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40年海内外史学界对1895年 “公车上书”的质疑和辩难，作者给出明确结论：广义的“公车上书”是指《马关条约》签订后，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们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档案中存有这类上书数十件，共千余人次签名；康、梁的活动是整个“公车上书”链条中的一环。其二是康有为组织的四月初九日在松筠庵的“联省公车上书”，这一活动中途流产。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看，前者曾发生些微的政治作用，后者因其“上书”未能递呈而并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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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九篇专题考论均系作者根据档案材料，检视先前各说，作出新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明晰了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

针对 “公车上书”的质疑和辩难，作者明确提出：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叙史者有必要加以区别。

从观察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活动，揭示出当时政情的诸多特点。

重新梳理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历史，见出戊戌变法之基本相：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派，与张之洞、孙家鼐领军的温和派，都在其所宗的“中学”指导下，自行其改革事业，尽管从形式上已尽力模仿泰西、日本。

司员士民为救时而提出外交与军事内容的建策，在今天看来，大多只是救时的偏方，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

此外，“光绪帝召见张元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戊戌奏折”和“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诸篇都分别对补订史事缺环、匡正偏见有所推进。