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又称《国策》。策，本义为竹简，意同“册”。刘向以为《战国策》的“策”乃“策谋”之意。刘向《战国策序录》说：

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主要从书的内容而言。由刘向《战国策序录》还可知《战国策》在未经整理校定之前，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说明《战国策》的母本繁多。杨宽先生认为：“所谓《国策》《国事》，该是以国别分类编辑的，所谓《短长》《长书》《修书》，就是记载纵横家言的。《短长》就是‘权变’的意思。”（《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战国纵横家书》第156页）此外，在整理校定之前，《战国策》卷帙颇为混乱，文字错讹甚多。刘向就中秘所藏之书，以国分别，以时相次，去其重复，校成定本，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合为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的作者

《旧唐书•经籍志》著为刘向撰，这显然不妥。罗根泽先生以为秦汉间辩士蒯通，也证据不足。《战国策》非一人一时所为，但基本上为战国时期的作品，这一点，还是为大家所公认的。

《战国策》的性质

《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策》列于《史记》之前，归入春秋类而不入纵横家类，后代的史志也多归入“史”部，说明它被作为史书看待。但是，作为史书，它的史料确实存在着真赝杂糅、真伪参半和年代不详等问题，掺入不少“增饰非实”之辞，因此为后代考史者所诟病。自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把它归入子部纵横家之后，许多志书也将它归入纵横家类，而不当作一部信史看待。我们就现存的《战国策》内容来说，与其说它是一部国别史，毋宁说它是一部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的故事的汇编。其史料的真实性虽不完全可靠，也就是说掺杂着不少夸大其辞的虚构，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战国纵横家之世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战国策》一改《左传》那雍容徐迂的贵族风度，抛弃那种恪守礼义的一本正经，把历史的视野，从天子公卿诸侯君臣转换到新兴的知识阶层——“士”身上来，把战国策士赤裸裸的反叛传统、追求功名富贵和朝气蓬勃却又谲诈机变的精神个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它那敷张扬厉、气吞江海、挟霜裹电的说辞与文风，恰恰体现了战国时代万马奔腾、纵横捭阖的人文精神。它是先秦史传文学的另一座高峰，也是中国古代散文作品中最杰出的著作之一。

充满时代气息的全新思想观念

历史视角的转换，显示出作者思想倾向的变化。在《战国策》里，民本思想虽然仍然存在，却非全书的主流，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独创的”纵横策士的思想，它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首先是重士贵士的思想。整个战国时代，是“士”纵横驰骋于政治舞台的时代。刘向说，战国之时，“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战国策序录》）。《孟子•藤文公下》记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谋臣策士的作用如此，以至于他们的喜怒哀乐、用藏行止，直接牵涉到天下的安宁。所以，士人焉能不被重视？

最能表现出《战国策》重士、贵士思想的，莫过于《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章》：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颜斶在这里公开亮出了“士贵王者不贵”的口号，对于传统的“王者贵而士人贱”的观念给予极大的冲击，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另一位士人王斗也同样表现了这样的精神（《齐策四》）。在这样的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思想敏锐的国君也改变了态度，如秦昭王对范睢的态度，又是“跪而请”，又是“屏左右”，又是“虚无人”，一副虚心纳士的样子（《秦策三》）；燕昭王则更是筑宫求贤，广招士人（《燕策一》）。

其次是重利轻义、鄙视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战国策》赤裸裸地宣扬对个人功利的追求，并以欣赏的笔调来描写名利场上的竞争。以至于后人惊呼：“《战国策》，叛经离道之书也。”（李梦阳《刻战国策序》）

以最负盛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来说，无论合纵也好，连横也好，都不是他们信守如一的政治主张。纵横之术，不过是他们猎取功名富贵的工具而已。苏秦说的两句话，颇能揭示当时士人的心态：“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这是毫无掩饰的内心自白。这些士人的最高理想，就是追求“势位富贵”而已。这使人想起孟子所写的“齐人乞墦”的故事。苏秦与乞墦的齐人，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在孟子笔下，齐人是被评判的对象。这就见出《战国策》与儒家思想的不同。战国时期赤裸裸地追求功利的思潮，渗透入非常浓厚的商人意识。《秦策五》记吕不韦时写道：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吕不韦是个“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的大商人，当他介入政治投机活动时，自然带上了唯利是图的意识。王世贞说：“自古及今取富秉权势者，无如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未有如不韦之巧者。”（引自张高瑗《读〈战国策〉随笔》）吕不韦的思想很有代表性。“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已是士人们公开亮出的旗帜。

与追逐功利思想紧密相联的，是对礼义的否定和对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的鄙视。苏秦已公开扬言：“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燕策一》）苏代也宣称：“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燕策一》）这种对忠信、礼义的看法，与传统观念完全背道而驰。战国策士否定礼义，崇尚的是“权籍”和“时势”，是对背信弃义的毫无所谓。刘向说他们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战国策序录》），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倾向，反映了战国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