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华

一

带路者指着远处灰蒙蒙的山影说：“瞧!瞧!不远了，不远了，就在那个山头上。”

于是，我们拖着皮鞋，喘着粗气，攒劲往高山上爬行。风愈大，天愈冷，道路愈难行，四野的空气愈清爽新鲜。我们已经不知道城市在何方。

这是戌戍年正月初四，我们一家三口在茅洞桥拜年，听舅舅说知道镐大人全彰镐的墓地在哪里，且又是我的母系全氏先辈，于是萌发了前去拜谒的念头。舅舅一听我们有此闲情用心，乐得凑趣助兴，陪同着驱车来到十几里外的八石村。途中所见人物皆着时尚新装，大屋小冲不时响起迎送客人的鞭炮声。山峦叠嶂，层林尽染，偶有几枝腊梅探头探脑，想起南宋诗人李曾伯描写衡阳道间所见：“雨后春寒冽，山前夕照斜。身犹寻垒燕，声杂宿林鸦。过岭尚十里，隔村能几家。毋嫌茅店恶，窗下有梅花。”

八石村部所在地，八石完小也在这儿，早先是镐大人的屋场增福堂。昔日飞檐斗拱的华堂豪宅，二十多年前被全部拆毁平整为操场。这儿海拔114米，比茅市镇上高出26米，但在乡民的言谈中，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镐大人生长于斯，归葬于兹，出生地是山后一里多路的文吉皁(音zào，山凹之意)，安息处是塘前远处的官家岭，可见其对故园山水的千般挚爱。

村主任名叫全春香，四十多岁年纪，一望而知是个能干婆。听明来意，兴高采烈，赶紧让人找来全氏五修七摊家乘。

综合后来查找到的各种资料，得以勾勒出镐大人的基本面貌。谱名全彰镐，官名全祖凯，字文林，别号翊臣，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壬辰九月十六日，殁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正月十六日，历经宣宗、文宗、穆宗、德宗四朝，享寿66岁。早年投奔湘西田兴恕部，后为晚清重臣李鸿章部属，曾受到光绪皇帝陛见，与曾国藩、左宗棠、骆秉章、刘长佑、劳崇光、张亮基、沈宏富、刘昭岳、岑毓英、丁汝昌、张之洞等当世一流人物皆有过从。转战边关海防三十余年，屡有战功殊勋，历授贵州镇远、云南昭通、腾越、山东兖州四镇总兵，赏加刚勇雄勇骧勇叶普铿额巴图鲁名号，附带军功加三级，议叙一等军功加三级，纪录十次，钦敕花翎记名提督，诰授振威将军(从一品)。

巴图鲁是满语“英雄”和“勇士”的译音，明朝时女真人始用此称号，后成为清廷赏赐有战功之人的封号。就我所知，清季衡阳人赏加巴图鲁勇号者，最初是衡阳渣江彭玉麟，先为湘军水师提督，官至兵部尚书，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湘军四大领袖;再就是茅洞桥泉水江段起“(同治)二年，克鄱阳、彭泽，给瑚松额巴图鲁名号”;还有耒阳坪田村曾官乌鲁木齐提督的刘厚基和堂弟刘厚填。刘厚填也曾诰授花翎记名提督、振威将军，衡山新桥黄泥町唐星照(“一代女魂”唐群英之父)、衡阳头塘陆家新屋陆成祖、段起之兄段华亦获这两项封赠。

我们经老屋皁培德堂迤逦而上，只见山山岭岭零散的油菜花地，就像云端上一块块金黄色的锦缎，在风中招展散发沁鼻的馨香。沿途茂林修竹，飞禽走兽，村落人家，移步换景，人与自然相处如此和谐，天地间的风光美不胜收。而我们从衡阳来的路上，却很少见到这般绮丽的景致，奇怪这儿的节令怎么会比平川地区早。途中右侧有一个很大的山冲，年前被火烧得遍体乌黑斑驳，说是水皁放羊人家之所为，将枯萎的茅草烧过后，春夏会生长得更加青翠茂盛。在高高的山头上，有一方几分田的残荷，藕尚在塘中未被挖出来，既有西洋油画的表象之美，又有不拘一格的中国禅风意境。

再往前行百多米，坡度渐次增加两米，比起衡阳湘江河边的石鼓书院，刚好高出60米。官家岭上茅草稀稀拉拉的，几十棵松树围绕着一片坟茔，地下便是镐大人和他的妻妾及族人。主坟头的碑显然不是茅洞桥的粉砂石头，而是温润如玉坚硬如铁，估计从云贵大山中运来的。墓罗围呈圆形，墓栏上浅浮雕象、鹿、鱼、麒麟等瑞兽，还有花卉、花瓶、竹子图案，技法娴熟，工艺精湛，栩栩如生。并立三通石质墓碑，碑上有顶，主碑和子碑顶为重檐顶，前檐宽大，主碑顶中间置宝葫芦，两端饰神兽鸱吻，碑文为阴刻皇帝诏书，字迹已经漫漶不清。碑文上端正中浅浮雕一条人头龙身图案，人双手叉头，目视前方。碑文两侧各饰两条龙，龙头互相呼应，形态逼真。碑文下端饰三条锦鲤，似跃龙门状。碑文的上下方及外方饰缠枝花卉纹，象征着花开富贵天地同春。左边子碑碑文阴刻墓主身份：“诰授振威将军全翊臣老大人坟墓。”右边子碑碑文阴刻立碑时间及立碑人：“光绪己亥廿五年六月吉旦，奉祀男蔚起立。”旁有墓联两副：“千载仪型传旧德;万重纶綍换新猷。”“熙朝宠锡光前代;梓里姱修启后人。”左侧是一品诰命夫人继配饶氏之墓，右边次配萧氏不见墓碑。

虔诚地向这位湖湘先贤叩拜过后，给衡南县文物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询问是否知道全祖凯及其墓茔碑文，回答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一时无语，只得请他们赶紧将圣旨拓印保存，免得风水将其磨蚀殆尽。回家再查省市县志史料，均未见其人其名——可叹一代威名赫赫的湘军猛将，竟然被家乡的浮云无情地遮蔽了!

二

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唐浩明说：“凡有史册，就一定有湖湘人群的身影。”

《贵州通志·宦迹志》载：“全祖凯，字翔(翊)臣，湖南清泉县(今衡南县)人。随田兴恕积功至总兵。”考之田兴恕(1836—1877)，实则比全祖凯还小4岁，而且早殁21年，享寿41岁。其人生于湘西凤凰县麻冲，16岁入镇筸镇标，因在守卫长沙城时，与太平军作战机智灵活，得到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激赏，擢升为哨官(一哨百人，哨官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浏阳告急，骆师爷左宗棠命田兴恕收拢湘西散兵游勇驰援，这就是天下有名的镇筸军缘起。因为一举击退太平军有功，被左宗棠封为“虎威营”，后来又被曾国藩命名为“虎威常胜军”。

全祖凯初随田兴恕赴江南征战，事功首见于《左宗棠全集·奏稿九》，其中两处提到全祖凯的名字。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湘军名将刘长佑在江西袁州(宜春)被太平军打得惨败，驻守万载的游击田兴恕率部前去助战。全祖凯时为拟保把总(清代绿营兵编制，统率百人左右)，“怒马冲杀”于前，湘军此役大获全胜。初六日，“田兴恕见贼援厚集，急派全祖凯、毛克宽等率虎威军两营截之，毙骑马贼目一名”。

咸丰五年至同治十二年(1855—1873)，贵州苗族张秀眉等率百万民众大起义，势力遍及150余州县，延续时间达18年之久。咸丰九年(1859年)，贵州提督蒋玉龙因“不能申明纪律，致军心散溃”被革职，朝廷即令田兴恕署理贵州提督，翌年十一月正式委任提督，并诏授钦差大臣兼署巡抚，掌握了贵州全省的军政大权，其时才24岁。全祖凯得授贵州永安协副将，署镇远镇总兵。

同治二年(1863年)，田兴恕因涉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被罢职，朝廷任命沈宏富为贵州提督。沈宏富即著名作家沈从文的祖父，在江南与太平天国作战擢升副将，加云南昭通镇总兵，随同乡田兴恕入黔。全祖凯在沈宏富的麾下，以功擢升即接其任。据《贵州通志·宦迹志》载：“沈宏富奏办贵州东北两路贼匪，祖凯专任营务处。鼎山久不下，令祖凯统数营由石炭关毛坝进札山麓，断贼饷道。时老巢在湄潭，绕道来援，会营官刘名贵、周学桂等四营投贼，合攻中营。祖凯大败，妻小皆失。愤极，再率数营进。适沈宏富奉旨严责，自行督剿。复结降卒为内应。贼惮之。六月十五日，贼弃鼎山，城围始解。祖凯补昭通镇总兵。”沈宏富与田兴恕的关系密切，朝廷派员对其暗中监视，因此两年后主动请辞，定居凤凰古城。同治七年(1868年)，因旧年枪伤复发去世，死时仅有31岁。其在道台衙门对面的中营街四合院，就是现在的沈从文故居。2011年3月18日，我与衡阳画家刘求存到访，感叹房舍依旧，将星和文曲星皆远去，岁月真的太过无情，天地草木亦为之悲泣。

民国时期云南主政者龙云、周钟岳，纂修《云南通志》即有十处提到全祖凯，不但赞其作战勇敢顽强，而且“所部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全祖凯在云南战场上，曾有一胜一败引起我的注意。据《中国近代战争史(一)》记载，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刘岳昭督率所部湘军和新募黔勇两万余人，分三路向滇东北寻甸分进合击起义军。总兵全祖凯率部自功山进，先是小胜一场，嗣后久攻不下。翌年一月三十日夜，又遭义军火攻偷袭，部伍四处溃逃蚁散，云贵总督刘岳昭、云南巡抚岑毓英皆叹“寻甸失利”。《清实录·同治朝实录》疏曰：“全祖凯、贺联璧防守不力，并著查明，据实奏参。”《新纂云南通志》和《昭通少数民族志》，则分别记载同治八年(1869年)，擢任云南提督留守四川的唐友耕率广武军6000人，会合总兵全祖凯等进剿义军，十月围攻鲁甸岩洞，十一月初八日进攻府属之黑石凹、五里坳、长寨、水营等处，杀声震天，尸横遍野，义军惨状不忍复述。

全祖凯的名字在《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中多次出现。光绪三年(1877年)疏曰：“上年十二月间，昭通府属金沙江一带地方，有蛮匪分股滋扰大关厅、仁富乡等处，复有土匪乘机窃发，经署总兵全祖凯等督兵剿办，先后歼除，昭通一律肃清。”这表明朝廷并不糊涂，对其功勋给予了充分肯定。

《游蜀疏稿》是四川总督吴棠会同时任成都将军崇实、继任成都将军魁玉、四川提督胡中和等，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间，向清廷奏报关于平定川滇黔交界处回、苗、汉等民族民众动乱，及处理川黔等地教案的奏折底稿，学术界认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也有多处提到全祖凯。

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全祖凯由云南调防山东，着归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北洋口岸，南始烟台，北迄山海关，延袤几三千里，而旅顺口实为首冲。乃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清史稿•列传198•李鸿章》)是年九月初一日，李鸿章有函《复统领虎威军山东兖州镇全祖凯》，内容如下：“翊臣尊兄军门麾下：夙企英猷，未伸良晤，兹承惠翰，盛荷荩廑。就谂伟略勤宣，师祺集吉，引詹戎幄，允洽䵽轩。执事自滇徼量移，建麾东鲁之邦，辖境绥平，军民悦服。兹复督练虎威一军，扼扎东莱，为烟台后路声援。福帅倚重台旌指挥防务，借为海表长城。惟新军训练宜严，器械宜精。现虽进扎烟台，而该处口岸布置策应机宜，尤望豫为筹度，成竹在胸，临事必更有把握。此间津沽各口军情静谧，与东疆唇齿相依，俄约尚待徐议转圜，及此严整海防，于自强之道，固亦振兴之一机耳。泐复，敬请勋祺，统希台照。不具。愚弟。”(见《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顾廷龙、戴逸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从此信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用了“海表长城”四个字，对麾下一个总兵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晚清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曾一度对全祖凯产生误会，所幸旋即冰释。光绪六年十月初四日疏曰：“詹事府左庶子张之洞奏：‘调防登州之总兵全祖凯，新募之勇大半济南乞丐，土人有丐兵之嘲。’寻奏：‘全祖凯新募各勇，均有名册可稽，操练整齐，尚称得力。’”

光绪七年四月初八日之疏，则是明令“总兵全祖凯、蔡国祥新募勇营，着周恒祺酌量裁汰，以节饷需”，这也是清朝国力积贫积弱，中日甲午海战(1894年)即将开打的前夜。

三

我在幼小的时候，即不时听祖父玉林公和外祖父裕昆公念叨镐大人之名，这是茅洞桥人依其谱名的尊称。其人在当地的传说超过历代所有人物，甚至可以说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曾有邑人网上发帖告白，全氏族人穿凿附会，说是全彰蒿早年家境贫寒，13岁时父死母亡，只得出外讨米叫化。年纪稍长，在归阳街上拜木匠为师，却又不是这块料，除了像程咬金一样会耍斧头，三年学徒期满无法出师：做桌子，桌子放不平;做风车，米和糠一起扬出去。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人告诉他曾国藩在衡州招兵买马，准备平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于是，他以恶作剧的形式给自己卜卦：背向将斧头摔到池塘里，如果浮起来就当兵呷粮，如果沉下去就投水自尽。斧头本来是铁打的，丢到塘里焉能不沉?孰知偏生意外，随手甩出去的斧头，不偏不倚砍中了池塘泄洪涵洞的木桩(一说塘中浸泡的瓜棚树木)，可谓天不灭曹舍我其谁?蒿木匠走出茅洞桥，湘军得了一员虎将，居然官至山东提督。且不说这个民间演义如何拙劣，全彰镐错讹为“全彰蒿”，“山东提督”也是没影儿的事，单说“父死母亡”一项，便知纯系编造——因为家乘绝对不会记错，全宗屏夫妇可都是活过了古稀之龄啊!而且其家数代秀才，读书可是烧钱的事情，全氏家境殷实小康当在想象与情理之中，怎么会沦落到出外乞求遭人嗤笑的地步呢?

我对乡贤全祖凯的调查走访，得到了湖南省图书馆的帮助，尤其是衡阳市图书馆丁民主任的鼎力支持。他们先后搜寻传来《大清穆宗毅皇帝(同治朝)实录》《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清史稿辞典》《清史稿·李鸿章列传》《贵州通志》《云南通志》《娄山关志》《昭通志》《湘军记》《平黔纪略》《游蜀疏稿》《边城筸军》《清实录山东史料选》《中国近代战争史》《中华全二十六史·白话文版·第12册》等典籍，并一再赞叹全祖凯的确是湖南人中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

全祖凯其人其事在家乡湖南，一方面文史学界罕有所闻，另一方面乡民杜撰各种轶闻，两方面情况都令人异常失望。据我考察揣测，此事需上溯光绪《湖南通志》。同治初年，湖南巡抚李瀚章倡修，后任巡抚卞宝第等玉成其事，曾国荃、郭嵩焘等编纂。是志同治七年(1868年)开局采访，十三年编辑，光绪五年(1879年)成书付梓，十一年刊竟行世。国人自古有“生不入志，活不入祠”的传统，因为入志、入祠并非自己生前个人私事，而应是其百年身后的哀荣。光绪《湖南通志》收录了罗泽南、沈宏富、田兴恕、段起、曾国藩等先烈，就连事功不及全祖凯、署寿春镇总兵保靖全玉贵(1832-1855)也入了是志。全祖凯当时在世，而且相当活跃，自然不能入志。民国时期，兵荒马乱，人心涣散，没有静心修志之处，湖南全省有分志无全志，各县很少有史乘。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历史的弥漫硝烟拂过之后，虽然迟来的我们，只是听闻前贤全祖凯的威名，亦可像陈独秀一样抱愧，并且“欢呼湖南人底精神”;或者像杨度一样高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我们惟愿以南蛮气质和士人精神，循着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等湖湘先哲的足迹，坚忍不拔地走出一条让后人敬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