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马伯庸以《三国机密》《风起陇西》《三国配角演义》等作品为创作实践，并在小说概念方面主动举起了“历史可能性小说”的大旗，已经过去了十来个年头。顾名思义，“历史可能性小说”是在历史与虚构的缝隙中，以小说的方式为小人物的命运留下一种可能。这种小说从卑微人物的命运入笔，一窥人物所处时代的某个截面，道出的是属于普通百姓的历史乃至其背后的史观。马伯庸最初是一位以想象力著称的作家，对于一个不太新的读者来说，那种最初看到一种崭新理念的感觉已经慢慢消散。而马伯庸近年来的作品如《两京十五日》，并非以想象力见长；《显微镜下的大明》则似乎偏离了“历史可能性小说”的创作，是一本严肃的历史作品。这些，都让人在精彩的阅读之余略微感到有些失望。

然而“大医”这个系列的诞生，却让我看到了“历史可能性小说”的一种新的探索方向；这种新的尝试和探索，是学院派的评论家们不太容易看到的。所以尽管我水平有限，却仍旧鼓起勇气，写下这篇评论。

“历史的可能性”，在《三国机密》中体现为帝王将相的传奇故事；在《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中体现为平民英雄的故事，这两种话语都有其合理性，但与庙堂叙事之间却没有构成直接的对话关系，充其量只是把“可能性”当作一种夹缝中的补充，小说有趣，但没有力。而“大医”系列中，我却看到了作者直撄其锋，做出了让任何“五四”主流话语的捍卫者不得不去面对的挑战。这种小说价值观与“五四”主流话语叙事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小说在情节冲突之外的另一重冲突，以强有力的价值主题创造了新的叙事空间。

一、以“乌合之众”冲击“文化空间”

《大医·破晓篇》中的“破晓”，指的是从晚清时期的黑夜走向黎明。故事发生在“五四”前夕，起笔就是日俄战争。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写“大医”，本身就是极具冒犯性的。任何熟悉现代史的人都知道，鲁迅于 1904 年到1906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这段时期恰好也就是日俄战争时期，而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鲁迅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这段经历，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的讲述是：“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几乎每个熟悉、了解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中，要改变的关键并非多病的身体，而是贫弱的灵魂，要当那个在快闷死的铁屋子里的觉醒者、要当扛起黑暗的闸门的人。

马伯庸偏偏挑了日俄战争这么一个时代去写医护从业者，而且还起名为“大医”，怎么看都是在故意和鲁迅唱反调。这次的“历史可能性”，不再仅仅是在大事件之间演绎情节，而是干脆对鲁迅提出的“弃医从文”的选择，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这是振聋发聩的，也关乎五四以来很多知识分子的爱与痛。

鲁迅为我们留下了阿Q、祥林嫂、闰土、孔乙己等令人耳熟能详的人物。这在文学史上是成功的，但其在文学上的成功，也恰恰是在疗救意义上的失败：我们今日仍旧能看到这些可怜的人的灵魂碎片，散落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深处。鲁迅自己生前就明白，一个被遗忘的鲁迅，才是成功的鲁迅，这也许就是文学家的宿命和悖论。

这种失败，其根源并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乌合之众，而恰恰是鲁迅自己。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话语，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摘出了人民群众的队伍。阿Q看不懂自己是阿Q，祥林嫂也看不懂自己是祥林嫂。闰土即使当面见到鲁迅，也丝毫体会不到他的任何伟大之处。所以说鲁迅那一代人，用自己的笔，构筑起了一个人民群众极难进入的文化空间，把知识分子置于隐身的、因而是绝对正确的位置。

这种情况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得到了打破。但当时的作家队伍并不成熟，尝试可以说是非常稚拙的。“山药蛋派”“白洋淀派”造成的影响力，从长远来看，很难与五四一代作家相抗衡。

那么，什么样的话语，是“乌合之众”能够听懂的呢？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马伯庸以其一贯的朴实刚健做出了回答：那就是生与死的语言。

比如下面这段：

“我问你，你想活下去吗？”姚英子问。“谁不想啊？”翠香怯怯道。“那就是了。你想活下去，是出于你自己的想法，不是任何人强加给你的，也没人能剥夺这个权利！”

这一段话从一个女大夫口中说出来，每个字都直指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真正的启蒙，不是先把一类人定义为“群虻”，再引领他们信奉某个圭臬；而是每个人都从自身的情况进行独立判断。

这种语言，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生与死也是象征了每个人基本权益的、最原始的语言。

这一次的“历史”让“可能性”锋芒毕露；真正的承袭就是反叛。

本文谨命名为“医者稗类”，反而是在揭示“大医”何以为大，向真正站在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致敬。

二、以“公路空间”冲击“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

对做文化研究及文学批评的人来说，“公共空间”是一个常用概念，大概指的是一个类似广场那样，是一个由多个视角、多重行为构建的具有主体间性的场域。但在文学批评领域并没有“公路空间”这个词，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源于马伯庸对《两京十五日》的定义“大明‘公路片’”。

公路片因为将故事主题或背景设定在公路上而得名，除此之外，这种电影与其他讲故事的电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单看这个概念，看不出它有什么被借鉴和承袭的价值。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篇文章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这次的《大医》描写的实体空间数次转移，又隐隐有成为公路片的趋势。我们不得不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样写有什么作用呢？

网络小说写作课程里面常常提到“小说世界观设定”。有些世界虽然有了非常详细的参数，但却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反之，像金庸的“江湖”，像在现代文学史上京派文学的“故乡”，并没有刻意设置太多东西；尤其是后者，在创作者众多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故乡”，却成为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想象性空间。

可见，小说所能触及的活的空间，并不是设定出来的，而是随着主人公用自己与小说其他人物及现象的交互性创造出来的。这就是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所说的“行动域(zone of action)”，“即可以容纳多个事件在同一地点发生，也可以包含同一事件连续经历的空间，它是事件发生的场所，但没有清晰的地理界线。”重要的并不是这个世界在哪里，重要的是，主人公面对的是哪些问题，在用什么行为逻辑在处理问题，正是主人公的这些行为，创造了一个个有鲜活价值观的世界。

回到“历史可能性小说”这个话题。一部以帝王将相的行为为线索的小说，主人公面对的问题可能是政治、军事、民生等宏大问题；一部以官员行为为线索的小说，主人公面对的有可能是微观权力的博弈。而像之前的“历史可能性小说”，主人公面对的问题，更像是一个驱动情节的活的景观，比如张小敬去拯救长安城，这个问题对于小说来说重要，但并没有重要的史观意义上的价值。这并不是说，帝王将相不会在小说中出现，比如，《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在进行一系列主动行为的时候，唐明皇和杨贵妃也会出场，但他们的露面仅仅是作为一种情节的道具。

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出“公路空间”的重要性何在。作为战争中中立方的“红十字会”，也是权力争夺的场域，承载了小说的宏观叙事，但同时也与主人公在民间的行为构成直接的对话关系。我们看过冒险小说，也看过官场小说，但是在主人公的探索之旅中，需要不断地与公权力等宏大价值进行道与术、心灵与力量的博弈，这是非常新颖的，也是《两京十五日》中开花，并在《大医》中结果的一种写法。在流动的空间中，主角真正面临的问题，也同时是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

文艺理论中有“情感真实”这个说法。意思是，事件可以是虚构的，但情感是真实的。套用这个说法，《大医》的事件也许是虚构的，但问题是真实的。

如此一来，历史可能性小说在问题层面成为了历史真实性小说；与其说小说位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倒不如说是两者的合一。

三、以抽象的“医疗空间”冲击具体的现实空间

本文并未在开头的部分对“空间”这个概念进行定义，这是写作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的大忌，，因此本文并非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而仅仅是抛砖引玉，征用理论工具探讨看待《大医》的视角。在这个部分，我们想要提及一个问题：本文中所说的“空间”，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物理空间。

追根溯源，“空间叙事理论”来源于语言的特性。如《隐喻与悖论：空问、空间形式与空问叙事学》中所说：

莱辛的空间形式指的是绘画、 雕塑等造型艺术中的视觉空间，具有广延性、体积、重量等属性。这种空间的特点是物体在空间中并列，而对这种空间的表现就要用同时并列的视觉符号。而弗兰克所谓的空间并不是这种视觉空间，也不是在文学中具有视觉效果的空间(如场景的描写)，而是指文学中各个意义单位从原来的语言和叙事顺序中解放出来，被同时性地并置在一处，以达到对作品理解的阅读过程。我们看到这两种空间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之所能被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有两个相似点：同时性与并置。

这显然是由于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共时性”概念与“历时性”概念为理论界所接受，叙事学中的时间与空间也成为21世纪的一个理论生长点。

对不读文学理论的人来说，语言可以是“共时性”的，这一点是反常识的。但这件事对于我们母语为汉语的人来说不难理解：一句的话顺序即使有个别颠倒，我们仍旧可以读懂其含义。

吴晓东教授说，卡尔维诺《隐形的都市》中“隐形”‘的说法很深刻，因为在大都市中，人们失去了方位感，你不再需要把握城市的全貌，而是从一个地点赶往另一个地点。

对于历史小说来说也是一样。当作者仅仅从历史边角的某个小人物切入，往往无法从一个连续的空间看见历史的全貌；而所谓能看见历史全貌的位置，又往往是史书中记载的官方话语，只是一种正确。带有普通人主观感受的另一种可能，都遗失在了历史的夹缝中。

加布里尔·左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提出两点：一是以非时序性和同时性编排的事物并不必然就是空间的，除非只是从纯粹隐喻的意义上来说；二是空间模式并不具有体积、广延性、三维等空间所具有的特点。

从隐喻的意义上，本文把文中提到的空间定义为，每次叙事时间暂停的时候，读者仍旧可以回去的地方。

战争年代，红十字会自身在价值观上的相对中立，让它能够为读者们争取到一个跳脱的观察历史的位置，从滚滚的时间长河中抽身出来。

被看见即是被救赎，发出声音才能走入存在。在五四话语中，构成“无物之阵”的沉默的大多数，在暂停的时间中，在红十字会提供的视点中成为了一种现实，走入了“可能性”的尽头。

综上所述，《大医·破晓篇》是一部有野心的佳作。对于一位作者来说，丰富的想象力只是上天的礼物，而野心勃勃的蓝图却需要辛勤的工作去填满。在“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概念去进行严肃探索，是非常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