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散文的源头

在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学史上，散文是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它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包括汉以后的赋与骈体文，也包括说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语言修辞的作品。

我国散文与诗歌历史同样悠久，而小说、戏曲的发展晚于诗歌、散文。诗歌产生于口头，而散文出现在文字发明之后。中国散文最远可追溯到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断的散文，是散文的萌芽，如“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足年？”（《殷墟书契前编》）商周铜器铭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如《丁巳尊》：“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殷文存》上二六·后）简短地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内容以及告于先祖的祭日。

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如《尚书·盘庚》是商代国王盘庚迁都于殷（在今河南安阳西北）的报告辞。古朴艰涩，语言带有感情色彩和形象性，“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等比喻，至今仍然活在我们的语言中。

二、古代散文的发展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上古期（先秦、秦汉）、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

先秦除了“诗三百”（《诗经》）外，一切文献都可以称为散文，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具体而言，它既包括《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也包括《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墨子》等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性著作，因而没有纯粹的文学性散文。

（一）上古时期

1．先秦散文

先秦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还不分明。当时的散文，只能说是与韵文相对的一种文体。先秦散文是中国散文的发轫。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1）先秦历史散文。一般地说，历史散文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由于先秦时期纯文学散文尚未出现，而历史著作中的文字叙事、写人非常生动、形象，语言也富于文采，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先秦的历史散文可以说是文学性较强的散文。先秦的历史散文，文学性不强的《尚书》、《春秋》可以不论，而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其代表。《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与之并存的还有齐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鲁人谷梁赤的《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仿照《春秋》，用鲁国国君的世次编年，是一部自成体系的独立完整的历史著作。成书于战国初期，据说作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全书近二十万字，全面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的活动。

（2）先秦诸子散文。春秋之末，王权衰落，诸侯崛起，天下纷争。与之相应，官失其守，礼崩乐坏，士阶层蔚然勃兴，私学兴起，私家著述相继出现。到战国时，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蔚为风尚。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家十家。先秦诸子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阐述各自对自然、对社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具有鲜明的特点。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如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主张兼爱尚贤，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韩非子则大倡法术势。文风上，诸子各具个性和风格。如《论语》简括平易、迂徐含蓄，《墨子》质朴明快、善于类推，《孟子》气势恢宏、辞锋雄辩，《庄子》汪洋恣肆、文思奇幻，《荀子》浑厚缜密、比喻繁富，《韩非子》严峻峭拔、论辩透辟。特别是《庄子》想象神奇，在古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庄子》寓言丰富，并且很多出自作者自创。这些寓言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有着奇幻斑斓的色彩。如《庄子·杂篇·则阳》形容诸侯间的战争时说：“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在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总体而言，先秦散文虽然不是纯文学的著作，但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先秦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

2．秦汉散文

秦汉散文承袭先秦，主要代表作有吕不韦及门客的《吕氏春秋》、李斯的散文（如《谏逐客书》）、贾谊的散文（如《过秦论》）、刘安的《淮南子》、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刘向的《说苑》、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等。需要说明的是，这时期历史传记著作如《史记》、《汉书》、《吴越春秋》（赵晔撰，体例上兼编年体和纪传体，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等在先秦历史散文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经独立成体。

（1）秦散文。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的《吕氏春秋》。该书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撰的杂家（儒、法、道等）著作，又名《吕览》。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这是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2）两汉政论文。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政论文是汉代文学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它的出现与秦王朝政治上的失败密不可分。强秦的灭亡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西汉初年，一些文人继承先秦诸子的优秀传统，关怀国度和社会的发展，或总结历史，借古喻今，或面对现实针砭时弊，剖析形势，勇于表现自己的政治看法和主意，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先是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时时称说诗书，并著文12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新语》。此后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代政论文的代表作家，把汉代政论体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贾谊的代表作《过秦论》，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晁错的《论贵粟疏》主张务农贵粟，立论深刻。

（3）两汉史传文。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造诣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领主要的位置。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两汉史传文的代表作。特别《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是中国文学最杰出的散文作品之一。《史记》、《汉书》在全部封建时期，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范例。

《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汉代的司马迁花了13年的时间所写成的，是所有史书中用时最长的。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上起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汇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巨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发明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了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录了汉高祖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23）共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发明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发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二）中古时期

中古期第一阶段从魏晋到唐代中叶。此时期诗占据文坛主导地位，文（散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代表作有史传文学的继续递嬗：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等；新创地志散文：郦道元《水经注》，有“集六朝地志大成”之称，文风清朗舒朴，对唐之后古文家的游记产生极大影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被誉为现存文史典籍中寺塔记的典范。此外，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采取四六骈体写作的文论散文。

唐代散文的成就亦颇大。《全唐文》收录作者3 035人，而《全唐诗》收录作者2 200多人。但是，唐初近百年间，奏、疏、章、表、启、记、论等基本上为骈体占主导地位，著名有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抷六尺之情”等英词壮彩，成为千古传唱。盛唐时期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开篇就写：“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说理行文简洁明快，已经透露出骈文文风的变化，走向平易晓畅，充满了散体文气。至中唐陆贽的奏议散文更是如此，如《论裴延龄奸蠹书》、《奉天改元大赦制》等，这都标示着骈文去赘典浮词，走上了平易晓畅的道路。天宝后期，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出来提倡古文，明确提出本乎道、以五经为源泉、重政教之用的主张。

中古期第二阶段从唐代中叶开始到南宋灭亡。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把文体文风改革与贞元、元和间的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成为儒学复兴思潮的一部分，形成巨大的声势，散体取代骈体，占据文坛，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散文也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觉发展的艺术形式。唐宋先后出现了“八大家”，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高峰。

韩愈、柳宗元散文文体改革的成功，一方面归因于他们吸收秦汉各家散文文体之所长，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六朝骈文的成就。顾随在《诗文丛论》中指出：“韩、柳文实乃寓骈于散，寓散于骈；方散方骈，方骈方散；即骈即散，即散即骈。”

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之后，在宋代出现了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六位著名的古文家，明初朱右将此八人文章选编《八先生文集》，明中叶唐顺之也以此编《文编》，茅坤继而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自此，文学史称为“唐宋八大家”。事实上，宋代著名散文家比这多得多。如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都是著名的散文家。宋代的散文无论是作家的阵容还是散文的成就都超过了唐代。

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欧阳修、苏轼等人吸收骈文辞采、声调等，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还出现了一种轻松活泼的笔迹文。从宋代开始，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确立起来。明末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再答夏彝仲论文书》）古文至宋成为用途最广泛的文体，元明清这一格局也没有改变。总体上看，宋文注重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秋声赋》、《赤壁赋》堪称典范。

中古期第三阶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元代主要以叙事文学（话本）和说唱文学（元曲）占主导地位，散文成就不突出。至明代，前期以宋濂、刘基为代表，主要以传记、寓言散文的创作成就著称。比如宋濂《秦士录》：“邓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邻牛方斗不可攀，拳其脊，折仆地。市门石鼓，十人舁，弗能举，两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视人，人见辄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则必锝奇辱。’”文字简洁，人物外貌特征一下显现出来了。刘基的《郁离子》则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其中的散文名篇《卖柑者说》，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武官员们，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

（三）近古时期

近古期第一阶段从明朝嘉靖初年至鸦片战争。明中叶，嘉靖初年有前七子高举复古大旗，批评今之文受宋儒理学影响，用同一种道德模式去塑造不同的人事物理，结果造成“文其人如其人”的古文精神散失。如李梦阳在《论学上篇》就指出：“宋儒兴而古文废矣”，因为“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承前七子观点，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集大成者王世贞著《艺苑卮言》，提出文章要重视辞采、句法、结构，文章整体风貌应该有“格调”。这为明代拟古之风盛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嘉靖年间文坛还兴起了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其实也是一个古文复古派，创作上以唐宋古文名家为效仿“正统”，如茅坤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范本。成就最高者是归有光，代表作《先妣事略》、《见村楼记》、《寒花臧志》、《项脊轩志》等，善于捕捉日常平凡琐事刻画人物、抒写真情。

明朝末年小品文兴盛，代表人物有公安派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此外，张岱、王思任等个人情趣化的小品文也很有名。所谓小品文就是题材广泛，多以个人情趣和日常生活为表现内容，短小精炼，体裁不拘一格，序、记、跋、传、名、赞等文体样样俱全。小品文的兴盛代表了晚明散文的时代特点，它摆脱了过去散文庄重古板、宗圣载道的传统，注重描写日常生活，表达真情实感。小品文往往从平常细琐之处下笔，“平”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平”并非平淡无味，平铺直叙，而是娓娓叙来，情趣盎然。到了明清易代之际，张岱的小品文集中更体现了“平中之奇”的艺术特色。如其小品文《湖心亭看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清初文学大体承续明“载道”的唐宋古文传统，代表人物有侯方域、魏禧和汪琬，其中以侯方域的影响最大，代表作有如《壮海棠文集》10卷，《朋党论》、《答田中丞相书》等是其名篇。

清代最有名也最有影响的是“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这与清代社会文化环境压抑密切相关。“八股文”是满清科举取士控制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形态的方式，就文学本身来讲：“譬如有人用苛刻的不能容忍的条件挟制别人，俗称给人‘穿小鞋’。做服装的单位，卖鞋的铺子，都有功而无过，鞋的本身也无善恶的分别。”（启功《说八股》）也就是说，八股文总结了散文的基本做法，它是散文文本的经典写作模式，但强求每个人都写一个模式，就坏事了。清代中叶的散文，桐城派古文占据文坛，出现了姚鼐、阮元、方东树等大家，但其作文讲求“义法”，严重窒息了散文的发展。

近古期第二阶段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近代散文大体分为三派：一为“新文体派”，以梁启超为代表；二为古文派，以桐城派余劲力量严复、林纾和崇尚魏晋文风的章炳麟为代表；三为白话文派，以全新的形式宣传新思想。

第一派在文坛上影响最大，代表人物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代表作《上清帝第二书》、《仁学》等。

第二派代表作有严复《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章炳麟《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争论文。

第三派主要体现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主将文章中。

总之，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基本脉络是：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秦汉历史传记、政论散文等——魏晋、唐文向诗化的“骈文”——韩柳“古文运动”（复古先秦和诸子散文，尤以儒家传统为宗）——宋代承传唐“古文运动”出现繁荣——元明散文受理学影响——明代复古（一主张恢复到秦汉以前，一为恢复“唐宋古文”）——清代八股文（政治、科举需要）、“桐城派”（古文派）——清末“新文体”和白话文体散文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