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作者及其他

《左传》，西汉人称为《左氏春秋》，或称《春秋左氏传》。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班固赞同司马迁的说法，在《汉书·艺文志》中援用了此说。唐代以后开始有人怀疑左丘明作《左传》之说，清代刘逢禄和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左传》是汉代刘歆据《国语》伪造，其说殊为无据。正如许多先秦典籍一样，由于时代的变迁，聚散无常，加之古代长期转写流传及印刷条件之不备，以手抄写，难免后人增损窜入，甚至发现与原书抵牾之处。所以持怀疑论者虽提出了一些证据，然终因文献不足征，难以使人信服。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是聚讼多年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即《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即是否为解释《春秋》而作。司马迁、杜预、孔颖达等人都认为《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但是，因为又存在许多“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以及经、传思想观点对立的现象，遂使许多学者反对《左传》为“传”经之作，认为《左传》为一部独立的史书，与《春秋》不存在依附的关系。对此，杨伯峻先生曾从五个方面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左传》与《春秋》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内在关系。应该说，《左传》与《春秋》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取折中之说，认为《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它的体例编成的编年史。（持此说者，如徐中舒先生，见徐著《左传的作者极其成书年代》，见郑天挺主编《左传选·前言》）

《左传》的时代特征

一部《左传》，是风雷激荡的春秋时代生动的历史记录。《左传》记事，也仿《春秋》按鲁国十二公时间次第编年，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始，延续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止，其后还附记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三家灭智伯之事。《左传》一书，鲜明地体现出春秋这一大变革时代的激烈澎湃的时代精神。

春秋时期，上承夏、商、西周的大一统王朝，下启列国并立、群雄争霸的局面。它既宣告了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的消逝，又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这一时期，大批农奴摆脱了原有的井田制的束缚，获得了人身自由而成为自耕农。经济基础的激剧变化带来了上层建筑的剧烈动荡。随着各诸侯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原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地位遭到了挑战，丧失了对诸侯列国的控制能力。《左传》记载的郑庄公，是第一个发难者，他不但敢于胁迫周平王，用王子狐与郑太子忽交质，而且还在红需葛与周王军队打了一仗，“射王中肩”，完全撕下了周王天子的尊严。

后来晋文公当上霸主，也不可一世地召周王赴践土之盟，周王朝的地位，已等同诸侯了。对于这种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曾慨叹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再到“陪臣执国命”，是旧政权结构改变的三个阶段。《左传》真实的记载了这个变化。以《左传》的记载来划分，从隐、桓二公到庄、闵时期，是王权衰落、诸侯雄起、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从僖公到襄公时期，新的政治制度逐渐确定，世卿执政的情况在各诸侯国已非常普遍，是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时期；昭公以降，“陪臣执国命”，有才干有心计的家臣支配了各诸侯国的政事。此时，权力的下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一股潮流。礼乐征伐制度的变更、君臣礼数的僭越，宣告了一个生气盎然的新时代的来临。

与王权衰落同时而兴的，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霸主地位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左传》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壮阔的历史画卷。自春秋初期郑庄公叱咤于诸侯之间以后，争霸战争狼烟四起，烽火连天。齐桓公九合诸侯，晋文公策命为侯伯，秦霸西戎，楚霸诸蛮，争霸战争，旷日持久。《左传》对争霸战争的描写，最为出色，诸侯虎争，霸权迭兴，纷纭复杂，波谲云诡，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风云录。春秋时期，又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的出现宣告了一个冲破传统思维定势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增强，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意识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从现实生活经验之中，已经意识到宗教迷信思想的虚幻，要求人们摆脱宗教迷信，指出“天命”观念对人的价值抹杀，反对以“天命”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秩序。《左传》详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天、神、人关系的新认识，反映了在思想观念大变革的背景之中，反对天道，重视人道，要求提高人的地位和价值的新思潮的出现。

《左传》成书于战国中前期。这个时期，既保留春秋时代的社会特征，又是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社会生活更为复杂、斗争更加剧烈的时代。一系列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人生问题摆到人们面前需要解答。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各自用理智的评判的态度来阐述和解答这些问题，总结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探索社会发展方向，思考人生的真谛，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左传》作者特别重视人事的总结，探索治乱兴衰之道，这对于群雄虎争的各诸侯国，都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左传》一书反映的民本思想、爱国思想、战争思想、天人观念、伦理观念，是对春秋时代急剧变革的社会历史的总结；作者对宗法制度逐渐解体的描绘，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揭露，又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鉴戒。作者通过对历史的探索，来重新探索人的价值和人的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人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