包括后来救援黄遵宪也是如此。在这一章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日本大隈重信政府对变法的理想主义情怀。首相大隈重信以及前任伊藤博文都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参与者，因此他们对维新的意义有着比常人更深沉的感受。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开始变法，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无意识中倾向于维新的一派。于是就有了当政变发动后，大隈重信在发往俄罗斯的情况通报中下意识地流露出对维新派的同情和对保守派的反感。与此同时对康梁等人的救援更是说明了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直到九月二十五日大隈内阁倒台，山县有朋内阁推行务实的外交政策，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才被一切以帝国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所取代。至于日人为何这么积极参与变法，作者最后引用一名德国记者的话说：

“对于中国的改革，日本人的意图也许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改革，因为他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日本人大概是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教员，正如欧洲人以前对于日本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个经过改革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挤出去。”

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近半个世纪之后的力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全面侵华与此便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了。

总之，正如朱维铮教授所说的，读过茅海建教授这本书之后，对于百年前的那一百多天的中发生的事基本有了轮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