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伪古文尚书》，是清朝学者阎若璩从东晋梅赜传下的《古文尚书》里取出25篇所作的判定。这个判定至今未改。被称"铁"定或"铁"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这个"铁"定乃"有据之言"，"立于不可败"。自清以来，研究《尚书》的著作基本不研究这25篇。岳麓书社1990年出版的《白话尚书》把这25篇附在后面，定名《伪古文尚书》。清华楚简出来后，当代著名文献学家李学勤说进一步证明《伪古文尚书》确为伪书。事实真是如此而毫无疑问吗？

《伪古文尚书》问题，是否与先秦传抄有误造成的版本不同有关？是否与研究者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不同有关？是否也与阎若璩的治学态度有关？这些均大可怀疑。清代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现代杨善群写了《辨伪学的歧途--评》（见百度网），但学界未予重视。这部所谓伪书有许多重要且极有价值的治理思想，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界有必要尽可能弄清楚这25篇之真伪，这里且先提几个方面的疑问。

1、篇数篇名的合与不合之疑

阎若璩等认为《伪古文尚书》（以下简称《伪书》）之所以为伪书，是因为篇数篇名与他认定的真《尚书》和正《古文尚书》不合。

《尚书》是先秦时代的重要文献。是先秦虞夏、殷商、周朝时期的历史文献总汇。原本不叫《尚书》，总计有3000多篇，孔子删为100篇。据章太炎说"盖《尚书》过多，以之教士，恐人未能毕读，不得不加以删节，亦如后之作史者，不能将前人实录字字录之也。"[1]战国时期抄录传习者众，至秦始皇焚书坑儒而使百篇本失传。据周秉钧译注《白话尚书》（岳麓书社1990年）介绍，秦国博士伏生，专讲《尚书》。秦汉之际，天下大乱，伏生把《尚书》藏在屋壁。汉代初年，伏生只找到28篇。大概由于篇数的分合不同，又称29篇。《史记•儒林外传》说："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29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可见汉代初年，孔子删定的百篇之《尚书》部分已经散失了，伏生所藏据他自己说只剩下这29篇了。[2]

伏生所传29篇，是用汉代的文字写的，因此叫做《今文尚书》。这是《尚书》的所谓第二个本子。伏生口授《尚书》，经过数代传到了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在汉武帝时立于国学，一直传到东汉末年，都得到国家的承认。晋代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族刘聪攻入洛阳，虏去晋怀帝，社会大乱，晋朝所藏图书遭到严重损失。欧阳高、大小夏侯三家的《今文尚书》全部丧失，民间也没有人学习它，伏生流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就这样终于失传了。

武帝末年，鲁共王拆除孔子住宅以造新殿时，又发现一部壁藏《尚书》，它是用古代文字写的，所以叫做《古文尚书》，即孔子后裔孔安国得到并写成隶书献朝廷者，所以又称隶古定本。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这部《古文尚书》与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的经文相比，不同的地方有四：一、多16篇，二、脱字数十，三、异文700多，四、都是古文字写的。这是《尚书》的所谓第3个本子。其多出的16篇，孔安国没有说解。东汉时贾逵替它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注，也只解释29篇，其馀各篇没有师说，所以也没有流传下来。

据载，《古文尚书》只传习于民间，势力较小。汉平帝时，刘歆爱好古文学，建议朝廷把各种古文经书都立于国学，于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才得到国家的承认。由此引起了一场历史上著名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可是历时不久，由于今文经学派势力强大，集体反对，到东汉初年终被取消。《古文尚书》虽未立于国学，但影响大，学习的人多，在学界渐得优势。在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等人的提倡下，《古文尚书》盛行起来。永嘉之乱，《今文尚书》失传，剩下来的就只有这部孔壁《古文尚书》了。南北朝仍然盛行。到了唐代，它又被梅賾所献《古文尚书》压倒，竟至失传。[3]

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賾（梅颐）向元帝献了一部《孔传古文尚书》。据梅赜说，是魏末晋初的学者郑冲传下来的。梅赜没有说明郑冲怎样得到它的。这部书共有58篇，其中34篇篇名同当时流行的郑注本篇名。这是《尚书》的所谓第4个版本。宋代朱熹等陆续怀疑这本《古文尚书》，清代阎若璩则彻底否定了这个本子。他们只认其中的29篇，多出的25篇被定为伪书，以后就叫《伪古文尚书》（下简称《伪书》），至今称之"铁"判，即认为他们这判断绝对正确。其根本理由之一就是篇数篇名不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这个理由非常可疑。

第一，既然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把《书》删定为100篇，为什么阎氏们只死认伏生的29篇和多出的16篇的孔壁本？梅赜本多出的25篇难道绝对不属于孔子100篇本内？

第二，既然伏生壁藏孔子100篇本，为什么伏生后来求其书，亡数十篇，仅独得29篇？难道绝无可能所亡数十篇是伏生不熟悉或不想拿出来讲授的？

第三，既然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把《尚书》删定为100篇是发生在鲁国的事，而其他诸侯国传习《诗》、《书》、《老子》等甚众，孔子100篇本难道就没有多个抄本？

第四，既然伏生本并非孔家所藏，就等于承认了存在不同的版本，为什么今文经学派只死认伏生本？连孔壁本都反对立为官学，其中，难道与汉代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毫无关系？

第五，其实，所谓孔壁《古文尚书》多出的16篇并非16篇，其中《九共》为9篇，共24篇，与《伪书》25篇相较只1篇之差，难道没有篇目分合造成的可能？至于有《汨作》《九共》、《宝典》、《肆命》、《原命》5个篇名不同，篇名之异，古书常有，如《墨子》把《泰誓》作《大誓》，《礼记.缁衣》把《说命》作《兑命》，这里难道没有被传抄所误？

第六，孔安国所献既然是古文字书写的，他完全可能留下原本或抄一副本，此原本或副本在民间流传或家传中完全有误抄误录的可能，为什么非要认定孔壁《古文尚书》绝无不同版本？孔安国由古文写成隶书，难道不会产生错误？既然《汉书•艺文志》记载，这部《古文尚书》与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的经文相比，不同的地方有多篇、脱字数十、异文700多等不同，为什么就不允许梅赜的孔传《古文尚书》与孔安国所献朝廷的《古文尚书》有版本差异？

由此可见，阎氏提出的篇数篇名不合，是不足为据的。

2、阎若璩"由根底而之枝节"辨伪方法之疑

清代学者阎若璩写《古文尚书疏证》把梅赜本多出的25篇"铁"定为《伪书》，用了一个著名的研究方法，叫"由根底而之枝节"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说，"国朝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说他"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2010年《档案学通讯》曾发表袁玮《阎若璩辨伪成就试论》一文，说：孔传《古文尚书》是历来证伪对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经典，经《古文尚书疏证》定案为"伪书"。这是档案辨伪学上的头等大事，是非常成功的"证伪案例"。他被学界尊崇为清代考据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而阎若璩的这种‘由根底而之枝节'的方法，简言之就是先论定某种结论，然后以之做为原则去检验勘正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并以之做为伪造的证据。若‘根底'一旦确定后，而其他工作就显得有据可依且轻而易举。"[4]说阎若璩"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对《古文尚书》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了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结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5]。

阎氏们所认定的真《尚书》既然早在唐代失传，连朱熹等大儒也没有见过，他们怎么能判定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中29篇是真，25篇为伪呢？原因之一就是从篇数篇名上看，如前所述，这里大有疑问，孔安国献孔壁《古文尚书》完全有多个版本的可能。根据之二就是对多出的25篇则用其他"根底"即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根底"来分析判断。然而，他的"根底"本身就值得怀疑。"根底"要靠《今文尚书》和孔壁《古文尚书》在汉代文献《说文》、《郑注》、石经残片等留下的残句以及他个人臆断的古代习惯来凑，这就没有说服力了。既然反映上古三代历史有孔子删定的真《尚书》已经失传，汉代文献《说文》、《郑注》等的引文岂能认定为真？

例如，阎氏说"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著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文出孔《书》：‘昧谷'，郑曰‘柳谷'；‘心腹肾肠'，郑曰‘忧肾阳'"[6]；《尚书》在孔子之后传习者甚多，流传致使版本出现多样性。郑氏、蔡氏的所谓"真""正"不过一是孔壁本，一是伏生的版本。晚出孔《书》不能排除为孔壁本之异本。

又如，阎氏说："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氏《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书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飨国百年，与今书之五十有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7]这也可能是不同版本造成的文字有异。阎氏认定梅赜《伪书》是抄撮先秦文句而成的伪《古文尚书》，当时真《古文尚书》还在，又有石经，作伪者为何不照其篇数篇名伪造，为何不照其行文和其他惯例伪造？那样伪造不更显真实吗？

阎氏的所谓"由根底而之枝节"法不过是引文分析法加主观臆断法。引文分析法是有价值的，但是，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阎氏认为《伪书》是后人根据《论语》、《孟子》、《礼记》、《国语》、《国策》、《左传》等书引文抄撮而成，于是就拿《论语》、《孟子》、《礼记》、《国语》、《国策》、《左传》等书引《尚书》"原文"作"根底"去验勘《伪书》的相应的句子，有误，则判定后者为伪。这种"根底"难得真可靠吗？原文往往有引错，如《墨子•非命子》有引《太誓》曰："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查《伪书》《泰誓中》是"惟受罪浮于桀......谓己有天命，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8]《墨子》引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就是错引。武王伐纣时正是殷朝，怎能说殷"不远"？"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正指出殷纣的下场将与"彼夏王"桀一样的惨。又《礼记•缁衣》引《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伪书》《说命中》是"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显然，《礼记•缁衣》缩了句，改了字："礼"改为"事"了[9]。

阎氏说："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著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于是拿此二者的残句作"根底"去验勘《伪书》。人们不禁要问：郑、蔡难道就不会录错？孔壁书和伏生所献书难道就没有异本或作了手脚的可能？更何况当年伏生口述时年逾九十耳聋口吃，口音又重，所记难道无误？只要版本多样，阎氏的这个"根底"就不可靠。先秦古书传抄者多，版本复杂，例如《老子》有多种，战国楚简《老子》和汉代马王堆《老子》和王弼《老子》就各有不同。因此，阎氏这个所谓"根底"也不足为据。

至于阎氏臆造的一些惯例更不可用。例如，典制方面，他说上古三代没有族刑，实则真《书》之《吕刑》记载就有断其后嗣的族刑（详下）；地理与官名方面，他说"四岳"乃唐虞"官称"，而《伪书》《周官》把"四岳""百揆"都当作官名了，其实，唐虞时代"四岳"原本就是地名，即东、西、南、北四岳，并非正式官称，唐虞时代曾借代为两类官名的总称，阎氏竟臆造"百揆"为他物来做"根底"（详下）；历法方面，他说干支纪日，一定要先说"某月"，这就是他凭主观想象的古代习惯，其实如果是记录的言论则不然，至于那个干支日是属于哪个月的，史官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史官只能照实记录，周公的训话就有过两例。如真《书》《洛诰》有周公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详下）这所有的"根底"都不能使人信服。

3、阎若璩学术严肃严谨性之疑

方立舟在《阎若璩学术成就及其思想史意义》一文中就考据学把阎若璩与顾炎武相比，说：而阎氏《尚书古文疏证》"更是独步一时，超迈前贤，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并说阎氏死后雍正遣人治丧，其祭文有赞阎氏"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义大。"[10]甚为夸赞。其实，阎若璩学术严肃严谨性大为可疑。

所谓严肃性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亦即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要真正"一字无假"，不能瞎编事实和数据忽悠读者。所谓严谨性就是必须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来不得半点马虎，不能贻误学界。阎若璩在这两方面都有问题。

阎若璩论证说，"有如唐虞之时‘四岳'乃官称，而‘百揆'则不然，然伪《古文尚书》却混而用之，以为均属官称，是乃沿袭《汉书.百官公卿表》之误。"意思是"四岳"为官名，"百揆"则不是官名。今查《伪书》之《周官》有"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句，还有"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句，这里的"四岳"并不是正式的官名，《白话尚书》注释即东岳、西岳、南岳、北岳。但"岳"字是借地名而代官名，"四岳"代指四方诸侯之长，《史记•伯夷列传》："尧将逊位，让於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於位，典职数十年。"其中的"岳"借地名而代之的官称。"百揆"也不是正式的官名，"揆"动词"度"借代的官名，相当"宰相"。真《书》《尧典》明明有"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句，"四"和"百"都是数字。"四岳"、"百揆"都不是正式的官名，正如"三公""九卿"都不是正式的官名一样。"公""卿"是多个官名的总称，"三""九"更属数字。《伪书》并没有把"四岳"、"百揆"当作正式的官名，而阎氏竟如此编造，又把"百揆"当作别的东西，哪有严肃性可言？

阎氏以典制而论，说"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说祗肉刑止尔，有之，自秦文公始。伪作古文者，偶见荀子有乱世以族论罪，以世举贤之语，遂窜之《泰誓》篇中，无论纣恶不如是，甚而轻加三代以上，以惨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查真《书》《吕刑》篇就记载以前是有过酷刑的，说苗民也是滥用酷刑的。周穆王说：苗民"杀戮无辜，爰始淫为鼼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罔差有辞"即不减免无罪的人。又说，那么对于苗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乃绝厥世"即断了他们的后嗣，即族刑。[11]当然，《吕刑》记载穆王最终听了吕相的建议，采用中刑，天下太平了。这也说明，此前是有过族刑这类酷刑的，更何况《泰誓》乃一篇讨苗檄文，有过激之词也不足为怪。阎氏竟不顾事实，说《伪书》"轻加""惨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读者更不知他心目中什么叫"有德之刑"。

阎氏又以历法论证说："二十八篇之《书》，有单书月一纪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单书日以纪事，《牧誓》‘是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纪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读去意觉有三十四日而后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意思是如纪事有月有日，就必须在日前有月。"今晚出《武成》先书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复继以癸亥、甲子，是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之以二月，非今文书法耶？"现查《武成》原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罚商。厥四月哉生明....."。[12]这里明明有"厥四月哉生明"，他硬说后面的日子属二月，并指责《伪书》不书"二月"。这不是闭着眼睛忽悠读者吗？

尤其可笑的是，他说"复继以癸亥、甲子，是二月之四日、五日"。按朔望纪日法，如果没有看见"四月"两字，那么"哉生明"三字也没有看到？这"哉生明"是月之初三，结合六十花甲即60干支纪日法推算，"又次戊午"，则应是该月二十九日，怎么是"月之二十八日"？"复继以癸亥、甲子"，接着推算，应是五月的五、六日。怎么可能是二月之四日、五日？"哉生明"是月之初三，这么一点起码的历法知识都欠缺，做学问可能严谨吗？

严重的问题是他说"又次戊午"，这里的"戊午"前有一"既"字，特别是"既"字开头的这一自然段为武王接着说的话。按照周代之例，记言是史官照录的，无月序劈头就是干支日，还有他例，如真《书》《洛诰》有周公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13]又真《书》《费誓》有周公说"甲戌，我惟征徐戎。"[14]这里的"乙卯"、"甲戌"属何月？这里不必有月序，这是常识，阎氏竟不懂，何来学问之严谨性？

尤其是马、郑两家注本孔壁《古文尚书》不仅东晋还在，直到唐朝图书馆也有收藏，阎氏却说东晋失传，以便给读者造成梅赜或他人伪造《伪古文尚书》时无以参考，故篇数、篇名和文句全属胡编乱造的印象，这么做学问，叫"一字无假"吗？在论证过程种又多有前后矛盾之处，造成自我否定，连形式逻辑之同一律都不管了，甚不严肃。

对此，极力推崇阎氏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不得不指出说："其中偶尔未核者"，"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前卷所论，後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後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究属未安。"[15]这些均属不严肃不严谨之例。其中，《提要》连阎氏的"根底"之一郑玄之注前后矛盾也被顺便批评了。

总之，阎氏将梅赜《古文尚书》中的25篇定为伪书完全可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起极大的错误，学界当进一步深入研究之。（朱建亮）

[参考文献]

[1][2][3]周秉钧.白话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2,3

[4][5]袁玮.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辨伪成就试论[J].档案学通讯，2010（2）

[6][7]（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周秉钧.白话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313

[9]陈戌国.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512

[10]张玉春.古文献与传统文化[M].广州：华文出版社，2009:171

[11]周秉钧.白话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223

[12]周秉钧.白话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321

[13]周秉钧.白话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161

[14]周秉钧.白话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247

[15]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J].齐鲁学刊，2003（5）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 群聊

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