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言为主的《尚书》

“上古之书”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尚书》原本称《书》，汉代以后被列入儒家经典“五经”，故又称《书经》。据伪孔安国《尚书•序》及孔颖达疏，尚者，上也。《尚书》即“上古之书”。今本《尚书》包括所谓的虞、夏、商、周之书。原有100篇，据说经过孔子编定，此说实不可信。《尚书》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作者可能是各个时代的史官，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后人的整理和增益删改而成。

《尚书》中的思想

《尚书》中的思想，反映了从殷商到西周时代思想观念的演变，其核心是“敬天”“明德”“慎罚”“保民”。“敬天”，因为天是宇宙最高主宰，“德”即上天的意志，“明德”即是“敬天”。天又是怜悯四方之民的，上天辅助诚信的人，民情由此可见，所以要“保民”。保民则要“慎罚”，“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康诰》），要实行宽大政策，谨慎地依法行事。这些思想，对《左传》《国语》和孔子、孟子都有很大的影响。

《尚书》中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如《无逸》篇，周公告诫成王不能贪图逸乐，并不用单调枯燥的说教，而是历举殷王中宗、高宗武丁、祖甲、周文王的事迹，以具体的人物与历史事实，教育成王必须“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论述“无逸”的重要性，这样，成王所得到的历史经验，不是抽象的理性认识，而是具体的形象榜样，是从先人的具体形象中吸取统治力量。

《尚书》的文学特征

第一，记言的特点。《尚书》为记言之史，主要为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典是典制，内容包括帝王政绩，如《尧典》；谟是谋议、谋略，如《皋陶谟》；训诰是训诫、诰令，如《盘庚》《大诰》等，有上对下的告诫、训导，也有下对上的劝谏，有君臣间的对话，也有臣僚间的商谈；誓是誓辞，如《甘誓》《汤誓》《牧誓》，都是战前的誓师词；命是册命、命令，如《文侯之命》，是周平王表彰晋文侯功绩和赏赐的命辞。

《尚书》的这些典、谟、训、诰之文，有的已经具有相当的文采，如《皋陶谟》，作者用了一连串的连类、排比句式：“慎厥身，修思永”“惇续九族，庶明励翼”“在知人，在安民”“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些句子，使文章显出整饬和谐之美。

《尚书》记言的另一特点是鲜明的口语化。文中采用了大量的语气词、感叹词，“嗟”“都”“俞”“吁”“呜呼”等语气词反复出现，如《甘誓》：“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无逸》：“呜呼！嗣王其监于兹。”《金縢》：“噫！公命我勿敢言。”这些语气词的使用，在当时是非常通俗的，增添了生活气息。

第二，简略的人物形象。《尚书》虽是记言，但已经有了简略的人物形象。如《尚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周公，其事迹主要在《金縢》《大诰》《多士》《康诰》《无逸》《君奭》等篇中。《牧誓》是周武王与纣王牧野决战前的誓师词，有一小部分叙事文字。文中有对周武王英勇形象的描写，有对全军将士的庄严的号召，有对商纣王义正词严的声讨。全文如一篇战争檄文，理直气壮，慷慨激昂。

第三，文中洋溢着充沛的感情。《尚书》的语言质直拙朴，但却洋溢着充沛的感情。《无逸》篇中周公告诫成王，以正反事例反复申说，反复叮咛，语重心长，殷殷情切。尤其是“呜呼”这一感叹词的反复使用，更加重了感情色彩。《秦誓》篇，则更多的是悔恨、沉痛的感情，写出崤之战失败后，秦穆公主动承担责任，真诚向国人检讨的心情，表现出深深的自责。第四，恰当地运用修辞手法。《尚书》中修辞手法运用最多的是比喻。如《盘庚》篇中盘庚用“若颠木之有由蘖”来比喻殷室迁居之后，必定像倒下的树木一样兴旺发达；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的比喻，劝告臣下听从君王的指挥；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比喻浮言惑众。

排比的手法在《尚书》中也被多次运用。如《皋陶谟》的论“九德”；还有如《洪范》篇：“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到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结构整齐而错落有致，一气呵成，增强了语言的气势，增强了文句的韵律和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