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梅：先秦文献研究的新发现与新问题-米儿火

一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20世纪对于先秦文献研究来说，可谓是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时代。从世纪之初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开始，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各种载体的文字资料，时代涵盖了商至战国晚期、秦朝建立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为我们研究先秦文献的载体、形式、体例、内容和思想，以及以此作为史料来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大量的且最为直接的宝贵资料。可以这样说，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完全忽视新资料的先秦文献研究，已是不可想象的了。

进入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湖北荆门包山简、郭店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续问世，学术界迎来了所谓“简帛时代”。李零将简帛上的记载内容，分为档案(官、私文书)和典籍两大类别，而1993年后发现的几宗简牍材料，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中承载的内容，就属于先秦时代的典籍，类似后来经、史、子类的古书。

1993年l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804枚竹简。其中有字简730枚，1998年文物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荆门市博物馆编写的《郭店楚墓竹简》，其内容包括《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四》等十六篇。

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两批战国楚简，完整和残断的竹简共1697枚，已经整理编订为9本《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出版，其内容包括：《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乙)、《昔者君老》和《容成氏》、《周易》、《中弓》、《恒先》和《彭祖》、《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雕》、《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道》和《曹沫之陈》、《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天子建州》(甲、乙)、《武王践阼》、《郑子家丧》(甲、乙)、《君人者何必安哉》(甲、乙)、《凡物流形》(甲、乙)、《吴命》、《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鹠鹂》、《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于夫子》及《卜书》。

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是近期最为持续轰动的一批战国古书。根据多方报道，这批楚简是2008年7月15日入藏清华大学的，由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捐赠，自香港抢救回归。其总数为2388枚(包括残片)，形制多样。简长从10厘米至46厘米不等，较长简都有三道编绳，借以固定编绳的切口和部分编绳遗迹清晰可见。在少数简上还有所谓“朱丝栏”，即用红线划分的格线。简上文字大多书写精整，多数至今仍然清晰。自2010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三册，今后还将以每年一册的速度公布新的资料。据报道，其内容包含63种先秦书籍。已经公布的资料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滕》、《皇门》、《祭公》、《楚居》、《系年》、《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说命》、《赤鹄之集汤之屋》、《祝辞》和《良臣》。这些资料的公布，激发出先秦文献研究各方面持续研究的兴趣，除成果发布会外，自2011年6月召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每年都有多个学术研讨会与之相关，在西方汉学界也反应热烈。

此外，之前包山简、睡虎地秦简等其他简牍材料中也有部分书籍的内容。加之“汉初的竹简帛书种种佚籍，大多是自先秦幸存下来的书籍的抄本”，比如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的一批帛书。这些出土文献材料，同样属于战国简帛古书的范畴。

二

为什么战国简帛古书的发现，会不断制造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引发学术界如此大的研究热情?从考古学而言，简帛古书仅仅是众多出土资料的一种，但对于文献研究而言，书籍是承载人类思想和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如此众多的先秦古书被重新发现，而且是前人未见、未经改动的原貌!这首先意味着，我们能够因此了解到更多的古代思想、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从而更多地体会古人的思想世界、学术原貌，更新、丰富和扩展了我们的既有认识，当然也由此提出更多全新的问题。

比如我们以前只知道《老子》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而郭店楚简中另有一篇《太一生水》，也是关于宇宙生成模式的表述。其观点有与《老子》相合的部分，两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太一”一词不见于《老子》；《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模式和《老子》第42章的宇宙生成模式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太一生水》中的文风也显然跟《老子》不同。那么这一篇与郭店《老子》一道出土的文献，与《老子》是什么关系?两种宇宙生成模式又有何联系?……诸多问题，至今未能完全解决。

儒家是传统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但由于缺乏资料，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的许多情况都还是不甚了解的。比如以往我们只能从《论语》和《礼记》当中，略微了解孔子提出“诗教”的内容。上博简中发现的《孔子诗论》，则是之前传世文献中从未见过的孔子论《诗》的资料，对我们理解儒家“诗教”的缘起和发展有极高的价值，也使人们对“孔子是否删《诗》”的探究更加深入。清华简中也有与《诗经》相关的古佚诗，比如类似《周颂》的《周公之琴舞》和类似《大雅》的《芮良夫毖》。前者是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的乐诗，后者则是讥讽时政的政治诗。它们的发现，让我们对于《诗经》之外的西周诗乐传统有了更多的认识。又比如，以往我们只大略地知道，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可是先秦儒家在孔子之后如何具体地分化演变，又有怎样的思想发展?我们并不清楚。郭店简中出土了《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四》等儒家文献，学者们认为它们填补了从孔子到孟子这200年间的思想理论空白，这些文献让后人能够管窥孔孟之间先秦儒学的一个侧面。

我们以前不解战国时候燕王哙为什么会欣然接受禅让子之的建议?郭店简《唐虞之道》和上博简《容成氏》两篇文献都涉及到了“禅让”“尚贤”思想，可作为“禅让”说在战国前期盛行的一个例证。而它们二者的观念又并不完全相同，反映出战国时期“禅让”学说发展的不同脉络和复杂性。《容成氏》还列举了上古“授贤不授子”的许多帝王名号，其顺序和部分名号且不见于古籍，学者猜测很可能是“有别于炎黄古史传说体系的另一类古史传说，或者可以认为它是在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之前的未经整理加工的原生态的古史传说。”

以往我们认为，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反映的是各思想学派之间互相斗争、相互批判的状况。例如传世的《老子》第十九章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主张完全舍弃儒家所谓“圣”、“智”、“仁”、“义”。简文《老子》(甲)的开头却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为弃虑，民复孝慈”，并未将“圣”、“仁”与“义”此类儒家思想的关键词列入其中。这反映出早期儒道两家在思想上并不冲突?还是郭店简主人对《老子》思想的个人改造?是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的观念?还是摘抄者的一时笔误?……无论哪种观点，郭店《老子》的出土，都提醒我们，战国时期诸子思想之间的关系，也许远比我们之前了解的来得复杂。

战国简帛古书除了让今人对于战国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有更深体会之外，我们还看到，民间社会也自有应付日常生活吉凶祸福、各种鬼怪的种种实用技术方法。《汉书·艺文志》中专有“术数”“方技”两大图书分类，其下又分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许多小类。其中所列的书籍后世多不存，导致我们今天对于当时社会民俗信仰巫术这一块的理解，有很大空白。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湖北江陵九店楚简等多宗出土材料中都发现了《日书》，其主要内容是选择时日、占断吉凶，还包括一些趋吉避凶的风水法术，类似今人仍在使用的“黄历”之类的实用手册。马王堆帛书中又出土了《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对丰富我们对古代民间社会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又如清华简已公布的内容中还有与《诗经》内容相近的《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涉及商朝故事的《尹至》和《赤鹄之集汤之屋》，与楚国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的《楚居》，记载上古至春秋时期各代贤臣的《良臣》篇，和类似《竹书纪年》体例的编年体史书《系年》。这些已公布的经、史资料，对原有先秦文献研究是巨大的“原材料补充”。我们能够据此深入研究先秦历史方面的诸多课题：诸如伊尹的事迹，西周政治，楚王早期世系和迁徙路线，夏至战国的历史事件……等等。

综上所述，种种这些重见天日的先秦古书，对研究古代的哲学思想、历史文化以及古文献、古文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李学勤先生因此提出这些简帛古书具有“改写学术史”或“重写学术史”的重大意义。而这方面的价值和影响，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理解和消化。

三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基础和重要的方面，包括近期清华简在内的这些战国简帛古书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原汁原味”的早期书籍的原貌，让今人“对古书的创作、古书的构成、古书的阅读、古书的解释、古书的选取和淘汰、古书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使我们对于先秦文献的真实面貌有了耳目一新的认识。

以郭店简出土三种《老子》为例。三组抄写有《老子》文本的竹简形制不同，甲组39枚，竹简两端呈梯形，简长323厘米，编线2道，编线间距l3厘米，字数为千字略多；乙组18枚，竹简两端平齐，简长30.6厘米，编线2道，间距13厘米，字数约380字；丙组14枚，竹简两端平齐，简长26.5厘米，编线2道，间距l0.8厘米，字数为260字。从形制和字数上彼此有明显差异的三种版本，在个别用字、以及内容的分章和章序上与今本《老子》、以及之前发现的汉初马王堆帛书本《老子》也有较大区别。根据这样的现象，人们不仅发问：郭店的甲、乙、丙三种《老子》，哪一种更接近早期《老子》的原貌?它们中间有最早的全本《老子》吗?如果是不全的文本，那么它们属于《老子》的早期版本(即传抄本)、还是《老子》全文的部分摘抄(摘抄本)?它们与今本之间在文字、内容和次序方面的差异，反映出的是战国时期流行的《老子》的面貌，还是墓主人生前抄录时的个人的整理或改动?……

郭店简出土已20年，学界对郭店《老子》的研究虽已成果累累，但仍然有不少问题存在争论。尽管如此，大家对一个问题还是有了共同的认识，那就是：今本《老子》的成书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郭店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不过是这个成书过程中，我们现阶段通过考古新资料，仅能了解到的两个定点而已。《老子》在郭店楚墓下葬的战国晚期早段就已有比较成熟的文本形式；但文本的定型，到文帝年间(马王堆三号墓的下葬时代，帛书本的时代下限)还未完成。相比之下，尽管帛书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次序颠倒，但是从用字、内容和分章次序来说，要比简本更接近于今本《老子》。我们可以推测，从郭店简本到今本之间，经历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改造，包括具体文句的添加和改造、一章结构的重新调整，兼具对章序的编次和排定。经过如此整理和改造的文本，肯定已经不是《老子》最初的原貌，但却有着文辞间更圆通的逻辑关系，文句和篇章间更具有机联系，形式上更加整齐，从而成为更具“合理性”的文本得以广泛流传。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易》。马王堆帛书中的《周易》卦序与传世本不同：传世本卦序始于乾、坤，终于既济、未济，其次序与《易传》部分的《序卦传》所传达的世界观性质相符合；而帛书本则纯从形式出发，从乾卦开始，继以否卦、终于益卦，是将八卦的阴阳两组进行交错排列的产物。而且帛书本《易传》部分，虽然也包括了传世本中《系辞传》和《说卦传》的部分内容，但帛书本中占筮的内容更多，语言表达、篇章结构和次序也与传世本存在差异。此外，帛书本中还有例如《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篇、《缪和》、《昭力》之类，是不见于传世本《易传》的内容。这些信息都启发我们，《周易》这本重要的先秦典籍，在其成书过程中很可能存在与传世本不同的流传系统。

清华简有好几篇与《尚书》有关——《尚书》内容包括了尧、舜、禹、商汤、周文武、周公、召公等上古圣王先贤的诰命、文告、誓言等等，是现存传世文献中最早的上古历史文献汇编。它也是先秦传世典籍中文本最为复杂的一种，传说有百篇之多，经秦焚书和秦末战乱，到汉初就只剩下29篇，用当时的通行文字篆书／隶书书写下来，被称为“今文尚书”；汉景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旧宅中发现了为躲避秦火而隐藏的《尚书》文本，是用之前的战国文字书写的，比今文多出16篇，被称为“古文尚书”。但这两种文本，后来全都散佚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东晋豫章太守梅赜(枚颐)所献的58篇《古文尚书》，收录在《十三经注疏》当中。经过宋以来历代学者的不懈研究，证明这个版本并非真正的“古文尚书”，除了保存今文29篇之外的篇章，都是出于后人伪托，故称其为《伪古文尚书》。清代学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是这方面考证的集大成之作，解决了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

清华简中与《尚书》有关的内容，无疑为《尚书》文本的形成和流传课题，提供了最新的资料，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比如其中发现了可与传世本《尚书》相对照的《金滕》、《康诰》、《顾命》等篇，文句与传世本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我们由此可以进一步去探索这些篇章形成过程中的不同流传系统。

清华简中另有一篇《傅说之命》，其文辞见于先秦文献中多次引用过的《兑(说)命》，但却不见于汉代的“今文尚书”。伪《古文尚书》中也有《说命》三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对照，“除自先秦文献中摘辑的语句外全然不同”。清华简又有一篇《尹诰》，汉代学者郑玄注《礼记》时曾说：“《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伪《古文尚书》中也有《咸有一德》，却亦与清华简《尹诰》文辞相异。那么，清华简的《说命》、《尹诰》是真正古文《尚书》的佚篇吗?伪《古文尚书》与此相异，是否更加证实了在29篇之外的不可据信?

此外，清华简中还有《保训》、《耆夜》、《程寤》、《皇门》、《祭公》等此类与周初历史密切相关、文辞上与《尚书·周书》部分极为接近的篇章，其中《程寤》、《皇门》还见于今本《逸周书》。这些篇章是否是原属于百篇《尚书》中的佚篇?还是《尚书》和《逸周书》成书之前共同的“新鲜的原料”?如果是后者，《尚书》与《逸周书》在汇集上古文献时，它们的选编原则和范围又各是怎样的?而跳出《尚书》和《逸周书》的书籍范畴，当时是否存在大量相似体例的此类先秦文献?……

综上各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先秦经典，其成书情况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对于这些先秦古书年代的理解，应该分出古书“成书时代”和“思想形成时代”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是指该书文本最后形成、写定的年代，后者是指书中主要思想产生的时代。对于先秦古书来说，这两个年代并不一致，一般来说，思想形成年代要早于古书的成书年代。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一例可以证明这个观点，那就是儒家经典“三礼”之一的《礼记》。作为先秦儒家论“礼”笔记和论文的合集，其最终整理成书是由汉初的戴德、戴圣叔侄完成的，一为《大戴礼记》、一为《礼记》。而现在先秦古书的大量发现，让我们看到这并不是孤例。

思想形成年代与成书年代的差异表明，先秦古书从思想形成到文本定型，还存在时间不短的成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被广泛知晓，同好者抄录并加以整理改造，各种意见、方案流传开来，很可能同时存在好几个传流系统。我们今天所见传世的典籍文本，经过了历史的“淘汰和选择”，可能是当时较为完善的本子，也可能只是当年多个传流的版本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秦古书并不只有一个作者，也许成于众手，也许是由后世某一人最终写定。在这个最初文本得到不断整理和改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掺入后人的思想与文字内容。从这个角度审视先秦的著作，我们发现，它们的性质恐怕更接近于后世的文集，即使书籍有所谓题名的“作者”，这个“作者”与其说是笔述者、文字的写定者，不如说是思想的发明者。那些题名某子的著作，将其看作某子之学的集合，恐怕更为合适。

我们还要看到，我们今天所见的传世古书，在先秦时期，很可能都是单篇流传的，直到战国晚期甚至汉代才被后人汇集成书。比如《缁衣》，现在就至少发现了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简三个不同的战国时期版本，最迟在汉代的时候，这篇文献才被收入《礼记》。上博简中也有诸如《武王践阼》，内容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相合。郭店简中的《五行》篇，又见于马王堆帛书。因为当时曾经有过文本单篇流传的过程，所以我们对于后世经过整理改造形成的古书，甚至应该继续区分出“篇成年代”和“书成年代”的差异。进一步地，我们在讨论某部先秦古书的时候，研究的“单位”不应该首先是“书”，而应该是“篇”，因为“篇”的形成和写定，早于“成书”。

先秦时期“篇”与“书”的关系又是如何?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立足于传世文献，自然会思考：传世典籍在选择“篇”的时候，究竟采用了怎样的编选原则和范围?另一角度来看，这么多种简帛书籍，必须承认，其内容大大超出了传世文献所能容纳。它们当时是如何存在、流传和被选择的?已有学者根据睡虎地秦简、郭店简、上博简等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先秦“‘语’类文献”的概念，跳脱出类似《论语》、《国语》、《春秋事语》、《孔子家语》等传世典籍的范畴，直接以先秦格言类、对话类、事语类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另有学者在研究清华简的时候，提出了“‘书’类文献”的概念，即“《书》是一种书面作品的形式，是所有宣称为先王演讲的即时记录的文本”，将研究视野直接对准先秦以此形式记录并流传的文献。以出土文献内容和体例所呈现的类别作为研究对象，在此视角下恐怕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先秦文献形成和流传的各种情况。

这些简帛书籍实物的发现，对原有的文献研究方法同样带来了新的反思契机。一个是对古书的时代的理解。以往学者常以作者的时代与书籍思想内容或文辞的时代特征不符，作为判定“伪书”的标准。而我们现在了解到先秦古书成书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经历多人多次的整理和改造，会掺入后人的思想和文字内容，那么，能否以其中出现非早期的内容，而全面否定其作为早期著作的性质?另一个，先秦古书在最后写定之前，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成书过程当中。能否简单地认为现在发现的简帛本就是最好、最接近作者原义的版本?恐怕也不行，因为这些简帛本并非作者的“原稿本”，只是传抄本，甚至摘抄本之一，反映的仅仅是文本形成过程中众多流传系统的某一片段，在以此讨论典籍的文本体例、思想内容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中可能存在的偶然性和非典型性。

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战国简帛古书正在更新和改变原有先秦文献研究的对象、课题和研究方法，简帛学正在成为“简帛时代”最重要的学问之一。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关注新问题，跟踪新潮流，同时也需要对新材料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确保新材料的真实性，充分了解新材料的性质、优势和局限，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新材料，参与到“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当中去。

注：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