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几个基本概念，即什么是古文尚书，什么是今文尚书，什么是伪古文尚书，什么是通行本尚书。

泛泛地说古文尚书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如果掰开来说可以分为战国古文尚书、孔壁本古文尚书、杜林本古文尚书等等。

战国古文尚书是泛指战国时期的《尚书》古本，由于《尚书》大部分内容都是战国时期定稿，所以这一时期的古文尚书理论上为《尚书》的祖本。理论上，《书序》中所罗列的《尚书》篇目即《尚书》原始本的总和，战国古文尚书理论上包含所有篇目。由于战国古文尚书自从秦朝焚书之后即告失传，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战国古文尚书的原始形态是什么样的，而残存于先秦古籍的文字十分零散，而且存在校勘难题，并不能恢复多少篇章。现在我们所说的战国古文尚书一般是指从先秦古典文献中摘抄出来的《尚书》或疑似《尚书》的文句。这些文字有些与今天所见到的通行本《尚书》相似，有些则是通行本《尚书》没有的文句。我们假定这些出自先秦文献中的《尚书》文句都是出自一个版本，即为战国古文尚书。所失传的部分，假定存在于此版本中。简而言之，战国古文尚书可以假定为第一古本。先秦文献中残存《尚书》文字都归于战国古文尚书。

孔壁本古文尚书是汉代的重大发现之一。这里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鲁共王，此人是汉景帝之子刘余，公元前154年册封为鲁王，前129年去世，谥号为“共（恭）”。他在位期间因为喜欢营造宫殿，结果破坏了孔子家族的老宅，从墙壁夹缝里起出大量战国古文竹简，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尚书》内容。据说当时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出面收集整理了这批竹简，并且把“科斗（蝌蚪）文（战国古文）”转写成隶书体（隶古定），与同行的隶书体（今文）有所不同，所以称为古文。这件事在经过后世传承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信息偏差，比如《汉书艺文志》把鲁共王坏孔子宅之事说成是武帝末年发生，实际上那时候鲁共王早死了。而《史记》等书中关于孔安国的年龄语焉不详，不能确定他与孔壁古文之间的关系。于是有些人干脆就说所谓鲁共王坏孔子宅取出古文这件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我认为孔壁古文是存在的，其发现时间应该以鲁共王当鲁王这段时间为准，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的时间基本重合。根据王国维考证，鲁共王去世前后，孔安国为博士，这一时期孔壁古文属于孔家的所有物，并未列于官学。

日本所藏隋刘炫撰《孝经述议》残卷，引《史记·孔子世家》：“孔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免，卒。”

今本《史记》作“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

两本比较，前者作“免”，后者作“蚤（早）”一字之差，意义有点偏差。

《孔子家语》孔衍后序：“子国由博士为临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如果我们相信刘歆与《孔子家语》孔衍后序中的说法，可以得知，孔安国长期收藏孔壁古文的原件并且进行整理校勘，一直到公元前99年左右才准备献给朝廷，不凑巧赶上巫蛊之乱，朝廷一片混乱，孔壁古文可能只是收归秘府，未受重视。直到西汉末年刘歆再把孔壁古文中的内容抬出来，争取列入官学的资格。由于孔壁古文长时间没人得见，而列入官学的今文派有门户之见，对古文经学有所诋毁。又赶上王莽篡位，后来兵乱四起，汉朝官方收藏的书籍大量损毁。孔壁古文自此泯灭。

孔壁古文尚书如果是真实存在的，其版本可以视为战国古文尚书的一个子版本。但篇目并不是完整的，存在大量缺失，但是比今文尚书多了一部分篇目。这一部分多出来的篇目，成为后来伪古文尚书扰乱视听的根源所在。

杜林本古文尚书，据说东汉时期杜林在西州发现一卷漆书尚书一卷，在东汉时期有所流传。不过到了东汉末期又遭失传。残存文字不多，无法查看全貌。但是从传世资料介绍来看，其篇目与今文尚书基本相同。只不过加了一篇来历不明的《太誓》，凑成二十九篇。这个所谓的杜林本古文尚书可能只是今文尚书的一个子版本。

除此之外，三国曹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曾经刻了一套《正始石经》，因为碑文使用蝌蚪文、小篆、隶书三种文字对照刻出，又称三体石经。其中包括《尚书》内容。可惜的是这批石经遭到损毁，只有残片存世。从残余的《尚书》部分来看，与今文尚书文字略有出入，但篇目没有超出今文尚书。所谓蝌蚪文只是三国时期人们对战国古文的一种想象，并不完全是原始文件的抄录。所以《正始石经》所依据的《尚书》底本到底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今文尚书是指汉文帝时期，晁错从秦博士伏生那里抄录来的《尚书》篇章。由于当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垂垂老矣，口齿不清。所幸伏生已经将尚书之学传授给女儿，通过她，才抄录整理了二十八篇文字，其余篇目则无法保留。《尚书》文字难读，仅仅靠背诵是很难记忆清楚的。所以伏生家当年应该也藏有一部分早期的竹简底稿，躲避了秦火之难，只是有些散乱，需要有精通《尚书》学的人进行整理而已。所以后来今文尚书与孔壁古文尚书中相同的篇目比较的时候，虽有个别字句出入，甚至有脱简现象，但总体内容差异并不大。今文尚书的篇目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二十八篇文章，成为后世流传《尚书》的核心篇目。无论所谓今文、古文尚书，都包含这些篇目的文字内容。

东汉灵帝熹平时期，蔡邕主持下凿刻儒家经典，称为熹平石经。其中所用《尚书》的底本即为较为纯粹的今文尚书，而且还在附注里罗列了诸家异本之别。可惜这套石经也和三体石经遭到毁坏，我们只能从残片中了解到今文尚书的一点点原貌。

今文尚书整理时间比孔壁古文尚书要早，而且获得了官学的地位，包括孔安国在内的人所学的尚书实际上都是今文尚书。孔安国是倪宽的授业恩师，而倪宽主修就是《尚书》，此时孔壁古文尚书只是孔安国的家藏秘籍，不应该作为教科书。所以说孔安国给倪宽讲授的时候主要还是今文尚书。而他在整理孔壁古文尚书的时候，肯定也是参考了今文尚书才能对比辨识战国古文。

有个比较明显的证据说明这个问题。《尚书》中经常出现所谓“宁王”、“宁人”这样的词汇。在《大诰》篇中比较明显。后世经常望文生义，把“宁”理解为“安宁”之类的意思。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字，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文王”、“文人”，前者指周文王，后者可以指周文王，也可以泛指祖先。王莽曾经让人模仿《大诰》写了一篇诰文，居然有“用宁帝室”、“宁人”这样的表述。要知道王莽所用的《大诰》底本应该是经过刘歆推荐的孔壁古文尚书，说明底本依然是“宁王”、“宁人”，可见孔壁古文尚书的校勘依然是参考了今文尚书的。

下面就是要介绍一下干扰后世长达千年之久的伪古文尚书。

伪古文尚书的彰显得益于东晋时豫章内史梅颐（又写作梅赜或枚颐）的献上。由于之前西晋灭亡，图籍散乱，东晋王朝好容易站稳脚跟，打算收集散失的文献。于是这套号称五十八篇的古文尚书就这样进入了朝廷的视野。从史料记载来看，梅颐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规矩的学者，不会轻易伪造尚书，他所献的尚书确实是得到传授而来，换句话说，他所献上的尚书早已经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虞书》大题下曰：“《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非今本《晋书》）

影宋刊本《太平御览》卷609引《尚书正义》：“……《古文尚书》，……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于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汝南梅颐奏上，始列于学官，此则古文也。”

梅颐的《尚书》老师是臧曹，臧曹的老师是梁柳，梁柳是皇甫谧的外弟，也见过这部书。梁柳的老师是苏愉，苏愉的老师是郑冲。

这个郑冲是三国到西晋时期的大臣，纯粹靠儒家学说为官，并无其他才干，只是靠生活作风清廉维持基本名誉而已。一直混到能给高贵乡公曹髦讲学，位列三公，相当于宰相级别，西晋建立之后，他不直接干政，充当政府礼仪法律顾问，也算是过得逍遥快活。史书中曾经记载了曹髦与司马氏的同党王肃之间围绕《尚书 尧典》中的注释含义发生过争论。王肃之学与贾逵、马融属于一脉，曾经被学者怀疑为《古文尚书》的伪造者，其实并无实际证据。而郑冲出身寒微，没有什么明显的师承。自他传授的《古文尚书》底本来自何方，就不得不值得怀疑了。

这五十八篇是怎么出来的呢？首先是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基础上进行拆分，内容几乎不变，变成三十三篇，再另外补充二十五篇今文尚书中完全没有的篇章内容，于是五十八篇文章就出来了。

所谓二十八篇拆分为三十三篇，是将《尧典》一篇割裂为《尧典》、《舜典》两篇；《皋陶谟》一篇割裂为《皋陶谟》、《益稷》两篇；《盘庚》一篇拆成上中下三篇；《顾命》一篇割裂为《顾命》和《康王之诰》两篇。这样一来就多出来五篇文章。

割裂《尚书》篇章凑数，早在汉代就有人这么玩过。好处在于因为文字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如果只是单纯阅读文字内容，根本无法判断是否是伪书，这也算是一种最原始的诡计。而多出来的二十五篇内容就值得玩味了。

伪古文尚书中多出来的二十五篇分别为：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

太甲（拆分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拆分上中下）、泰誓（拆分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

这些篇目的名称都是来源于《书序》，仅仅从标题上看不出什么玄机。如果没有其他阅读经验的人，单纯阅读文字内容，似乎也无法察觉到多少问题。但是对于了解《尚书》流传过程的人来说，就比较敏感了。我在前面提到，战国古文尚书是以片段的形式散见与各种先秦文献。有些引述文字标注了小标题，有的干脆就是《书》曰，并无篇目。而伪古文尚书中多出来的篇目内容有很多与那些先秦文献引用的《尚书》类文字很像。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就是，这些多出来的篇目确实是战国古文，自古流传。所以文字内容相似并不奇怪。这也是《古文〈尚书〉非“伪作”》作者所预先相信的逻辑，恰入伪造者设定好的逻辑圈套之中。

我们可以说伪造者的心机是比较深的，不仅系统收集了先秦文献中与《尚书》有关的引述文字资料，而且还试图巧妙地与伪造的文章内容融为一体。有些人主张用词频等手段来检测伪古文尚书用语的可靠性，借此判断真伪，虽然运用了所谓高科技手段，但思维方式依然是陷入造假者设定的圈套中而不自知。

伪造者的另一个套路是用了所谓的“隶古定”来书写这套《尚书》，前面介绍了所谓“隶古定”就是一种用隶书的笔法来书写蝌蚪文，借以保留古文献的原貌。现在的古文字学者在书写先秦青铜器或竹简文字的原文的时候，也用楷化的笔法来进行第一层释文，也是为了更多保留古文字原貌，是为严式释文。在此基础上再用通行的繁体或简化字释文，是为宽式释文。当然伪造的《尚书》本身不存在什么隶古定的文字，而是刻意用一种怪体字去替换已经今文化的文本。类似于伪造古器物的做旧。

与伪古文尚书正文配套的，还有伪造的孔安国注释。用于证明这套“古文尚书”乃是出自孔壁古文，这样就给伪古文尚书安排了一个“合理”的出处。经过这一番处理，再长期秘而不宣，私下流传一段时间，直到大部分当时的儒学者，特别是《尚书》学的传人凋零之时，浮出水面，基本上躲过了当时大部分学者的辨伪，明目张胆地登堂入室了。

这套伪造技法在当时堪称高明，后世伪造古书也多有模仿此套路行事。比如所谓今本《竹书纪年》就是走了在辑录佚文的基础上造假。但是只要各种文献没有彻底失传，伪造的文献还是会露出若干马脚。

伪古文尚书虽然吸收了很多先秦古籍中引述《尚书》的文字片段。恰恰是这些文字，可以证明伪古文尚书是伪造。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战国古文尚书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集合体。其中包含的篇目，如果按照《书序》来算，不下百篇。但实际上战国古文尚书的篇目不仅限于《书序》。或者换一种说法，《书序》所含百篇的标题本身也比较可疑，只有部分篇目为可信的战国古文尚书。而除此之外，战国古文尚书还会包含一些连《书序》本身都没有包含的篇目。先秦文献所引述的《书》绝不仅限于《书序》篇目。而这些引文却不偏不倚地集中出现在伪古文尚书多出来的二十五篇之中，岂不是最大的破绽？

战国古文尚书还有另外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流传子版本，那就是《逸周书》中的部分篇目，清华简中也发现数篇《逸周书》的文字，说明《尚书》与《逸周书》作为战国文献是相伴相生的，只是后来割裂成不同的两部书，《尚书》成为儒家正典，受到国家级待遇，《逸周书》只能沦为课外闲书，一般不会作为经典来阅读。《逸周书》有《世俘》一篇，经顾颉刚考证，实际上就是孔壁古文尚书的《武成》一篇，只不过是改了个标题名字。《汉书》中引用了一部分孔壁古文尚书的《武成》的文字。伪古文尚书《武成》篇并未照单全收，而是改了一部分。《世俘》的文字篇幅更长，其中与《汉书》引用文字相似更多。伪古文尚书《武成》与《世俘》之间文字的总体差异则是非常之大。

据说梅颐在献上这套古文尚书的时候，已经丢了孔安国注《舜典》一篇，于是就用王肃的注释代替。到了南朝萧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年），一个叫姚方兴的人说自己在大航头书肆弄到一部《舜典》，其实还是割裂《尧典》的篇章，在开头加了二十八个字，要求用来补全梅颐所献孔注的缺失，但被人指出是伪作，未能补入。一直到了隋朝，才把姚方兴献上的孔注《舜典》给编入其中，凑成完整的孔注本《古文尚书》。自此，这套书在民间广为传抄。不同的人喜好不同，有人好古，抄录时不仅保留原本的怪字，而且还有随手添加的新怪字。有人嫌怪字抄写麻烦，于是随手改为通行文字。使得这一时期的尚书抄本五花八门。但源头都是伪古文尚书，抄得再热闹也改变不了性质。随着大一统王朝对儒家学说的重视，伪古文尚书也逐渐成为不可随意改动的经典。唐玄宗时期为了规范儒家经典的用字，命卫包负责将伪古文尚书中的用字都改为通用的楷体字，史称“卫包改字”。到了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刻成一套石经，称为开成石经，伪古文尚书的用字基本上完全确定，成为官方推广的标准版本。后世通行版尚书的标准源头即在于此。

伪古文尚书到了清代康熙年间阎若璩的炮轰下彻底失去权威性，现在一般只承认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文章属于传承相对可靠的尚书，而伪古文尚书中多出来的二十五篇为伪作。我们现在一般说伪古文尚书的时候，是不包含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

目前清华简的发现，是检验《尚书》版本的一个好机会。

《金縢》属于今文尚书包含的篇目，《古文〈尚书〉非“伪作”》作者花了一定篇幅罗列清华简版的《金縢》与通行版《金縢》的文字差异，没有什么太多意义。因为学术界自古就承认《金縢》是传承有序的文献。

《说命》三篇是属于伪古文尚书多出来的二十五篇中的三篇。由于《国语 楚语》中化用了古本《说命》的文字。给了伪古文尚书伪造《 说命》三篇很好的模版。所以《国语 楚语》引文与伪古文尚书《说命》文字看上去相似并不奇怪。传世《礼记》引用《说命》文字释文不太准确，伪古文尚书《说命》照抄，显然是以讹传讹。

当然先秦文献中有些标注出自《兑（说）命》的文字，在清华简《傅说之命》中并没有出现。比如“斆学半”、“念终始典于学”，伪古文尚书《说命》很鸡贼地把这两句揉进去了。这似乎表明《傅说之命》原始本或许不止三篇，依然有其他异本。但这个问题与伪古文尚书《说命》三篇无关了。

《咸有一德》也是伪古文尚书多出来的篇目。与清华简《尹诰》文字差异很大。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用了一段《礼记》中的引文作为掩饰。其文气明显与先秦文献有差异，这个是掩饰不了的。把伪古文尚书中这些破绽归结为孔子的整理，并不是一个好理由。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